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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为现代国家扎牢“公共”桩脚

更新时间:2019-10-26 21:29:17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这一社会工程,既不是基于乌托邦的预先设计,也不是基于琐碎现实问题的救急,而是在国家建构的实际处境中设计蓝图、进行施工的复杂项目。回观这一社会工程的早期施工,可以发现它落定为一套立宪民主制度的框架结构:从国家权力机制上讲,区分国家与社会空间,确立权力制衡体系,树立法治权威,按照程序治国,都是需要强调的一些基本点。从公民的角度看,国家必须保障公民与潜在公民的权利,必须落实自然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利形态,必须与国家携手处置公共事务。这就构成国家与公民针对立宪民主机制的双向限制。

   人们常常认为,立宪民主的现代建国,应该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人为的设计与构建很难成功,因为“强扭的瓜不甜”。这是一种貌似合理的偏颇之论。现代建国肇始于英格兰,1215年签订的《大宪章》是一个历史节点,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格兰为全球建构现代国家树立了范例。由此推向欧洲大陆、北美及世界各地。对英格兰来讲,这个过程是自然历史进程与人为建构国家的奇妙统一。此后一切国家,要建构现代国家,都命定将以人为建构为主,并主动而为地塑造建国历史。这段长程历史证明,经过革命的社会,是完全能够成功建构现代国家的。与建国同时诞生的公共生活模式,也完全可以与现代国家共同成长。革命与现代建国既不是天然的孪生子,也没有天生的对立性,关键是看建国者们如何理性处理“为自由而建国”的立宪机制建构问题。

   “公共”的政治哲学需要处理上述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需要力避一些似是而非的立论:譬如断言历史与现实中的所有政体都具有公共性,来混淆公共与公共性的根本差异。公共性弱化现代公共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政治安排的特定内涵,让人们无视建构现代国家必须守持的确定无疑的边际界限。

   又如有人认定,离开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历史的渊源条件阙如,就无法建立起发达国家那样的立宪体制。这也是一种混淆视听之说。历史发生与类型选择并不是绝对对峙的,只要后发国家认同立宪国家为其建国目标,朝这一目标做出的建国坚韧尝试,就总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再如,有人强调依宪治国仅仅是保底的政治形态,由于缺乏道德想象,因此很难上达政治理想的层次。这也是一种不知现代国家为何物的武断之说。现代国家将道德责任放置到每一个成员的肩上,这是此前致力卸掉个人道德责任、总是推卸到上帝或哲学王身上的传统机制所完全未曾虑及的刚性道德责任。现代国家的道德机制不同于古代的机制,但绝对超越了古代国家那种将一人的德性或一神的道德赋值用来遮蔽人人的德行的境界。

   还如一些人认定的,现代建国丧失了传统的有力支持,因而总是处在摇摇欲坠的危险状态,需要夯实现代国家的传统根基。这同样是一种扭曲论断。因为现代国家正是在传统的漫长发展中孕育出来的,现代国家中存在的诸多传统因素表明,它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从古至今的国家演进的结果。它自身也只是国家继续演进的一个特定阶段。

   如此诸类质疑现代国家的论断,拙著都有辨析。全书共分八章,涉及八大论题,导论交代论题缘起,后记做了研究表白,算是对“公共”的政治哲学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清理。进一步的研究,还需展开,并有待贤者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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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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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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