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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关于城市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更新时间:2019-10-22 00:22:12
作者: 陈恒  

   现代城市传记是城市编年史传统的延续,但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通史,以更全面、更广阔、更长时段的手段来审视、解释和理解某一城市的发展历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肇始于地方城市传记,地方史是某一特定地方社区、城市或农村的历史研究,是试图涵盖一个社区地方发展大多数方面的一种通史,这一原则仍为大多数城市史家所遵循。例如英国学者西蒙·蒙蒂菲奥里的《耶路撒冷三千年》22,在“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个宗教的圣地”的框架中讲述耶路撒冷的沧桑巨变,展现了在宗教、政治和族群三股力量拉扯下这座地方性城市走向全球的曲折历程。本书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推荐而引起市场关注,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一言以蔽之,对于现代城市传记来说,历史上的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城市是由何构成以及如何构成的。

   (二) 城市史研究的“社会转向”

   从社会史的原始材料来看,任何事物都是社会史家磨坊中的谷物,从情书到人口登记表,从服饰到烹饪器具,从庙宇到彩绘珐琅23,加上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城市史就自然出现了。在美国史学界,社会史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了计量史学,研究者通过将档案数据化等方法开展精密研究,推动城市史研究的对象进一步多元化。领风气之先者如埃里克·兰帕德(Eric Lampard),倡导建立城市“生态综合体”(Ecological Complex),将人口、经济及其他物理要素进行量化研究。于是,大量的城市史著作开始关注工人、女性、移民和少数族裔这些“无名的美国人”,这些人成为社会历史学家们的中心话题。24

   但与社会史的融合尤其是计量方法的采用,使得许多城市史学家担忧新的研究无法有效地整合城市中的“人”与“物”。罗伊·卢波夫(Roy Lubove)在与兰帕德围绕此一争议的论战中,呼吁用“城市建设”(City-Building)代替“城市化”(Urbanization),因为前者不仅包括建筑、景观、技术、环境,而且包括背后的机制,而“城市化”则将态度、行为等主观因素排除在外。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研究引发了对传统范式的质疑,即城市史所关注的城市,究竟应当是作为场所(Site)的城市,还是作为进程(Process)的城市?尽管这一争议直至今天也未有定论,但却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史的发展,不仅研究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研究者也更加注意城市史作为史学分支领域的重要意义。

   (三) 城市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关注文化并非城市史的新现象,早在迪奥斯时代(H.J.Dyos, 1921—1978),城市史研究者已然意识到城市文化的学术价值,迪奥斯本人主编的两卷本《维多利亚城市的形象与现实》25就是探讨城市文化的名著。与此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影响下的城市史不再“正面”分析和揭示城市的文化维度,而是绕道“背面”,关注城市文化是如何被生产和被表达的。同时,新文化史对“大叙事”模式的冲击启示了历史解释的多重性,继社会史之后继续激发城市史学家们关注微观活动,一时之间,城市史著作呈现井喷状态。阿兰·科尔宾的《污秽与芬芳: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26从嗅觉的角度探讨了香味与19世纪巴黎地下水道工程之间的关系,作为表象的气味不仅是一种文化想象,并且影响现实生活。与之类似,亚当·梅克在《感觉芝加哥》27中研究了气味、噪音等感觉在芝加哥不同阶层引起的反应。

   (四) 城市史研究的“全球转向”

   历史研究的范式在几十年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解释、撰写和讲授历史的方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被称作全球史或新世界史。一方面,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既可以比较,也可以联接,从而书写一部全球性的城市史。人类文明从分散的地域性文明走向连接和整合,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全球化大叙事。在这种连接和整合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是贸易网络的结点、是知识与思想的生产和传播平台、是统治广袤区域的中心、是人员往来的枢纽,也是决策与控制的中枢。因此,全球史所重视的文明交往离不开城市的关键作用。反观城市,其发展从不限于自身的行政区划,而是组成了区域性、跨国性的城市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是全球流动的基础平台,也成为全球史书写不可回避的核心内容。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28可谓城市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典范,作者以安全、繁荣、神圣为纲,梳理了不同区域的城市的共同特性。

   另一方面,城市在融入全球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地方性,在全球史所重视的“合”之外,注入了“分”的因素,为全球史增添了新色彩。因此,城市史的“全球转向”,也形成了建构本地与全球之连接的研究方法。通过不断地把城市带入全球并把全球放进城市,城市史的“全球转向”不仅使全球史有了更多关于城市的故事,也使得城市故事有了更多全球背景。

