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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话语: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9-10-24 09:36:53
作者: 李里峰  
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他们的力量不断壮大,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人民群众以及由人民群众构成的民族和阶级是“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他们“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进而揭示人民群众如何“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他自己也一再强调,“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  “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历史图像中,人民群众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是“即将来临的革命的信号”,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真正的英雄。

  

   二、“五四”前后的群众论述

  

   据笔者所见,勒庞著作最早的中文译介或许是1903年梁启勋在《新民丛报》第25号、30号上连载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文中写道:“本篇据英人的尔西Dilthey译法儒李般Le Bon氏所著国民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ople为蓝本。原书精深奥衍,实近今一名著也。但其大指以各国民特别之心理,为一定不可变易,非特征诸实验,多所缪戾,抑亦使劣等国民,绝其进取向上之心,非所以为劝也。故采其理论,引其义证,而别以鄙意判断之,作为兹篇。”  阅其内容,确系对勒庞1894年出版之《民族心理学》的介绍与评析,该书并非群众心理学之专著,但不乏对群体心理的精彩论述,其全本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付梓,书名改为《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

   此后十年间,介绍西方心理学的文章不断见于报章,涉及宗教心理、儿童心理、社会心理、国民心理等诸多名目,但专从勒庞一脉讨论非理性之群众心理者并不多见,到辛亥以后方有显著变化。1913年,《东方杂志》刊载一篇题为“群众心理之特征”的文章,标题后注有“译日本东亚之光”字样,其内容与行文皆与勒庞关于群众心理的论述十分相似,很可能是由日文转译勒庞学说。文章开篇即描述了一幅令人恐惧不安的图像:“天下当乱机隐伏大难将发之际,一二不逞之徒,奋口舌,弄笔墨,以肆簧鼓,非有三军之众,兵革之利,而举世汹汹,常若有不测之忧。”群众心理被归纳为如下九条特征:在群众中意识之个性消失;群众易为暗示所感;群众轻信而易欺;群众易生共同之幻觉错觉;群众之思想感情,常取齐一之方向;群众乃肤浅卑庸之平凡者也;群众短于推理;群众之想像力极为强大;群众之动作纯以感情。总之,群众与个人的性质迥然不同,“用得其道,则可以成大事,立大业,用失其道,则大罪巨恶,亦一发而不可制”。  此文篇幅虽短,却将对群众既鄙夷又恐惧的矛盾心态,以及精英人士必须控制、驯服群众的紧迫感展露无遗,且发表于发行极广、受众极多的《东方杂志》,可以说奠定了此后中国知识界探究群众心理之基调。

   几年后的另一篇文章,则表达了对群众作平心静气之评价的倾向。文中“群众”是作为民众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作者一方面同意卡莱尔等西方学者的看法,即“时居少数”的优秀分子与占据人口泰半的“颛愚”大众必然发生冲突,而且对民治时代“所谓多数庸流不惟可假童谣舆论以肆嘲讥,抑且能以法定机关制其死命”的现象深表忧虑。另一方面又强调,“民治主义之优点,即在英雄政见不得不折衷于民意,既折衷于民意,则不独专断偏胜之患可除,其政见程度亦必与国民普通程度不相上下,为之声援助力者众,而推行亦益便利矣”。所以理想的政治格局,乃是英雄与群众、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相互理解与相互协调。有趣的是,作者调和英雄与群众的理论依据之一即是“我国经典旧训,其视君主盖为群中最智之一人,然犹有民视民听等说,无非欲补救一人之智之不足而已”。因此,所谓“英雄与群众之调和”,便是要让善群之君主与颟顸之群众结合起来,共襄治世。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对群众概念的关注和讨论愈加热烈。傅斯年在《新潮》上撰文辨析“群众”与“社会”两个概念,声称:

   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至于官署以外,官吏中所组织的团体,除去做些破坏的事情,不生产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没别事做了。只好称他群众了。有如工商界的组织,虽然比政界稍好些,然而同业的人,集成的“行”,多半没能力的。又如近来产生的工商会,比起西洋的来,能力也算薄弱多了,——这仍然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

   在他看来,社会和群众均由个人集合而成,但前者系有组织之集合,后者则是一盘散沙,其高下优劣之分立判。傅斯年身为“五四”学生运动之干将,而将无组织之群体称作“乌合之众”,足见群众心理学在民初知识界的影响之巨。

   1920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一篇译文,不仅继续阐发群众心理的基本特性,个人在群体中精神状态和自我意识的变化,以及群体中的同情、暗示、模仿等互动机制,更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群众和群众运动带来的思想刺激:“在一人独处时,总以为何等伟大而有力,一入群众中,便觉得自己微渺不足重了。……对于群众起一种壮大的感情和恐怖之念,任何群众运动,那万头攒动狂醉热烈的目中印象和摇山震岳悲壮激楚的耳中刺激,不由你不起一种壮大的感想,由这壮大的感想,就生恐怖之念,素目自我的夸大狂,不由你不逃入瓜漥国去了。”  在群众运动的大潮仍方兴未艾之际,此文的编译者和读者想必都对这段描述心有戚戚。

