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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德国教育的分流制

更新时间:2019-10-19 00:09:59
作者: 郑也夫  
大众的考虑其实非常现实。综合中学在吸引优秀学生上面起步最难,因为如果吸收优秀学生的数量太少,就很难在校内开展对他们的因材施教,如是聪慧少年的家长就宁愿将子女送到文科中学或实科中学。(福尔,1996,153)实际发生的是,综合中学在德国教育传统深厚的三分天下中打进了一只楔子,但所占份额还在10%以下。反讽的是,它没有完成取代三轨制的意图,反而导致德国教育呈现出更热闹的局面。

   改革者的意图没有实现。与之对照,大众的择校动机却渐渐地蚕食着旧日的格局。我们且看德国各类中学半个世纪中学生比重(百分比)的变迁。

表3.1

  

   (1960~1986年的是全部年级的学生的数据,取自李其龙,1982,59;李其龙、孙祖复,1995,88,82。1994年的是八年级学生的数据,取自福尔,1996,118。2002年以后的是10年级以内的学生数据,取自德国统计局。)

  

   四、通道

  

   早期分流的根据是,多数人在10岁时已经表现出日后的潜力。早期分流的收获是,可以缓解竞争,让潜力弱的人退出竞争,给潜力强的人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代价是,晚熟的人可能遭到淘汰。要完善这一制度,就要避免10岁定终身,就要造就虽然10岁分流,但有制度保证一个非文科中学的优秀学生日后还有读大学的可能。这不仅减少了分流制度的消极性,也是其自身在现当代社会中能否持续下去的重要前提。

   从文献上看,德国的学校一再强调,三个类型的学校之间有转轨的通道。“实科中学特殊的十年级尤得人心。它能使主体中学中有能力的学生,在主体中学毕业后不失时机地”转入文科中学十一年级。(福尔,1996,139)“主体中学也允许设立十年级,……经特别推荐,也可以升入文科中学十一年级。”(福尔,1996,127~128)

   通道的畅通程度如何,多少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学生从中走进文科中(续表)学,是我们考量德国分流制度不可不知晓的要素。可惜的是,从汉译文献上很难找到相关的数字。笔者只找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巴伐利亚州1994/95学年实科中学毕业生共27470人,其中1.4%转入文科中学。(杭州大学中德翻译中学、巴伐利亚州文教部,1998,46)

   从巴伐利亚州的情况看,通道是存在的,穿过通道的学生比例显然不算大。我们接下来看另一个指标,就是获取大学入学资格的各类学生的百分比。

表3.2

   (1994年的百分比是笔者根据福尔(1996,206~207)书中的具体数字计算得出的。2008年的百分比来自德国2010年的教育报告。)

   笔者对上表1994年数据的解读是:“专业文科中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实科中学的毕业生。“职业高中和技术高中”、“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是主体中学的毕业生。这三类学生总计11.1%。加上一定比例的实科与主体中学的学生半路转轨到文科中学,早期分流到实科中学与主体中学的学生中,大约12.5%~15%获得了普通大学的入学资格。2010年德国教育报告索性将上表1994年前三行的数据合为一项。这不便于我们这些掌握资料不充分者的分析对比。

   除此还有第二条道路。“非在校生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可以直接参加各类学校的中等教育结业考试及高校入学资格考试。成人业余教育大学举办的各种成人补习班有力地支持了非在校学生的考试。”(杭州大学中德翻译中学、巴伐利亚州文教部,1998,85)“即要纠正文科中学选择学生的社会标准,为那些由于当时的实科中学和文科中学教育网尚未健全而无法获得中等学校的毕业文凭和高等学校资格的年轻人铺平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道路。”其主要措施就是“晚间文科中学”和“大学预科”的建立。二者的学制都是1~3年,最长4年。前者是白天工作晚上上学,后者是全日制不允许打工,部分人甚至可以获得国家的奖学金(福尔,1996,191~193)。从上表可以看到1994年晚间文科中学的毕业生占普通大学入学资格者的1.5%,大学预科占1.9%。即已经工作的人,通过这条道路进入大学者,占全部入大学资格人数的3.4%,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2010年的此项数据与1994年差距不大。但是2010年职业学校毕业生后来进入高校的比例大大高于1994年,这是重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根据1994年的数据,最终获得普通大学入学资格者中,分流时未进文科中学和综合中学的学生占了至少16%。这是一个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数字,它证明了德国分流制度是有通道、给出路的,非10岁定终身。从2010年的数据看,早期分流后的通道显然更宽。