   (五) 城市史研究的“比较转向”

   比较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塔西佗就经常使用。就当代学术界而言,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是最早推崇比较史学研究法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即使在毫无关联的社会之间也存在一种共通的历史29。20世纪上半叶,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普遍接受,出现了一系列经典著作,如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西里尔·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等。比较城市史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由萨德维尔—斯特拉斯和南希·卡克等人主编的《让城市走向全球:城市史的跨国转向》30收录了一系列城市跨国史的文章,涵盖从规划、贫民窟治理到住房建设等不同领域。即便是传统研究主题也开始切入城市,以求获得全新认识。例如安东尼·金的《平房:全球文化的生产》31,尝试从住房的角度观察19世纪的殖民主义,拓宽了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克里斯托弗·克莱梅克的《大西洋城市更新的崩溃:从纽约到柏林的战后城市化》32则比较了现代主义规划理念如何在战后的大西洋世界走向失败;空间研究更是与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具体背景来探讨空间往往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近年来“无形”的城市空间逐渐进入城市史的研究视野。城市内部空间如市政厅、教堂、广场等空间的改造,背后体现着权力的意志;节日庆典、嘉年华、加冕仪式的程序和内容,蕴含着不同社群的诉求。在城市外部考察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也成为城市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学术研究呈现的是相对静态的状态,但一切学术研究都脱离不开时代的制约,城市史研究也是如此,伴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视角,贡献不同的知识产品,不过就其本质而言,城市史始终在时空框架下探究人与物、场所及其中的进程之间的关系,探寻这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创造城市传统的,又是如何再造城市传统的。

  

   三 城市史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追溯到城墙的出现,到13世纪,已达到10%的城市化率,但自16世纪以来,城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开始下滑,到19世纪早期,降到了仅5%的低位,而到那时,作为对照的欧洲城市化率达到了13%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相对衰落发生在明末特别是清代,它是与中国总人口的急剧增长携手并行的,后者主要集中在乡村、边疆地带。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城市人口的绝对规模有任何缩减33。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经历了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也导致城市问题丛生,由此催生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城市研究成为显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参与其中,城市史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然而,相关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史方面,如美国、英国、日本以及中东部分国家的城市史,且大多以个案为主,缺少集成性研究;同时,国内学术界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个时代,缺少贯通性研究。

   城市研究在欧美国家已较为成熟,城市史领域也涌现出许多经典作品。个案研究不胜枚举,宏观研究也富有特色,如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安德鲁·李斯的《城市:一部世界史》34、彼得·克拉克的《欧洲城镇史》35等。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梳理了从城市出现到21世纪的全球城市发展历程,总结了决定城市命运的三个关键因素,即神圣、繁荣和安全。保罗·霍恩伯格、林恩·霍伦·利斯的《都市欧洲的形成(1000—1994年)》侧重从人口学和地理学的角度解释欧洲的城市化。布赖恩·贝利的《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发展道路》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历程,指出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导致了城市化的不同道路和结果。总之,对城市史的宏观梳理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话题之一,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城市化规律与城市之特性与共性的认识和理解。

   我国城市化正经历高速发展,也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人口压力、公共服务不均衡等许多棘手的城市社会问题。反思城市史研究,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城市史研究理论框架、概念体系,无疑有助于我国的城市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学术界在城市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乃至形成本土的城市史体系打下基础。

   作为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我国亟需借鉴和总结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我国城市人口已经过半。高速城市化既带来“红利”也提出挑战,总结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将是不可替代的智力资源;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更离不开对世界城市化规律的深刻理解。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也导致各类社会问题,一方面如何借鉴域外经验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如何保护我国传统都市的历史文脉,都需要借鉴前人的经验。诚如笔者在商务印书馆主编的“城市与社会译丛”序言中说:“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气象学等。从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化研究(Urban Culture Studies)这一范畴。可见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门人文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而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关怀的实际意义。”36

   宏观层面的城市史研究迫切需要理论体系的创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史在时间上集中于工业革命后,是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为主线的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简单说来,就是城市人口增多、空间扩大的线性发展史。但城市化之前的城市发展同样需要关注,而且上述理论体系只适用于解读工业时代的城市史,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推动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和工业化催生了城市化的新模式,传统城市史理论体系亟待修正,因此,构建城市史研究新体系也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37

   注释

   1Richard Lawton,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Cities.Aspect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Belhaven Press,1989,p.1.

2Peter Clark,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Cities in World Histor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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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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