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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21世纪儒学面临的五大挑战

更新时间:2019-10-24 09:19:58
作者: 杜维明 (进入专栏)  
无心而化成。

   这里有很多飞跃,人最终的创造就是自我,人的创造和“几希”联系在一起,创造就是自我人格的充分体现,不只是社会政治的价值而已,也不是人类学的价值,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看人,人创造自我、发展自我,有一种不可化约的自我,你想做什么和你就做什么不可分割。只有在宗教、道德范畴里,才有想做什么就是什么的可能。如果有人说自己要做“儒者”,这个决定的本身就是行为,《论语》里面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你这样决定你就得到了。所以自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创造者、观察者、欣赏者,自我的创造是绝对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不是精英主义的讲法。

   2.人的家庭性、社会性

   在儒家看来,社会性是人文化成中间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最开端处的家庭。儒家考虑家庭的时候不走归约主义的路,而从“复杂体系”的原则来看家庭,在家庭中有年龄、性别、地位等差异,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家庭内在的关系非常复杂,顺着这条路,拓展到国家、世界,更是错综复杂。《大学》里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条目不是线性行为,在齐家的阶段对修身的挑战增大了,到了治国的阶段,对修身和齐家的挑战又加倍,到了平天下就更是万分复杂了。从A到B,B就含了A,从B到C,C就含了AB,而且,AB在C里,会比AB有一种质的改变,儒家也有“跳跃”,有自己跳跃的办法,所以,如果把家庭关系搞好,那么,在处理各种关系的时候就是有源有本。

   顺便一提,董仲舒不是为汉代创造神学的合法性,他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公孙弘、叔孙通不一样,他为凡俗世界的领袖创造了一种敬畏感,这跟“天命靡常”观念有关。天生人成,成的相反是不成乃至破坏。古人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尚书·太甲》),其中的“自”也可以说是“人”,天作孽就是自然灾害,上天的破坏力人可以逃脱,而人既然不是演化的结果,而是演化的动力,天生人成中,天生没有负面意义,人成可能有负面意义。确实,人对自然的转化是科学理性的信念所展开的,但也可能成为傲慢和迷茫。

   3.突破人类中心主义

   对于超越,不能超越主观主义,就不能成全自己,主体性就难以彰显;不超出家庭主义或裙带关系,就不能成全家庭;不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就不能成全地方;不超出狭隘的国族主义,就不能真正爱国;不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就没办法完成你作为一个人的最高的理想。就是说,人的哲学不就是简单的人类学的哲学,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层层限定,层层破除限定”就是这样一个思路。一方面很具体,所以说同心圆的外圆绝对是开放的,外圆不开放的话就没办法向更大的范围发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是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必然发展,所以,“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可以说从亲亲才可以仁民,才可到爱物;也可以说假如不推到仁民爱物,从亲亲开始的价值就不能充分体现。

   有人说你这种说法太理想了,根本不能成为现实。我的回应是,这种思路很平实,在日常生活中即可付诸实践。为了达到社会的和谐,有一种最糟的情况,就是人人损己损人,次坏的情况是利己损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利己不损人,就像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人,至少不主动去损人,也有不损人也不利己的情况。最好的情况是利己利人,利己利人的基础是自己做一个能依靠自己的人。儒家不是损己损人,也不是利己损人,而能够利己不损人,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如果利己利人价值更高。比如说你只爱自己的孩子,这也是价值,但这个价值是可以外推的,可以推到全家、社会。

   儒家“亲亲仁民爱物”这种有差等的爱,是从内向外推出去的过程,这很能理解,也非常现实。如果你爱他人的父母和爱自己的父母一样,这是一种要求,不是自然的感情流露。这是为什么墨子的路走不通的原因。在基督教,因为上帝的爱是全面的,这样,就不能有差等的爱,需要把人伦日用、日常生活中的联系打破,建立一个崭新的社群,所谓fellowship,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共建的团体。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哈贝马斯说“lifeworld”,这是我生活的世界,生活的具体情况,是我个人不可消解的个人存在生命的客观条件。

   人作为观察者、参与者、共同创造者,因此人和天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这里有个预设即是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极端的体现就是17、18世纪从西方的启蒙心态发展出来的世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这种价值取向有两个盲点:一个是忽视了精神性,一个是对自然抱有征服的态度。如果我们看穿了它后面所代表的仅是征服自然的愚昧,它的说服力便消解了。

   4.人与自然

   非洲的一个谚语很令人感动,“地球不是祖宗所遗留给我们的礼物,而是千秋万世的子孙托付给我们的财富”,这种观点体现了很高的智慧。愚公移山只是强调了人定胜天的毅力而已,还不如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至少还带有悲剧感,说明了人的力量虽然永远不能把石头推上山头,但继续不断的努力还是有价值的。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发表了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的答案是天道与人心的相辅相成,他认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这是他一生的“彻悟”。

   我觉得不仅是人和自然的结合,还应该有超越的一面。在20世纪的末期,多位80多岁的老先生都有这样的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天人合一这个提法存在问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说法很容易坠入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能力扩展得太大,西方称之为人的傲慢。在儒家主要的传统里面,这是一个很谦虚的、提升责任感的提法。前面提到,儒家有“畏天”的提法,与傲慢正好相反。

