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 “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议题，自提出以来，引发了持续的讨论。除“抒情传统”本身的构造性、海外学人特定的文化政治立场外，试图在“革命”“启蒙”之外，将“抒情”树立为中国现代性主体建构的另一维度，这种“三分天下”的理论构想，自然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将“抒情”理解为一种特定的主体激发状态，那么无论“启蒙”还是“革命”，都离不开“心声”与“内曜”的唤醒，离不开“心之力”的发动与整合，怎样从“二元”转为“三角”，怎样界定三者之间的区隔，必然是理论上遭遇的一大挑战。再有，在近现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中，相对于个人、主体的强调，“抒情”不乏公向共历史和知识论述敞开的面向，其指涉的范围相当宽广，诚如王德威教授所言：“‘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方式。”这个话题提出本身就包含了与“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的对话意图。①然而，在论述对象的选取上，论者多偏重那些与“现代性”风暴相疏远、相抵拒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个案，无形中又落回公与私、历史与个人的二元结构，暗中龃龉于论述的出发点。事实上，在20世纪左翼及社会主义文艺的脉络中，抒情的话语同样强劲，如果忽略了对这一“主流”脉络的检视，不免会与20世纪中国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有所隔膜。
当然，上述争议的持续产生，本身也说明“抒情传统”这一话题的可能性、生产性。去年十月，我有幸在北大参加“再论启蒙、革命与抒情”讨论会，聆听了王德威教授的主题发言，也读到《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一书的导言与尾声，注意他的论述方式已经有所调整，甚至吸纳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抒情”不再被刻意树立为一对峙的“去政治化”方案，而被理解为一个“批判性的界面”，“启蒙”“革命”“抒情”三者的联动关系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比如，强调知识启蒙无论如何诉诸理性，都离不开想象力的驱动，而“革命如果没有感人心弦的感召，无以让千万人生死相与”。抒情所具有的动员、召唤、提供乌托邦远景的功能，在这里已经被谈到。这一调整无疑会为“抒情传统”的议题打开新的面向，带来更多思考的层次、幅面。
王德威教授早年的长文《“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作为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为“抒情”论述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其中“有情”一语，与沈从文50年代初的“土改书信”大有关联。1951年10月，沈从文赴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工作，在1952年1月给家人的书信中，曾以《史记》为模板，提出了“有情”与“事功”这两条线索：“(两者)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社会中‘事功’相背斥，以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为有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②文章引述了这一段书信，并进行了相应的阐发，“有情”与“事功”之别，连同沈从文60年代初提出的“抽象的抒情”，对应于文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分化，构成了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支撑性材料之一。
50年代初，中共组织大批知识分子赴“新区”参加土改，思想改造的意图自然包含其中，和大多数参加的知识分子一样，沈从文的态度相当积极，真诚地希望这次川南之行能带来“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③，改变自己游离的“个”的状态，真正加入到“群”中，加入新中国的建设进程当中。此前，他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因为不善于在生活上“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对于学习的方式也有看法，自我的“改造”并不顺利。这一次，沈从文却因能“共同来参预历史性的大革命”而异常兴奋，甚至自言“人在群中实在离奇”、离开北京十五天里，“看到的人事和景物都是一生未见也未能想象的”。④由于对乡村世界的变革有了近距离的感知，比照赵树理等作家的创作，他也萌生了新的文学冲动，试图改变以往偏爱“风景画”的旧方法，平平实实地记录这一场“波澜状况又关合奇巧”的乡村变革历史。“有情”与“事功”之说，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的，与其说是借此抒发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身世之感”，接续“发愤以抒情”的文人传统，不如说更多表达了土改运动中重塑自我、摸索新文学方式的兴奋与困惑。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摘录书信中的片段，评说“有情”与“事功”的矛盾对峙，其实是不甚全面的，一定程度上抽离了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没有留意到沈从文思考中的曲折与反复。“有情”与“事功”之别，在他那里并没有被结论化，他当时的用心，更在二者“综合”之难度与可能性。这一特殊心境下提出的“有情”之说，其实特别值得玩味，某种意义上，也提供了一个触摸“抒情”与20世纪中国“革命”之关系的别样个案。
自1951年10月25日从北京出发，到1952年2月土改工作结束，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沈从文持续写下了数十封家信，记录参加土改见闻、感受，以及对川南山川风物的体验。他似乎有意要复制1934年返乡探母的经验，用书信来为后续的创作准备素材。那一次，他也是一路上不断写信给张兆和，后来在“湘行书简”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代表作《湘行散记》。1951年11月8日，刚刚抵达内江县，沈从文就写信给张兆和，谈到了这样的计划：“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⑤有关这批“川行散记”或“土改书信”的讨论，相关的研究与评传都有涉及，最近又相继读到姚丹、李斌两位的论文，对于沈从文在“土改书写”中面对的困境、挣扎，有了更为深入、体贴的分析。特别是李斌的论文，结合川南土改的材料，指出由于身体不适等原因，沈从文当时并未参与土改的核心工作，“参加土改”变成了“参观土改”。相对边缘的位置以及创作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了“土改书写”最终的挫败，这也表征了知识分子改造的艰难与限度。⑥“有情”与“事功”的提出，正是其创作思想上矛盾、挣扎的一种表现，具体到文学方式上，则又连带了“风景”与“叙事”“动”与“静”的取舍、调和。
