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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再论理论与实践--访华演讲录

更新时间:2006-11-24 00:35:07
作者: 哈贝马斯  

  

   薛巍 李瑾 朱霖 译 郁振华 校

  

   我首先要向诸位提及的是,对于在更广的教育、政治和文化的范围内哲学应担当何种角色的问题上,古希腊哲学给出的两个回答。这主要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相联系。当然,随着哲学对自身看法的变化,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古典观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近代,在多少有些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条件下,关于自然法的各种契约论和各种历史哲学都促成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同于古希腊的诠释。那些主要的诠释又是和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的。但是,曾经和这些近代的回答相联系的政治期望业已粉碎,在我看来,这一期望的破灭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对在这一问题上的两种完全相反的回应。一方面,在哲学能成就什么的问题上又重新转向形而上学的和准宗教的理解。海德格尔以及他的一些后现代的追随者们便是这一转向的代表。另一方面,政治理想的破灭带来的失望又导致了这样一种清醒的哲学,即在复杂社会的框架中,相对地确定哲学的公共作用。在一种科学主导的文化中,在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越来越体会到了要过个人生活的强大压力―与上述对哲学的较为谦逊的理解相伴随的,是哲学的各种的角色的专业化。

   最后我将讨论公共知识分子更具影响力的角色,通过这以角色,任何旨在促进康德所谓"启蒙"的努力都将在公共领域中得以贯彻。

  

   一

  

   在哲学可能的实践影响的问题上,柏拉图的回答概括起来就是:没有什么比理论本身更具实践性。柏拉图坚信,在最终的意义上,沉浸于对宇宙的沉思在宗教和认知两方面都非常重要。理论所促进的灵魂的塑造过程提供一条通向知识和救赎的道路。理论引发了灵魂的净化,以达到心灵的拯救、皈依。因为当灵魂上升到理念的高度时,低级的利益和激情都被排除出去。在上升到对理念的理性的把握的过程中,灵魂使自己摆脱了物质的枷锁,并将自己从肉体的囚禁中解放出来。因此,古希腊人将那些专注于沉思生活的有智慧的人当作值得尊敬的楷模。在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传统中,理论活动(bios theoretikos)也同样具有优先性--较之于其他任何种类的实际生活,沉思的生活享有更高的地位。然而,与巡回教士、隐士和僧侣不同的是,那些智慧的人们代表的是一条具有排他性的,因而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踏上的得救之途。由于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哲学对公众的影响力就很难和承诺普渡众生的世界宗教并驾齐驱。因此,从古典时期的后期开始,希腊哲学和制度化的宗教处于一种共生状态,越来越成为神学的学术机构,丧失了哲学自身独立的对于拯救的承诺。?quot;哲学的慰藉"作题名的书越来越少,一神论宗教解除了哲学在提供慰藉和道德教育方面所承担的任务。在欧洲,现在是教会在帮助人们应付现世的悲苦、贫穷、疾病和死亡。与此同时,作为世俗理性的驻足之所,哲学逐渐退缩到认知领域,并以典型的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把理论理解为获得知识的途径而非得到拯救的途径。

   对于哲学的实践影响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还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回答。他主张,只有以实践哲学的形式,理论才获得一种实践的意义。而这部分哲学远离严格的认识意义上的理论,专注于探讨关于人如何才能最明智地生活的各种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意义上,伦理的推理放弃了理论的三个古典主张。首先,在如何追求幸福生活的问题上,用世俗的教导取代了昔日宗教拯救的承诺。其次,理论担保了知识的确定性,而在这种合理的对日常生活的导向中我们却找不到类似的确定性,因为实践哲学服务于明智的生活而非科学。最后,伦理的洞见再也不会因理论化的生活模式的塑造过程而加强。相反,伦理学不得不预设它的那些相当社会化了的听众能成功回顾人格发展的成功之路。只有对那些业已直觉到幸福生活之真谛的人们,哲学才可能教他们如何去追求幸福的生活。   

