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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东方:冯振乾与19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的展开

更新时间:2019-10-30 00:53:39
作者: 贾东方  
(18)1942年“诗人节”那一天,他既为“时代的诗人”屈原而“招魂”,也为“现在的诗人”而“企盼”——“归来吧/你宗国的热爱/你以伟大的忠贞/爱你的土地你的人民/为你的民族/你忧郁,呼喊/你狂热的抗争/你隐隐的控诉与吞泣……/伟大的诗人/民族的歌手/你的诗篇/是绚深的银河/是时代的暴风雨/是照耀在诗史上的/黎明的红日……”(19)

   和牛汉、段丰野及同时期的“七月派”诗人一样,诗人冯振乾在创作时反对冷淡地摹写生活,主张在时代与民族的危难面前,将那强有力的精神、情感、血肉、审美趣味渗入客观描写的对象,摆脱抗战初期那种简单节奏与恣肆感情的诗歌艺术缺陷,从而共同开拓出现代新诗的一种雄浑、深沉的壮美境界。在冯振乾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那富于时代感的“血”与“火”的色彩,也能领会到他心中强烈的爱与憎的民族情感。

   直面民族苦难的冯振乾,因抗战烽火及民族危亡命运而燃烧起来了生命的炙热火焰,诗人内在的情感也开始沸腾:“啊,让我烧一杯浓醇的酒/痛饮,燃起我的青春/我要写一篇如火的诗!”当他收到前方战场寄来的浸染着战士鲜血的信笺时,冯振乾沉重地赞叹:“素笺里面的片片红印……不是颊上的落瓣/不是一个红色的吻/是壮士身上开的/自由的榴花/是大地灾难的泪”。(20)面对一批批年轻生命的自我牺牲,冯振乾的眼泪“都被愤怒的心火烧干了,只余下满眼的红丝与火焰似的光彩。”(21)

   关怀现实的冯振乾,心系民生疾苦,批判腐化生活,憎恶投机商人。他用他的笔,描绘着都市的“黑色线条”:欺罔、奉承、媚笑、荒唐、奸险、罪恶、暴发户、狗腿子、肉感的神女、洋装的阔少。他用他的笔,批判着都市中萎缩的人,“是久久放在屋里的花朵/缺乏阳光的憔悴的颜色/是过度的刺激与酒醉的/神经麻痹的/是没有血球的/尸的颜色”。(22)他用他的笔痛斥那些发“国难的”囤积者“是全体骷髅中的肥胖者/像蛀虫一样/无餍的啃蚀健康的肌肉/不管民族的脉管要贫血/不管国家的机体要腐臭……你们的瞳子发着铜臭/你们的手指发着铜臭/你们浑身的细胞都渗进铜质”。(23)

   当然,这种如火焰般燃烧的激情,诗人没有任其流泻,而是以更强有力的克制与忍耐将其化为内在的沉默,“当腐烂忘形狂欢在死亡之前/激怒的情绪乃凝如平静的海/酝酿着浪涛汹涌满天的愤懑”。(24)“沉默如火一般的激情”,是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智,更深刻的记忆;“如火一样激情的沉默”,是更愤怒、更痛苦、更激昂、更博深的情怀。

   冯振乾的诗歌,除了侧重高扬主体意志,富于悲愤的战斗色彩,也有另一类诗歌,着意于体悟自然与生命的美丽,富于沉思吟味的特色。

   他的一首小诗《子夜》,就写得饶有趣味——“纷纷雨敲打着我的小窗,/有芭蕉叶青色之繁茂,/而阶前的孤松逐涛声如潮/房内伏案人的心却更平静了。/我□于红□展卷吟诗。/菱纱窗如似一片橘色之云霞,/而我是一颗云边之星辰。”(25)雨打芭蕉,风动青松,尽得“动”之神韵;展卷吟诗、遥思冥想,诗人独悟“静”之魅力,生命的自在乐趣也悠然可见。虽然这首小诗写于战争时期,但它所关注的已非战斗境况与民生苦难,而在于个人意趣与思想之美,也非战斗气息浓厚的激愤之作,而是讲究意境和色调,作诗艺探索的优美篇章。