在书信中，沈从文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探讨个人文学方式应有的转换，尤其是反省爱好“自然风景画”的旧习，认为这“本来是一种病的情绪的反映，一种长期孤独离群生长培养的感情”，“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适工人情感，只是小资情感”。他打算向赵树理学习，放弃作风景画的旧方法，“只要能忠忠实实来叙述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多数和少数人事变迁及斗争发展，就必然可以将现代史一部分重现到文字中”。⑦这似乎是一种改造“旧我”、主动迎向新时代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写土地人事关联，配上景物画，使人事在背景中动”是自己的文学特长，很难轻易割舍，因而不时重申“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的必要性，觉得“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能取得动人的效果。⑧他此一时期的书信，也包含了不少寄情山水的文字，或登高远眺，或寂然凝虑，“看风景”的装置在个的感觉结构中，依然十分稳固。
在“风景”与“人事”“抒情”与“叙事”“动”与“静”之间，沈从文态度的犹疑、踌躇，与“有情”之说内在的张力，多少也有些牵连。简言之，在他的逻辑中，如果将“事功”理解为客观的历史实践，理解为一种变动的“人事”，那么“有情”则是实践中的一种特定的主体状态——“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风景”抑或“静的空气”，正是“有情”的内面得以凸显的一种场景、舞台。需要注意的是，“有情”不仅内向辨认，同时也向外部敞开，它区别于“事功”却并不一定外在于事功，恰恰可以通过穿透、包容后者而实现一种内外的综合。在书信中，沈从文以司马迁为参照，认为“这种态度的形成”需要“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认识”。⑨换言之，“有情”是一种抒情装置，也是一种认识装置，如何在一个困苦又饱满的主体内部，去整合现代历史的变迁及其对脆弱个体生命的意义，是沈从文此一时期关切的焦点。扩展视野的话，实际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在文学形式方面的兴奋、焦灼和困惑，就大体围绕这一轴心展开。
1952年1月24日，临近旧历新年，在村中独自一人过年的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回忆起以往“三个旧年，都是在辰州过的”，自言这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这“三个旧年”中，就包括1934年那次返乡，一个人在小船上顺沅水下行，“《湘行散记》和《边城》，因之而产生”；另一次则是1937年底“和小五哥萧乾等从武昌过沅陵，同在沅陵，同在芸庐”，又是“独自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也是完全单独”。在个人生命史的脉络中，将当前的感受衔接于记忆中的场景，是沈从文相当内在的一种心理机制，此次赴川南土改的途中，也伴随了过往经验的不断闪回、重复，计划中的“川行散记”对《湘行散记》的模仿就是一例。
有意味的是，30年代的两次“返乡”，对沈从文的文学都产生了内在的影响，将两次“返乡”与此次的“下乡”放置在一起，似乎能构造出一个理解个人心路的动态框架。第一次返乡，因目睹了湘西社会的解体，所谓“不易形诸笔墨的悲哀”，已渗透在他返乡归来后完成的《边城》之结尾、题记以及《湘行散记》中，正是这两部作品确立了沈从文乡土挽歌者的抒情形象。第二次返乡，是在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与友人一路南下，曾在湘西沅陵小住了三个月左右，由于对湘西地方的变化、内部错综的矛盾以及在战争中的位置，有了更为切近的了解，他又产生了一种“重写湘西”的想法，即：试图“辟谬理惑”⑩，不再刻意营造乌托邦式的乡土社会，转而将湘西变动的“人事”放回具体历史的“长河”中，检讨它的历史困局与可能的出路，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后期，《湘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一系列作品，都属于此类“重写”之作。50年代初参加土改时的文学动念，其实也在这一“重写”的延长线上。(11)如果将这三次“下乡”联系起来，或许更够看出一个对生产斗争无多知识的知识分子，试图不断贴近乡土、在历史变动重构自我位置的持续努力。
对于习惯牧歌抒情的沈从文而言，“大规模”处理社会人事的长篇叙事，并不是他擅长的方式，如何克服抒情牧歌的限制，将历史变动经验纳入到自己的写作中，是他面对的一大挑战，用他的话来说，“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12)。他40年代尝试的“重写湘西”系列，都不同程度上伴随了文体“综合”的努力，“风景”与“人事”、“抒情”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也一次次地显现：《湘西》作为一部“沅水流域识小录”，保持山水游记风格的同时，就多了几分社会考察报告的色彩，着重剖析了湘西的社会状况、历史积弊；《长河》则试图在“牧歌的谐趣”中，夹杂人事的乖张与相左，大量消息、闲谈的加入，造成了一种夹叙夹议的“谈话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述内在的有机性、流畅性；《芸庐纪事》的处理则更为极端，借主人公“大先生”之口，沈从文在叙事中直接插入了一大段完整的“政论”，“讲故事”与“发议论”的冲突，造成了小说内在的解体；相对而言，40年代中后期写作的《雪晴》系列，将鲜明逼人的“风景”描写、湘西社会内部暴力的分析，个人意识觉醒的回溯，衔接、组织于一个家族仇杀的故事中，似乎部分达成了“综合”的意图。(13)
总体来看，在40年代“重写湘西”的作品系列中，文体“综合”的实验并没有成功，《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均未完成。当局审查制度造成的干扰之外，作品内部无法化解的文体张力，或许是更内在的原因。对此，沈从文不是没有觉悟，在长文《水云》中有这样的检讨：
用这种“从深处认识”的情感来写战事，因之产生《长河》、产生《芸庐纪事》，两个作品到后终于被扣留无从出版，不是偶然事件。因为从当前普遍社会需求来说，对战事描写，是不必要如此向人性深处掘发的。其实我那时最宜写的是忠忠实实记述那些偶然行为如何形成一种抽象意象的过程。(14)
《长河》《芸庐纪事》两部作品的中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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