   在近代的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条件下,当本体论和神学的背景预设显得越来越有争议,实践哲学又向前迈出一步,甚至于牺牲了它的内容。因为,鉴于世界观的多元性,现代的伦理推理已无力为某一成功生活的诸种特定模式加以辩护,并将它们推崇为值得仿效的典范。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在自由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权发展和追求他所理解的善的生活,或者更慎重地说,他所理解的没有虚度的生活。以此假设为基础,伦理学(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教人们如何过幸福生活的学问)以下基本问题更加形式的方面:我是谁,我将如何生活,长远地看什么对我是善的等等。从克尔凯郭尔开始,伦理学采取了一种存在哲学的形式,仅着力于阐明一种清醒的或者本真的生活方式的各种条件和模态。若哲学伦理学采取的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解释学的形式,那么它就要考察人们是如何用传统来澄清其自我理解的。若它采取的是商谈伦理学的形式,那么它就要探讨为获得清晰的自我认同必须进行的论辩过程。自克尔凯郭尔以来,各种现代伦理学--在古典的作为生活指南意义上的伦理学--已经不再试图去阐明那些被公众认同的典范的生活模式;相反,它们只是为个体在选择特定的反省方式时提供建议,以使他能过一种出自自我选择的本真的生活。

  

   二

  

   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古典联盟一旦崩溃,真正现代性的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是沿着契约论和康德式的义务论路子发展的。它们以有关对每个人都同样好的共同实践的正义这样的道德的、法律-政治的问题,来取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长远的善"这样的伦理、政治问题。当一些规范平等地体现了每个人的利益,因此能够得到所有理性主体的非强迫性的主体间承认,它们就被认为是"正义"的。与此同时,体现于自然或世界历史中?quot;客观理性"概念转变成一种作为个体行动者理智能力的"主观理性"观念。所有参与者都被视为自由、平等的参与者,他们希望由他们自己,自主地建立他们日常生活的诸种规定。康德和卢梭把"自律"看作使自身意志受制于律令的能力,当然,只是受制于那些对每个人都同样好,因而值得采用的普遍律令。立足于这种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哲学"仅仅由于理性"而推演出了一些高度易爆的概念。正如黑格尔宣称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由哲学引爆的"。他相信,根据关于自然法的契约论传统,哲学作出了空前的宣告:"人以头立地,也就是说,他立足于他的思想,并根据思想打造现实。沿着这条思路,近代的自然法和革命的内在关联,又给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提供了另一种答案:哲学在思想中预期的正义社会,应该通过革命的实践变为现实。然而同时,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关系,如马克思构想的那样,已变得问题重重。   

   这一点--如果我们集中于概念的而非经验的联系--可归因于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哲学的工具地位。目的论的历史概念试图弥补现代自然法的规范主义的内在缺陷。这不是要贬抑对得到理性辩护的"正义共同体"的各种有条有理的规范性建构的持续的意义。按照这些观念,有可能谴责现存的非正义,并在政治上要求更多合法的组织机构。但是,规范主义的建构在说明应当如何的同时,却对应当的东西如何在实践中实现未置一词。正因如此,黑格尔轻蔑地嘲笑 "仅仅'应当'的无能"。所以,浏览一下历史,找出那些天生就支持规范性观点的倾向,看起来是合理的。作为一种新的、以未来为指向的历史意识的结果,这一领域被置入了意义,所以,历史首次引起了哲学的兴趣。康德开始讨论"理性在历史中的实现"这一问题,黑格尔则将理性这种超历史的运动转化为一系列关于理性起源的过程概念,这种理性再被认为既给予自然也给予历史以结构。

