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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赟:从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到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更新时间:2019-10-25 09:13:49
作者: 陈赟  
再由此出发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提出实践的但明显又确非历史性的要求。

   思辨的历史哲学经常堕入“对历史的非历史或反历史的超验想象之中;它们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探寻也只能停留在超验的理想性层次,无法真正占有历史科学所要求的确定性和真理性,所以,它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是无根的”;而且,由于它的非批判性,“由于误解自身关于历史的先验设定和超验理想,往往通过时间性的表象,将自身所给出的关于历史的合理性尺度和实践性的理想盗用为实证意义上的历史起源或目标,将历史哲学的思辨进程误解为真实历史的实证进程,从而形成形而上学关于历史时间进程的思辨幻象”。(20)换言之,思辨的历史哲学在这里的问题是以哲学消解历史,从而导致历史在历史哲学中的死亡。

   而从历史哲学的起源来看,作为理解世界的基本范畴或基本视域的历史,乃是古希腊式的自然正确退隐、基督教的救赎历史观失效以及先验性哲学的局限意识交织的近代西方诞生的新事物。古希腊人对“哲学”的发现与对“历史”的轻视关联在一起,历史比诗歌更加远离普遍性的哲学,“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则在记录个别事实”(21)。由此,历史由于被视为特殊性的体现因而在西方的知识谱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无论是基督教的创世论与末世论传统,还是近代的科学与哲学,都加剧了历史与普遍性、先验性的对立。但随着西方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风俗习惯、伦理生活、政治体制等的多元本性与历史变迁的认识,给定的自然正当理念受到冲击,历史最终成为一种观察与理解世界的基本范畴或基本维度,历史意识不断高歌猛进,以至于形成了将一切都建立在历史的相对性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它逐步取代了古希腊的自然正当理念。(22)历史哲学的诞生可以被视为哲学对历史及其本性的处理,它意味着哲学与历史的一种连接,但同时也可以说是西方以普遍性为指向的哲学传统的一次自我调整的机遇。譬如,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就曾主张:“哲学只能希望在历史的东西中接近超历史的东西。这就是说,对有效性提出要求的文化价值系统,只能在历史生活之中发现”(23);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则构想“朝着历史学的方向给哲学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定向”(24)。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历史的“效忠”似乎只是将哲学扩充到历史的版图之上,它仍然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效忠哲学而收编历史,而丝毫没有减少哲学与历史的传统张力。对于立足哲学立场的人而言,诚如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所说,“力图效忠两个主人(引者按指的是哲学与历史)的‘历史哲学’,并不会使任何一个主人感到满意,而且最终表明自己是一个混血儿,这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思维形式”(25)。这的确道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尴尬处境,加登纳(Patrick Gardiner)更是将它比喻为“巨大的潜水怪物”——“从19世纪形而上学的深水中浮出来,时而张开大口,以先人的话语——一种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说出各种预言。”(26)总而言之,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问题在于它的“可爱”而“不可信”:“人们指责它向我们提供行的是关于过去的伪知识。更具体地说,人们指出,思辨历史哲学乃形而上学的分支,因为,它所提供的知识与其说是假的,不如说是无以证实的。”(27)

   严格意义上,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内部就已经产生,受到康德批判哲学的启发,狄尔泰、齐美尔等就已经追问历史知识如何可能、历史经验的先天条件为何、历史科学如何可能等问题。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从一开始就内怀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不满,它坚持主张如果不能探究历史认识的性质,也就无法真正地把握历史本身,因而历史哲学的优先工作被视为历史知识或历史认识的哲学批判。在德国唯心主义土壤中产生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坚持历史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甚至以历史现象的特殊性、历史事件的一次性、历史行动的个别性、历史理解与科学的解释之不同等等强化这一区分。(28)但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将历史研究视为科学,历史哲学在本质上又被等同于科学哲学。譬如在对分析的历史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亨普尔(Carl Gustav Hempel,1905-1997)那里就是如此,他的论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以著名的“覆盖率模式”回答有效的历史解释应该满足于何种条件,它强调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29)亨普尔的这个解释模式与史学家的工作并无关系。威廉·德雷对之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合理解释模式”,其他的解释模式如意图论或目的论的解释模式、逻辑关联论的解释模式、建构主义等等相继登场,“解释学的历史解释模式”一度兴起。这些解释模式虽然注意到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的距离,但并未成为替代性的模式。不管是何种解释模式,批判的历史哲学都将自己的关注集中在“对‘历史学家的故事’——历史学家是如何成功讲述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的哲学反思。这使得历史哲学成为认识论的分支”(30)。

   的确,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问题。事实上,自赫伯特·布莱德雷发表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以来,历史哲学开始了其认识论的转向,体现了历史哲学从理解历史的本性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的问题意识之转换。这一视角转换的意义在于,受到关注的不是历史行动、历史活动、历史人物、历史进程、历史目的等等所呈现的历史存在,而是对历史学的解释和思维,于是,历史的客观性、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中的因果判断等等一系列新的议题取代了思辨历史哲学中的历史的意义、方向、目的等等。历史存在退隐,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登场。“所谓的历史哲学竟至把历史本身(这本来是历史哲学最重要的对象和前提)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何兆武先生给他们下的结论是:其结果是犯了一场‘演《哈姆雷特》而没有丹麦王子’的错误。”(31)