   人的创造力在天面前是微乎其微的,所有的人文化成都是靠人,人在其中起到极大的作用,虽然如此,天的创造力依然是无与伦比。天也有很大的破坏力,比如地震、火山爆发,吞噬一切生命和人类的家园,任何人看到这种景象都会感到惊叹不已。这样,不管人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文化,比起天的创造力或破坏力来说,都是微乎其微。将来地球变暖,气温上升,冰山融化,可能有40多个大城市会被淹没,这就是天的力量。还有一个问题,唐君毅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世界无穷愿无尽”,人有哲学的反思,不能直接说人的反思对自然万物有极大的创造力,这是荒谬的。但思想不仅是思想,还是行动,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不过,说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不能说人去创造自然,这是人无法做到的限度。

   5.内在与超越

   刘宗周说,从《中庸》来到《孟子》,坚信“尽心知性知天”,这是性通天的哲学。从知天的这条思路发展,就涉及到内在超越的问题。余英时认为内在超越不行,讲内向的超越。反之,像安乐哲就完全不能接受。内在就内在,超越就超越,你怎么有内在的超越。我认为,《中庸》所体现的就是这一思路。所以,孟子和《中庸》的路数,我认为是体现人类宇宙观最明显的例子之一。

   中庸第一章讲“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如果天是一种创造性原则,那么性本身就不只是被动,性一定有它的主动性,不然的话,性怎么能够开展出道与教。这又联系到心,孟子哲学的特色就是以心著性,也就是性由心显,性的真正价值是由心彰显出来的,所以由心来定义性,性的本质就是心。但我们不能把心当作一般的感情,如喜怒哀乐。我认为,恻隐之情是更深刻、更内在而超越的本心本性,它是先验的,但它又必须在经验世界中体现。这种既先验又经验之情好像只有上帝才有可能,这是与人能否有智的直觉的问题相关联的。所以,“性由心显”的心是“四端”,不是“七情”。

   上面从超越的角度来说,下面再从内在来看。我们知道,康德对现代、对中国的影响都很大。在他那里有自然与自由的问题,比如说人是自由的,但人是有罪的,对此儒家会有什么回应呢?这是个大问题。康德的思路很复杂。他有三个重要的预设,就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死、自由意志。从严格的意义讲,意志自由最关键,因为理性上的人的自由,是绝对的。那么,儒家的思想里有没有发展绝对自由的可能?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就是绝对的自由,只要选择即可得到,没有任何限制,这种自由每个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

   康德认为智的直觉只有上帝才有,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要建构立法,全不从人性论切入。“心性哲学”和西方的理性传统大不相同,从西方理性思维来看,只有彻底形式化的理性才是一尘不染的,心性之学里面有“同情”等复杂的因素,没有那么纯粹。我认为“良知坎陷”的说法存在问题,按我的理解,应该是良知的扩大、良知的深化,而不要把良知只当作道德理性,那就局限了与科学理性的联系。

   这条思路在牟宗三先生第二代的儒家,没办法跳出来,主要是在科学与民主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他们所了解的科学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由实证主义所规范的科学。虽然在现在,这依然是主流,科学要看得到、摸得到以及必须量化,这些基本的信念没有动摇。信奉科学主义的人没有不接受物理主义的,也就是说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的基础就是物理学,找到这个基础科学的结构,宇宙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启蒙运动说宗教是黑暗的,是迷信,科学理性的发展能驱逐这种黑暗,科学之光能照耀所有地方。但像庄子所说的,你箱子保存得很好,但大盗一下子把箱子都拿走了(《庄子外篇·马蹄》),也就是说你自己以为万无一失,殊不知还有更大的力量攻击你,你却完全没有预料到。现在前沿的科学家都很谦虚,譬如生物学家都把人的基因谱给罗列出来了,这是很大的贡献,但基因谱就好像是地球的地图,虽然很全面,但基因谱中的动态关系如何?我们所知还很有限,现在才刚刚开始,大部分生物学家都有这种研究自觉了。

   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系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总认为闻见之知可以发展科学,而德性之知和科学无关甚至是反科学的,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康德的理性探究的目标之一是为信仰留出空间,他的这个努力为什么成为西方哲学的典范,任何人都无法绕过?因为他对理性的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无人能及。我们就需要学习他这一点。

  

   认识论的问题: 如何知

  

   中国现在最强的意识形态, 大概就是科学主义。但我在上文提到科学在20 世纪末到21世纪, 它本身有一个精神的转向, 这个转向不是神秘主义, 而是科学理性内部的新发展, 是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的一种新转向。这个新发展和新认识使得21 世纪的科学或者说是20 世纪下半期的科学, 与19 世纪以来到20 世纪中期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实证科学有极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 我们也从几个方面来考察。

   1. 理性的复杂

   理性有科学理性、工具理性, 当然还有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英文中理性是rationality , 还有一个词是reasonablness, 即合理性, 如果用中文讲的话不只合理还要合情, reason 与凡俗世界,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有关。科学的发展, 和西方哲学有密切联系。

借用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例子, 海耶克相信市场经济, 他认为, 人的理性不能对市场的复杂层面有明确的理解。为什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 计划经济假设有一批有能力的人为我们设计一套经济运作的程序, 但海耶克认为, 市场经济绝对不能设计, 只要是政府干预, 结果一定是负面的, 因为市场很复杂。海耶克著有一本书, 名为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邓正来先生翻译为《自由秩序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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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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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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