   黑格尔试图用他那辩证的历史哲学在抽象理性的规范性和当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康德那里,还只是相互合作的个体的道德实践得到了历史哲学的鼓励,而黑格尔却提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历史"观念。考虑到世界历史进程的逻辑以某种方式是先定的,黑格尔一些著名的学生感到了一种挑战,即为一种他们能够再次赋予历史行动主体自身的实践形式创造空间。对于他们的导师的体系,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既着迷又反感,他们俩拒绝哲学的唯心主义形式,但又想保留其理智的内容。他们现在想通过废除、扬弃哲学来实现哲学,当然不是像康德那样,通过个人的道德行动,而是采取政治的手段。这样,他们最终把古典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了个个儿。

   现在,理论将身披两副装束登台亮相,一是虚假意识,二是批判。在这两方面,哲学都根植于处在某个特定社会背景之下的实践之中,并一直依赖于它。当批判理论试图揭示那自以为独立于任何历史条件的传统理论的背景依赖性时,这种批判已意识到它自己的社会根源了。在凝视自己历史缘起的背景之镜时,它还得到一群被批判的洞见激励、从事解放性实践的听众,自我反思的理论现在想提供的,正是这种批判的洞见。

   这样,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理论转化为一种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旨在引发对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的实践颠覆。他把这种实践理解为既是对哲学的扬弃又是对哲学的实现。但是,早在可怕的苏俄实验失败和苏维埃帝国解体之前,这一极端的思想就被证明是错误的了。这一版本的理论化为实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遭到批评。在这方面,我只讲三点。

   批判首先指向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事实上还没有和形而上学的总体化冲动相决裂,而只是把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从自然界搬到了作为整体的历史上。但是,与此同时,科学的可错论的自我理解也触及了哲学,触发了这样一种意识,即历史的结构性改变不再被认为是展示了什么看不见的手。其次,批判把宏大主体的影像投射到世界历史的幕布上。集体行动者的概念,例如社会阶级、文化、人民或时代精神,都表明了某种超大主体。但是,不同个体间分歧的信念、分歧的意向可以通过主体间的交流和商谈而被理性地整合为一体。因此,批判指向了把宏观主体投射到世界历史的屏幕上这一点。集体行动者的概念,例如"社会阶级"、"文化"、"人民"或"民族精神",都暗示了某种超大的主体。但是,不同个体之分歧的信念、冲突的意向可以通过主体间的交往和商议而被理性地整合为一体。因此,在一些关键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干预有赖于民主的观念和意志的成形。第三,前卫式的社会革命的计划又招致了对批判理性自身那些过于膨胀的主张的批判。掌控历史的兴趣-就好像那本质上是偶然的、很大程度上难以通达的历史事件之网是第二自然似的―不幸取代了那种试图将人类从被压迫的苦难史的重复强制中解放出来的冲动。受所谓"历史的法则"指导的实践概念跨越了有限人类心智的界限,也没有对一种实践形式的多元构造足够的尊重,这种实践是由交往着的行动主体的"是"(肯定)"否"(否定)来推动的。它把社会化个体的主体间实践与那种仅仅自我申张的集体主体的技术干预混淆起来。

  

   三

  

   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变理论为实践的冲动仅仅反映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的工具理性的另一侧面。换句话说,"哲学如何成为实践的"这个问题的现代提法其提出方式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我认为,一下子跳到这个结论还是轻率了些。一想到今天已变成仅仅是诸学术科目之一的哲学,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躁恼之感,觉得少了点什么本质的因素。至少很难否认这样的直觉,即一种倒退为一学科科目、自我维系的话语的哲学,已不再是这个词恰当意义上所指的哲学了。缺点倒不在于总括化概念--即把自然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思辨--的缺席。在现代性中,特别是考虑到20世纪的灾难时,一些由理性揭示的形而上学意义不可挽回地失落了。一种退缩为一个学术科目的哲学所缺少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视野,通过它,哲学陈述会获得那提供某种生活方向的力量。

在一个理论以明显错误的方式变为实践遭到惨败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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