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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想象“现代化”: 一九三○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

更新时间:2019-10-22 00:20:52
作者: 潘光哲 (进入专栏)  

  

   三.“现代化”与中国前途的多重想象空间

  

   “现代化”一词被导入中国言论界之后,好似一个无限大的想象空间,可以让各方论者自由驰骋对于国族前景所向的意念。

   1.“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蕴涵着“进步”的普遍意义。

   即如天津《大公报》刊出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一文明白畅言“从进化公例言,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一切一切的‘现代化’,乃进化公例所要求” ;张素民则谓,“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 ;陈序经则直言:“没有经过现代化的中国,不外是旧中国”,“若不是落后的中国,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国” 。一句话,“现代化”被赋予了求新尚进的意义。

   2.“现代化”可以是对于某种现实状态的评估标准。

   像是蒋廷黻所谓“日本的物质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着封建及军国元素甚多” ,他对大学新生的谆谆教诲也是如果希望“改革国家,要使国家和社会完全现代化”,便应该“在学校里面作起”,“中古的意态、习惯、空气都不应有丝毫存在于学校之内” 。《申报月刊》的编者也指陈“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 。这些都是在上下文里不必论述究竟怎样才算是“现代化”,便放笔立言、进行评估的例证。又如中国科学社成员之一,担任是社机关刊物《科学》杂志 主编的刘咸(1901-1987) ,将“迷信”与“科学”对比为势不两立,感慨中国“数千年来缺乏科学”,以致“迷信百出,无奇不有”,可以说,“迷信”乃是“科学发达过程中之障碍物”,因此“誓必破除之,廓清之,使不为科学之累”,否则科学“不得自由发展,亦即国家科学化,现代化,不能迅速实现” ,完全将科学等于“现代化”,“迷信”则和落后画上等号。在他们的评估里,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便是中古、落后、不进步等等状态,这也证成了“现代化”所蕴涵的求新尚进的意义 。

   3.“现代化”可以是一种目标的期待。

   如蒋廷黻之判断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现代化”,所以他呼吁南京国民党政府“必须表示它有领导中国近代化的本领” ,他希望“作政论的人”能以“集中力量来帮助和督促政府实行现代化”做为自己的“第一责任”,而且“如政府不走这条路,我们不妨光明正大的以内政问题来批评政府,推倒政府” 。而如苏雪林指陈胡适当时“拥护现政府的目的”,便在于“从散漫无纪的国家,一盘散沙的民众中间,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从而“内以促中国现代化之成功,外以抵抗强敌之侵略” ,也同样是立基在一个朦胧的“现代化”样态的殷切期望,而无须说明“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定义 。尤其在国族面临着重重危机的情况之下,论者痛切指陈“现代化”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无上命令:或谓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 ,或谓“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 。“现代化”俨然是推动国族奋力以进的轨道方向。

   4.“现代化”可以是开启知识分子国族前景想象空间(各个领域)的无限大范畴。

   像是《申报月刊》在1933年5月决定对“现代化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并“为谋集中讨论生产现代化的便利,故于征文信中又不得不将我们注重于经济方面的意思”集中为以下两个问题,向知识界征文: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几个先决条件?

   (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

   响应者众,而《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问世 ,便是著例。发刊在其上的众家论者,意见南辕北辙,主张“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者有之 ,倡言“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 者亦有之;关心“农业的现代化”者有之 ,思索如何促使“生产现代化” ,怎样开发煤、石油与水力等“原动力”而使“中国现代化” 者亦有之。或可一言蔽之曰:盲人摸象,各有所得。即使是日后以主张“全盘西化”而成众矢之的的陈序经,也在同一时段以“现代化”为立论张本,反省检讨当时中国教育的问题,从而提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澈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澈底的现代化”的见解 。竭力主张中国应走向建设以谋求出路的蒋廷黻,则直截了当地说:“所谓建设就是物质的和制度的创造和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 流风所及,蒋介石于1934年基于多重目标而发动“新生活运动”,诠解其意义,即谓:“新生活运动,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期可“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 。相互对比,想象/关怀中国国族(各个领域)的未来,道路可以无限多,方向可以无限广,共同交集唯有“现代化”这个词汇而已。至于“现代化”具体的内容,人言各殊,各有祈向,随论者倡言立论的需要而可以不断变动。孟森和胡适的“迷惘”,正是面对无限大空间的反应。

