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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珏:文化与社会:政治社会学的视野——布迪厄象征差异理论

更新时间:2006-11-24 00:27:12
作者: 朱伟珏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本文对布迪厄的象征差异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布迪厄指出,象征差异以间接的方式——通过惯习这一媒介——从属于它们所表达与改变的经济差异。而且在象征体系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总是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并作为一种合法品味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象征权力”。象征差异体现了一种等级关系和权力关系。这一理论不仅揭示了文化在社会结构(各种支配关系和不平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我们剖析以各种不同形式影响和制约人类知觉、判断及行为的无形的权力作用,即“文化支配(象征支配)”的机制方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布迪厄、象征差异、惯习、文化正统性、趣味

  

  自20世纪80年代起,“差异”问题已跃居现代思想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位置,并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学科和流派所谈论。语言学的符号差异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差异化策略、女权主义的性别差异理论以及各种建立在“文化差异”之上的分类理论已成为当代思想与社会理论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内,“差异”是一个主要用来理解文化与社会结构之关系、揭示根植于品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规范以及社会等级制度之上的各种结构性不平等的分析概念。埃利亚斯、汤普森以及布迪厄等众多社会科学家们意识到,文化决非传统社会科学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自律性要素,它与社会总体结构及其结构内其他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与意义一方面可能对人类的经济生活,以及政治进程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包括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内的社会结构的制约。文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质条件的约束,而且经常与政治支配和权力纠缠在一起,甚至作为一种隐蔽的政治资源为阶级、性别和社会化模式的再生产服务。总之,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结构化”的过程,即每一方既结构化对方又为对方所结构化。深受社会等级秩序影响的文化,同时也通过各种差异化操作再生产着社会的差别。

  在各种有关“文化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布迪厄的以“阶级结构与文化”为焦点的象征差异理论被公认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之一,它通过品味与生活方式等象征(文化)差异来揭示阶级差别,进而阐明文化与阶级差距、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布迪厄认为,在社会空间内,不同的阶级依据各自的经济与文化资本形成不同的地位,阶级界限按照社会等级制度进行划分。而且任何社会阶级都会形成一整套属于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品味。换言之,生活方式和品味等象征关系是由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社会地位有等级的排列和决定的。同一社会阶层具有类似的品味并实践着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在决定高雅或正统品味的象征斗争中社会威望的作用已岌岌可危,权力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其结果,正统品味体现的总是统治阶级的品味,生活方式的差异则反映了阶级的差别。布迪厄的这一通过阐明象征差异机制揭示“文化与阶级结构”关系的理论,此后,与埃里亚斯的文明理论一起,共同成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教育学把握“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最为经典的两大社会学理论范式。

  

  一、差异与惯习

  

  在语言学中,符号即指“并非积极地受制于内容,而是消极地决定于它与系统内其他项目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仅仅存在于差异之中,而且只存在于否定性差异之中。语言总是取决于它与其他语言的关系,即它与其他语言的差异。构成语言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同样无法独立于语言而依赖于先于语言存在的现实。它们只有在语言这一关系网的挑选下,才能确立意义。例如,“兄长”一词只有在与家族、父母、兄弟、弟弟、姐姐、妹妹等单词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意义。而且这一差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环境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英语中,不存在兄、弟、姐、妹的区别,只有兄弟(brother)和姐妹(sister)的差异。因此,不论是语言(符号)还是声象(能指)及其意义(所指),都决定于它与其他项目的关系。此类关系的存在必须经常放在它与全体的关系、与其它项目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因为只有这样,语言才有可能表现其有限性和对象。

  结构主义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它赞同符号学关于任何给定的文化所使用的特定符号都要受到语境限制的观点,但与此同时,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将其符号和谐有序地编织成基本相似的结构,而且必定存在一种关于符号的普遍模式。结构主义将二元对立模式作为其核心观念,认为明/暗、好/坏、积极/消极等相互对立的符号表明,事物可以通过对立双方的差异,而并非其本身作出界定。换言之,意义依赖于对立双方的差异。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则站在更为本质的立场上审视了运用二元对立结构把握差异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所有差别都隐没在僵化的二元结构中。因为现实世界几乎不存在中性的二元对立。二元中的一极总是处于支配性地位。而且,通常情况下,它都是把另一极作为反衬纳入自己的操作领域的。在二元对立的各极中,始终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因此,符号的差异同时体现了一种权力结构。我们只有以“支配/被支配”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对立结构,才能把握住隐含于此类话语中的权力关系。

  布迪厄的象征(文化)支配理论是一个从社会学层面揭示隐含在各种符号差异(象征差异)中的社会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的阐释框架,它假设依据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差异组织起来的社会阶级状况与品味、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等象征关系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源关系。象征差异反映了阶级的差别。那么,在布迪厄的象征体系中,“差异”究竟具有怎样的涵义?阶级差别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被转换成品味、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等象征差异的呢?在法语中,“差异(distinction)” 一词原本是动词distinguer(区别)的名词型,具有找出A与B的差异并将两者作为不同的事物加以区别之意。也就是说,“差异”的基本词义是区别、辨别和识别。不过在《Distinction》中,布迪厄大大丰富了“差异”的内涵,赋予其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首先,distinction不仅具有区别之意,而且还包含“将自己区别于他者”之意。即是说,“差异”成为一个同时包含①在运用超越的视点俯瞰对象的同时作出客观判断,以及②给对象化了的自己与他者的差异标上标记的主观选择,双重涵义的概念。而且distinction体现了一种正向差异。它通过强调自身的优越性来显示自己比他者更优秀,并借此从平庸和匀质化的集体中脱颖而出。不难看出,在此“差异”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区别自己与他者而使自己更受瞩目。行动者试图通过此类区分行为,尽可能在作为一种差异化系统的社会空间内占据更高的位置。