   冯振乾这一类悠闲自得的诗作,也呈现了流亡至西北大后方的知识群体的一种心灵状态。李泽厚在论述1930年代知识群体的思想变迁境况时,曾以俞平伯与艾青的两首小诗作比:“同样的夜景,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叶惊秋,上代知识者心灵里的田园恬静的田园画面也进入了兵荒马乱。这就是走向四十年代的特点”。(26)冯振乾也有一首在乡间夜幕中瞭望、聆听的诗作——“望远村的灯火如昼/有如舟泊近了彼岸的欢会/老人温语慰留/杂着小犬一阵一阵的吠声/月光从窗棂撩到了榻上/村头响起了几下更新/我带着葡萄味的鼾睡/梦深处是一片银白”。(27)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艾青的诗与冯振乾的诗放在一起比较,同样的夜景,却是不同的意境,1940年代初期为战时离乱所震惊的知识者的心灵,现在进入了宁静憩息的状态。

   这种宁静憩息,会使得诗人真正进入“生命的沉潜”“诗的沉潜”,并进而完成富于静思之美的作品——“孤独的月亮/高悬在孤独旅人的心/像一面尘封的古镜/有陈年的悒忧与苍白/浮游于乳色的白雾/有多少湖畔的倒影/似一簇百合瓣/一片一片被□剥落/怜惜着,散在月光里/独步在寂寞的幽谷/悠然闲卧在松间的青石桥头/昂首在梦的边□/我□说□此罢休”。(28)月夜漫游,体悟历史长河中的生命瞬间,抑制不住的与自然寰宇的交流融合,或悠然静思、默然独步,或遥思遐想、逸兴纷飞,如此惬意的自在生命状态,如此炉火纯青的字句运用功夫,如此丰富美丽的诗意世界。这类诗作,更近乎“中国新诗派”的艺术风格,正如唐湜在《中国新诗》发刊词所云:“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而我们必须进一步要求在个人光耀之上创造一片无我的光耀”,(29)诗艺探索与美学追求、人的风度与思想的魅力并存,才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诗旨所在。

   可以看出,冯振乾是一位“真正地以生命入诗”的诗人,诗歌意境深沉,感情真挚而内敛,善于将经验的所知所感内化为生命的审美形态,大多数的诗歌都强调内容、形式的统一和节奏、旋律的和谐以及感情、思想的融合,显得典雅凝重而又不失其含蕴丰富、情感真切。总之,其诗兼具七月派诗歌的沉郁、忧愤与九叶派诗歌的悠远、静思之美,比较集中地把1940年代两大诗歌流派的风格融为一体,将中国新诗的战斗性与审美性较好地结合起来,呈现出独特的诗歌风貌(30)。

  

   三、冯振乾的西北题材与“新边塞诗”抒写

  

   辗转流连于荒凉广袤的边塞之地多年,冯振乾的创作对象当然也离不开所生活、居住的西北地理、文化环境。西北地区的文化精神特质,自先秦起就多慷慨、苍茫、悲凉之感,在历史的纵深处,西北的文学也一直在回响着这种深邃的悲沉之音,并形成了刚健质朴、沉雄悲壮的美学风格。经历了清末民初的“边缘化”,西北地区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地域,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又重新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把西北当作抗敌建国的基地”的呼声不绝于耳。“七七”事变以来,随着大批文化、教育团体的内迁,不少文化人来到西北诸地,于是就有了“大西北”在文化地理上的发现——地域的苍茫辽阔,文化的深沉厚重,民性的坚韧淳朴等等,这一切都奇特地混杂在一起,给予流徙寓居此地的知识群体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的大西北,不仅成了抗战的大后方与根据地,也成了冯振乾等一批流亡作家耕耘的处女地,他们用生花妙笔,描写着这块古老而又新奇的土地。当时的一位诗人李白林曾说:“西北是伟大的西北,是文化的宝藏……寓居于西北的朋友们,要多有发掘,多多摄取西北的特殊素材,创造出独特的风格”。(31)冯振乾在《展开蓬勃的西北诗运》一文中,也大声呼吁“诗歌工作者,歌唱在西北”,并积极探索西北地区诗歌的独特发展空间。

   冯振乾非常注重对西北地区特有风情、民俗的发掘与呈现,并借诗言志道:“我受沙漠的诱惑,/爱那原处的美好,/要性子砥砺得更粗野/要理想磨练得更健康。/我是多么的向往它呵:/那星列着□幕的沙原上,/露西亚吹来的浑迟的风沙,/而绿色的草原是碧色的海,/白云会飞,像长帆航在太阳下。/美丽的落日,美丽的夜,/听蒙古少女讲起牛羊的神话。/彤红的篝火烤着芬芳的野味,/看他们狂热的吹起牧笛,/舞起长袖婆娑酣歌,/像一团风中的丛花。”(32)与冯振乾同时期流徙西北的青年诗人牛汉,也创作了《西中国的长剑》《鄂尔多斯草原》《草原牧歌》等大量与西北的沙漠、草原有关的诗作。牛汉反复表达着自身所属的“沙漠之子”“草原之子”的命题,并将之推到悠远的历史、家族的层面,并一再确认着自己的生命、气质、性情、命运与沙漠、草原之间的冥冥关联。诗人将历史的传说与现实的景象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尽情描绘着对于心灵故乡草原的梦幻想象,歌咏着塞北的沙漠与草原风情。