   为反驳社会舆论对群众运动的批评,胡汉民在《建设》创刊号上发表一篇25页的长文,对勒庞(文中译为“吕邦”)的群众心理学作了较详细的批判性介绍。他在肯定此书价值的同时,批评勒庞深受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影响,且未及见证欧战以来的新变化,思想过于保守,反对法国革命、反对平等、反对和平,故其学说“不能奉为神圣的教训”。他还以“五四”之情形与勒庞之学说相对照,指出其论述不当或言过其实之处。例如,勒庞称群众心理的特征在于无限的轻信、极端的感情、没有先见、不受理论支配、不为真相所动,作者则认为此次罢学罢市风潮中,群众的认识并无错误,要求也并不过分,曹、章、陆等人一去职,商人便次第开市,罢市期间也没有什么暴烈的行动。由此可见,群众的这些缺点都是相对而言的,不宜强调太过。胡汉民还评论道,部分国人捡拾勒庞书中的只言片语去批评群众,一概视之为“可厌可憎”者,其实并未真正理解其群众理论,因为勒庞已经看到“庶民阶级次第变成治者阶级”的潮流,也已看到群众“奋勇健斗,视死如归”的品质。  在群众心理学流行、群众“污名化”日盛的民初知识界,这篇文章是为群众正名的一次有力尝试。

   1920年,《新群》杂志发表“群众运动与中国之社会改造”一文,称“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受专制的苦痛极深,由于人民没有彻底觉悟的、有完备组织的一种群众运动”,“上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的游街示威运动是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此后中国的学生和商界才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作者将古罗马平民对贵族的斗争、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美国工人示威活动等皆视为群众运动的例证,高度肯定了群众运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世界上的社会,自古至今,不外一部群众运动的历史。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强悍的生存竞争,群众运动打破少数强权的势力,造出多数互助的势力,打破不平等的势力,造出平等的势力。”  与前述译介群众心理学的文字相比,此文俨然是对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无保留的礼赞。

   同年,罗家伦在总结“五四”之后一年来学生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时,明确将群众和群众运动视为一种“极重要”而又“极难得”的东西。罗氏尚未尽脱非理性群众观的影响,承认群众“是有惰性的”,群众运动“当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但他并不认为这有多么糟糕,反而喟叹群众太少、群众运动不够:“唉!我谈了许久群众运动,其实我们那里真配说群众运动。请问北京除了我们两三万较有组织的学生而外,其余那里有一个群众?唉!似群众运动也得先有群众啦!”因而开展群众运动的第一步必须“养成群众”,就是要“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而且要使他们知道之后,能表同情,能给帮助,能来携手”,而养成群众的秘诀在于——“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  将群众比作猴子而自命为养猴人,自然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作祟,但已然视群众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尽管有缺陷和毛病),和一年前傅斯年的论调相比较,反差极大。

   回顾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群众论述,1915年前对西方群众心理学的介绍比较零散,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一个转折点,尤其“五四”运动爆发后,很快被视为中国群众运动兴起的标志,群众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对社会各界人士产生极大的触动,也引发人们对群众的不同印象和情感,激进者为之欢欣鼓舞,保守者为之忧虑恐惧。在此背景下,“群众心理”和“群众运动”两种话语分别迎合了精英与大众、保守者与激进者、统治者与革命者的不同观感和期待,迅速流行起来并相互碰撞,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群众”景观。

  

   三、群众心理学的中国之旅

  

   前述简单介绍文字之外,勒庞著作较完整的中译大约出现于辛亥到“五四”期间。1915年,上海《法政杂志》“思潮”栏目发表署名“勒旁著、陈承泽译”的《群众心理论》一文,系勒庞群众心理一书之节译。  1918年,新创刊的《戊午》杂志以30余页篇幅,刊载了署名“(法)鲁滂著、蕉岭钟建闳译”的长文《原群》,其内容大致为勒庞氏《群众心理学》的前半部分。文中对其人其书的介绍如下:“鲁滂者,法国硕学肤敏之士,其诠释社会现象,独本诸心理,与他家又异。《原群》一书,乃其杰作,当代亦颇有喜征引其说者。今观其书,以群为经,而纬以心理,本人心以立言,熔政教于一冶,戛戛独造,亦可谓自成一家言者矣。”  该刊所载,仅包括原书之“本论一”及“本论二”第一章。钟氏所译全书,于1923年由泰东书局出版,书名改为《群众》,译者署名改作“钟健宏”。

   勒庞另一部名作《革命心理学》的中译本,也在1918年问世。此书主要内容为透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大众政治心理,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作者群众心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法文初版于1912年,次年译为英文,不久出版日译本。1918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志学会丛书”推出其中译本《革命心理》,由杜师业据日译本转译,吴福同据英译本增补。张东荪为该书所撰序言,对勒庞氏评价极高:“法儒黎朋,国人当已习闻其名矣。吾自归国以还,即以其著之群众心理为枕中秘本,顾其时止有英译、尚无日译也。辛亥革命以后,吾方思取彼所说群众心理之理,以研究革命,而其著革命之心理又出版矣。”称其学说“精邃绝伦”,并期待此书之中译有“灌输文明”之功。

1920年9月,勒庞氏《群众心理》一书仍由商务印书馆“尚志学会丛书”出版,由吴旭初、杜师业从英文版转译而来,这应该是此书第一个正式出版的完整中译本。该书付梓后不断再版、重印,至1927年3月已出到第五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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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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