  其次,distinction还可以作“高贵”、“有格调”之解。法语中“某人是差异化的”即表示他是“高贵和有格调的”。“distinction”一词包含贵族阶层特有的品位、上流阶级优雅的举止以及高贵的气质等属性。从这一意义上讲,“差异(区分)”是行动者主动采取的一种象征性行为。它不仅可以使行动者区别于周围其他人,而且还能使其成为比他者更高贵、更优雅的卓越性存在。在此,“distinction”成为一个表征“差别化”和“具有卓越品味”的概念。

  此外,“差异”还是一个关系概念。布迪厄认为差异并非实体,无法单独存在,只体现于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之中。不难看出,这一根植于“关系”的思考方法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主张借助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事物来观照现实。索绪尔指出语言的所有形式都建立在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则将产生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亲属关系系统。另一方面,布迪厄同样主张以关系而非实质来指明真实。他认为一切都是关系的,除了日常经验中可以直觉到的个人与群体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实体。“社会实体乃是不可见的关系的总体”。对于他而言,社会结构中各个不同部分与其他部分形成的相互关系(差异),同时也成为证明其自身存在的依据。不仅如此,只要整体中某一部分发生了变化,其他各部分也必然会随之而改变。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除了相互关系以外无法找到自身存在的根据。部分只有在全体中才能发现和证明自己。

  总之,差异(distinction)是一个注重关系、兼具“差异化”和“卓越性”双重涵义的概念。显然,布迪厄象征体系中的“差异”概念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差异逻辑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除了上面提到的关系性之外,两者的相似之处还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①强调否定性。如上所述,索绪尔十分强调“差异”的否定性特征,认为符号的意义依赖于它与整体中其他符号之间形成的差异,而且差异通常都是以对立的方式出现的。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同样认为象征关系行为是以否定他者的方式制造差异,并借此区分自己与他者的。②关注存在于符号(象征)差异体系中的等级与权力关系。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不是一个没有等级之分的中性结构。各种对立符号中占据首位的一项通常被看作是正面的概念,享有特权;而第二项则被看成是负面概念,受到排斥。换言之,符号差异结构构成了一个“阶层化体系”,这其中必然隐含着权力的作用。布迪厄同样将象征差异视为阶级差异的标志。在他看来,符号的差异不仅总是从属于它们所表达与改变的经济的差异。而且在象征体系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总是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下层阶级则始终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合法品位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象征权力”。显然在布迪厄那里,象征差异体现了一种等级关系和权力关系。

  但必须指出的是,存在于社会空间结构内的等级关系与权力关系,并非如部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那样,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决定着象征关系的。布迪厄指出,社会阶级状况与品味、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等象征关系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两者并非以直接的方式产生联系,而是通过阶级惯习——反映不同阶级与阶层性情倾向的体系——以间接的方式相联结的。阶级惯习产生于由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差异构成的阶级状况的差异,另一方面它又生产着生活方式的差异。布迪厄在《Distinction》中,谈及了如何通过惯习把握象征差异的问题:

  由于不同的生活条件生产不同的惯习,所以由不同惯习所产生的惯习行动体现于以辨别性隔差体系的方式表征生活条件中客观差异诸特征的、作为一种系统性的配置构成。这一隔差体系通过由具备判断、解释与评价关系性特征所必需的知觉·评价图式的行动者的感知,作为生活方式发挥着作用。

  在此,惯习既是一个被形塑的结构,即是阶级差异的产物,同时又是制造象征差异——品味和生活方式——的形塑的结构。因为作为建构社会界知觉的逻辑集合的分割原理本身,便是阶级分割身体化的结果,所以社会同一性尽管受到差异的制约却体现于差异之中。存在状态体系的整体结构,以体现于占据此结构内一定位置的某状态的经验的方式,在惯习倾向体系中被不可回避的标上印记。

  那么,“社会同一性”以及各集团的固有价值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机制与行动者的主观态度发生联系的呢?通常情况下,社会行动者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是一种关系,一种差异。差异根植于惯习并生产着符合惯习特征的象征世界。在此,惯习指一种由行动者所属阶级在整体社会中所处位置,以及与其他阶级的位置关系所产生的性情倾向,它以身体化的方式存在。对于布迪厄而言,惯习是一个同时连接着社会差异结构与惯习行动的心灵与身体结构。它不仅可以使社会差异内化为行动者的固有特征,同时也可以通过表现行动者与结构内其他成员关系(差异)的象征行为使这些根植于社会差异的固有特征外在化。

  显然,“惯习”概念对布迪厄摆脱结构主义的束缚起到了关键作用。布迪厄由于大量借鉴结构主义的概念和方法而经常被称为“迟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为克服结构主义的影响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惯习概念的形成就直接源自他对结构主义的质疑。在《实践感》中,布迪厄对仅仅将行动者视为结构执行者的结构主义观点提出了批判。他指出,结构主义虽然没有将行动者的个人行为视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将其放在与他者的权力关系中加以把握,却忽略了关系形成过程中行为主体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个体的行为既不完全受制于结构,个人也不是纯粹的结构执行者。但反之,行为主体也不像某些主观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是有意识和合目的的。因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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