   而在历史哲学的语言性转向之后,也就是以海澄·怀特开始的叙述主义转向发生之后,被关注的已经是史学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在认识上的重要性,历史哲学将自己的关注收缩到历史文本的叙述性以及语义学分析等上面,以至于安克斯密特将海澄·怀特的《元史学》视为德里达“文本之外一无他物”的史学版。(32)怀特以文学理论分析史学文本的叙述结构,摆脱了分析哲学作为科学哲学附庸的局面以及对认识论的依赖。在此被强调的是,历史知识是通过文本而非个体陈述或解释得以表达的,并且,文本整体受到语言的制约,文本并非对历史的指称与真值命题的描述,而是一种建构与表现。事实上,安克斯密特对整体史学文本和文本中所包含的陈述句进行了区别:后者描述过去,而前者则表现过去的某一部分。安克斯密特以历史表现的范畴推进了怀特的叙述主义进路,“只有在承认(历史)表现问题从来不能被归结到(真值)描述问题、理论构成或一般地说那些当代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勤谨探究的此类问题的条件下,你才能获得对历史表现本质的恰当表现”(33)。文本整体的历史表现并不能被纳入认识论架构下,因为在这里,真并不是终点,相反只是历史表现的起点,它是对真有所主张的艺术,是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津梁。叙述主义转向甚至被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外的第三种类型的历史哲学,无论是从文本的修辞学进路切入,还是从文本的语义学分析切入,或从历史表现的视角看史学文本,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的特质都是将史学文本视为历史的核心。但后期安克斯密特自身亦有对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局限之反思,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所能考察的只是经由语言及立足于语言的文本驯化、编码、过滤了的历史,而广义上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意识,是无法被语言及文本整体所限定、所封闭的。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将历史哲学的重心转向历史认识论,还是转向以语言文本为主体的叙述主义,在这里都可以看出在历史哲学中发生的历史存在的逃逸,历史认识与历史叙述(或历史表现)不再与历史存在相关,历史本身成了历史认识与历史叙述的建构物。历史哲学聚焦的不再是历史存在及其过程,而是记录历史过程的历史学家的认识与表达方式,或者是史学文本的表现方式。历史学家与文本并不在历史过程中行动,而只是对历史行动与历史事件进行认识与表现(表达);而历史过程中行动的主体或历史事件的主体本身却并不进行历史的认识与表现。由此,在分析的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视域下,历史行动的主体与历史认识或表现的主体发生了分离,行动的主体不认识,认识的主体不行动。行动的并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反而认识的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主体甚至历史本身都被狭窄化了,它或者被视为历史学家的专利,或者被封闭在史学文本里。这就取消了历史经验与历史意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向度的可能性。历史成了被历史学家与文本构建的历史,历史世界就被等同于历史学家的经验世界,譬如在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奥克肖特那里,情况就是如此。这就取消了历史形而上学或历史本体论的可能性。当历史哲学的语言学或叙述主义转向发生之后,历史经验被等同于通过语言来呈现或建构的历史经验,无意识的历史积淀,譬如默化的传统,就实质地从历史经验中被分割了出去。历史哲学的功能也发生了转换,它不再是思辨哲学对历史意义的探寻——这种探寻是人的自我追问的一种扩展形式——而是成了为历史学家提供而历史学家事实上并不领情的获取历史知识的认知工具与历史书写的指南。

   对于分析的或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来说,迫切的是从史家与文本那里拯救历史、恢复历史的丰富内涵。海德格尔指出:“历史如何能够成为历史学的可能对象,这只有从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从历史性以及这种历史性根植的时间性中的情况才能得到回答。”(34)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位于人的存在的深处,更基本地说,历史乃是人的生存的基本向度,它并不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应用领域,而是一切领域中贯通着的理性形式。更重要的是,按照康德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的兴趣首先是一种实践上的兴趣;如果我们先天地排除了从行为角度来概念化地理解历史性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实践上的兴趣就变得毫无意义了。(35)分析的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实质地拒绝了历史的实践兴趣。诚如德罗伊森所云:“历史提供实践理性的资源,它不是纯粹理性所能笼罩的。”(36)历史哲学不应该将自己的任务限定在指导历史学家如何认识过去、如何以语言书写历史,而是应该面对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一切人的历史性生存,即在历史中如何共同生活。而这一根本问题无疑是实践性的,然而这一实践的旨趣无法在历史认识论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架构中获得根本性位置。

   总体来看,思辨的历史哲学专注于历史事件及其进程,而不能将历史的认识与叙述本身纳入历史的现象之中。但其实无论是历史的认识还是历史的叙述都是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譬如司马迁的《史记》并非仅仅是对他所在时代的过去与现在的认识与叙述,其本身就是他所在时代的历史的一部分。同样,分析的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则将历史窄化为历史学家的认识及其文本,这极大地缩小了历史视野;不仅如此,它并没有认识到,历史认识与历史叙述本身也在历史中展开,因而不可避免地携带历史的烙印。可以说,思辨的、分析的(包括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二分(或三分),并没有面向整全的历史。“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辩证法一直期待着从中升华出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37)

  

   三、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不难看出,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历史的双重内涵中历史事件与进程的维度,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历史内涵中历史认识与历史探究的维度,由此而造成了二者的不同畛域区分及其限制。(38)我们希望可以发展出面向历史的双重内涵但同时又尽可能避免思辨历史哲学与分析历史哲学各自局限的历史哲学新形态,我们将历史哲学这一新的可能进路命名为“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历史地看,在历史的上述两层内涵之外,德罗伊森试图发掘历史的第三重内涵:它相当于康德所说的范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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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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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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