   可以想象,在流徙西北时,西北的文化风貌、精神特质,因时代风潮、离乱际遇、地理景观的交相感应,在牛汉、冯振乾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心头涌起了一种自觉的生命潮动。他们审视着这片土地以及坚韧地生活着的民众,反省着文化落后的现实境况,感受着现代文明氛围中的内在困惑、挣扎,领悟着无声静默的苍穹时空带来的心灵启示,在面对西北大地的空旷、荒凉的巨大存在时,他们并没有陷入痛苦和绝望中不可自拔,反而将这种荒凉辽阔,与厚重的民族历史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充盈着阳刚之气、蕴藏着生命的力度之美的诗歌风格!

   独具军人、诗人双重身份的冯振乾,在“西中国”的“歌吟”与“咏叹”之声中,为西北现代诗歌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剑气箫心”,并在题材内容与精神内质方面,预示着1940年代现代新诗在“走向西北”之后“新边塞诗”的发展倾向。

   笔者这里所谓的“新边塞诗”,主要是针对古典文学中的边塞诗而言的,限定为1917年以后的现代新诗。“新边塞诗”的内涵,笼统地来讲包括几个层面:第一,创作主体本人是“身处边塞”或者有“边塞亲身经历”的;第二,创作对象多以“边塞自然风光”“边塞民风民情”或“边塞生命体验”为主;第三,创作目标更侧重于表现“边塞生活”“边塞风物”“边塞文化”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丰富联系。

   “新边塞诗”的创作脉络,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一直存在,但往往更集中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之内——自1950年代李季《玉门诗抄》、闻捷《天山牧歌》,1960年代的邵燕祥、李瑛、贺敬之、郭小川,中经1980年代的杨牧、章得益、昌耀、李老乡,可能一直延续到当下的阿信、扎西才让等诗人。“新边塞诗”成为一个文学现象热点是在1980年代,因其“对西部风情和西部人生的抒写”“对现代文明的礼赞与呼唤”“注重生命与自然的感应、契合”而备受关注。有学者虽曾指出“五四”以降的三十年间存在用新体诗来歌咏边塞之作,如唐祈在1930年代末的西北风情诗,但因材料、视野的局限性,却做出“在建国前的三十年间似无多少成就可谈”的论断。(33)事实上,1917-1949年间的“新边塞诗”创作成就还是非常可观的,除了唐祈以外,还有牛汉、沙蕾、李泊、夏羊等一批年青诗人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然而,牛汉等人的诗歌还仅仅止于“想象”与“渴慕”的状态,本文所论述的诗人冯振乾却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他的“新边塞诗”抒写则印刻着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战斗豪情,别具韵味,粗略地概括,冯振乾的“新边塞诗”之“新”可能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冯振乾的“新边塞诗”创作,融合了“军旅生活”的真实体验与生命观感。试看其一诗作:“绥策着一黄下马,/暮色从古渡渐渐退掉,/放开马任他饮着流水,/江边横舟随波在轻漾”“一卷书,一柄剑/,案上清灯残了,/银河岸一串小星,/摇摇坠落/六朝读罢顾影怜豪华,/击剑我歌锵□哀兵行,/弧珠列列灿烂如花”“戍楼□□苍凉的吹了,/我心上锁有一语被风揭起;/伫为遥眺积雪的大□,/扬□指向黄沙的天际。/多少战士死去了!/多少悲歌都变作笳声幽扬。/□白骨幻作荧荧灯火,/照写着溪边□人的蓬帐。”“征旗猎猎风更寒了/月明洒□了山崖/听马的瞪瞪□在清谷里/啸声冽冽冷如冰花”

   诗中既有在战场上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高昂意气的展现,又有对于忘我牺牲的沙场战士的悲痛与礼赞,兼有豪壮之风与沉郁之骨,构成了冯振乾“新边塞诗”的特殊韵味。既不像“抗战口号诗”那样的粗糙、激愤,也不像穆旦《森林之魅》那样的深邃、复杂,更近乎盛唐边塞诗的慷慨悲凉、雄浑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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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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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文坛》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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