   可以想见,“现代化”一词的意义/内容,知识阶层虽然各有己见,没有共同的认知,但它作为一个讨论/建立“文化认同”而无所不包的概念范畴,已然形成时代共识与共同语言。特别是,在1934、1935年接连爆发了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而掀起的论争,未几,更有围绕着陈序经“全盘西化”言论的“全盘西化论战” 。在这一连串此起彼伏、绝无共识可言的“文字战争”里,“(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乃至“中体西用”等等主张,都各被立场相对的论者力斥其非,而唯一未被“污名化”的,只有“现代化”一词。正如参战者之一的张熙若(即张奚若)所谓:“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因为“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相对的,“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如“中国古书加以句读”,“或将古文译为白话文”;“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在他那里,“现代化”成为结合中西之长的一种方式。可是,他还是承认:“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而“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只是“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 。从张熙若的判断与分别所举的例子来看,在他的潜意识里,虽然中西各有其长,但对比之下,落后者还是中国。又如冯友兰(1895-1990)后来的观察:

   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

   然而,“西洋文化”既然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所以“优越底”,那么,文化论争里的中国/西方或是东方/西方这组地理意义的二元对立架构,便被“中古”(后来还可以是“传统”)/“现代化”这一组时间认知的二元对立架构所包摄进去。“现代化”,其实指的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西方”。

   总结来看,自从1930年代起,出现于中国的言论舞台上的“现代化”,其内容涵义即便人言各殊,却是一个可以依据论者需要而被信手捻来的开放论述空间,既可以根据立论范畴添加实质内容(如主张发展科学或打倒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无须任何论证的主观期待(如声言“我们希望中国/青年现代化”)。它更是一个承载了以西方为标准的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统一体象征,从此成为中国(若干知识分子)理解/诠释/想象世界的“后设语言” 。

  

   四.“现代化”与历史书写的开展

  

   一代思想巨子梁启超,身历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于1922年4月应《申报》五十年纪念之邀而撰《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为自己走过的时代岁月进行“概念化”的工程。在他述说“学问和思想的方面”的“进步”这个段落里,他承认“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进而搭起一道“进化”轨迹的架构: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

   这一套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基本叙述架构,屡为后世的反思所继承。例如,1960年代的殷海光,其所谓“中国文化在近百年来遭遇西方近代西方文化之冲击时所作反应的实际的进程”的架构便是:从“器用的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思想现代化” 。和梁启超相较,除了添加了“现代化”这个术语之外,两者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大差异。不过,殷海光以“现代化”叙述历史,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序幕,伴随着“现代化”作为一个“后设语言”而于中国言论舞台上登台亮相的时候,便已拉起。

   先以胡适个人为例。胡适对“现代化”这个新名词的因应修辞固然是重弹“多研究些问题”的旧调,却同时把它用来作为评价历史进程的范尺,声言“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只是因为此后“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竟而走到了“对于‘现代化’的迟疑与矛盾”的地步上去,竟找不到一个“形成了的现代”的标准 。后来,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硝烟迷漫的岁月里,远渡美国争取援助的胡适,更以美国人为对象,既撰文控诉日本“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Japan cannot allow a unified and modernize China to exist……) ,也向那里的史学界同行公众发表他对于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的失败与成功的原因(Why was Japan so successful in her task of modernization, and why was China so unsuccessful?)的比较探讨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亦是日后(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工作者乐此不疲的研究主题之一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术实践,仿佛由此又得一例 。

当时与胡适同调者,不乏其人。如张素民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定标在“前清末年”,亦认为“所谓‘西学为用’的运动,即是要把船舶和军器工业化” ;陈高佣(1901-1959)则认为,“要想把中国文化现代化,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所同有的一种希望”,其开端是“当西洋文化与中国开始接触之后”,推动者为“一部份觉悟之士”,方向为“想吸取西洋文化来改造中国固有的文化” 。史学界新起之秀姚薇元(1905-1985),则依据各式各样的中外史源,对魏源(1794-1857)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逐句考核订正,亦自觉意义深远,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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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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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NJU学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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