  

   五、职业教育

  

   现代社会中的多重因素刺激了分阶层民众晋升的欲望,分流制要在这样的氛围下持续存在,必须优化自身。手段之一是上节所说的通道的建立和转轨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本节要介绍的,职业教育必须有自己的优势和吸引力,否则必然被大家蔑视。

   德国职业教育有自己源远流长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在德国学徒被接纳从来都有严格的限制。1908年的工商业管理条例要求“企业主必须具备通过了师传考试的证明”。(李其龙、孙祖复,1995,120)这说明,学徒制在德国早就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制度安排。就是说,手工艺时代已臻完备的学徒制,以后帮助德国形成了被凯恩斯称道的德国工业。

   工业制度继承并完善了这一制度。“工会与雇主约定,不得雇用未经职业训练且未获得职业资格的人承担技术性工作。因此,凡未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在就业市场均处于明显劣势,其失业率较高。而且即使被雇佣,也仅从事极简单的工作。”(沙威特、穆勒,2000,582)所以德国企业员工的培训情况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据1994年一份德国教育文献:德国化工企业未受过职业教育的从业人员仅为3%,法国为19%,英国为42%。(转引自张可创、李其龙,2005,224)德国研究者在90年代中叶说:“每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普通教育学校毕业生接受双元制培训。”(福尔,1996,171)“1993年总计有21.6万名文科中学毕业生接受职业培训;大部分在培训结业后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同上书,174)为什么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还要参加职业培训,因为在就业的道路上高等教育是风险之旅,职业教育更为安全,他们参加竞争前先留条后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正在于此。

   德国职业学校类型繁多,性质各异。“也许会使局外人感到迷茫。……不应将其理解为教育历史的‘残余物’,而应更多地理解为是灵活回应了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回应了技术发展的新重点。”(同上书,171)“国家认可的培训职业分为13大类[经济与管理,冶金机械技术,电子工业技术,建筑施工技术,木材加工技术,纺织服装技术,化学、物理和生物技术,排版制版印刷技术,粉刷与室内装潢技术,保健技术,个人卫生,营养与家政(餐饮旅馆服务员,厨师及家务),农业经营管理]共约380多种职业。”(杭州大学中德翻译中学、巴伐利亚州文教部,1998,63)还有450种和498种培训职业的说法(柯克霍夫,2000,604;莫蒂默、克鲁格,2000,633),可见培训分类之细致。

   培训方向众多,培训专业细致,就更增加了学生选择的困惑。德国人称这一决定为“学徒定位”,他们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程序帮助学生完成这一影响毕生的职业选择。“德国有一间国家就业机构,专门评估学生的资质,并同时指明适合该青年的学徒方向。”(罗森鲍姆、琼斯,2000,543)“在接受学徒职位之前,学生必须接受两次为期六周的自选职业实习,第一次在毕业前两年进行,第二次在普教的最后一年。学生对于首次实习的评价可以从课堂讨论略见一斑,大多数学生坚信自己肯定不会再从事这一行业(太难啦、收入太低啦、工作条件太差啦、太单调啦等等,不一而足)。第一次实习以后,学生们还可以选择另一行业为期六周的实习。”(莫蒂默、克鲁格,2000,643,649)两次实习后再去完成学徒定位,应该说多数学生不再盲目。制度安排促使他们,“在如此幼小年纪就必须学会研究官方的就业信息、向教师和辅导员进行咨询、在498个职业领域中选择自己中意的学徒项目并最终获得学徒工的职位”。(同上书,649)

   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特征和精髓。单纯由学校提供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接受校内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一旦加入就业队伍就会抱怨说,学校里教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学校职业教育的另外一个缺陷是,其经常落后于经济技术的发展步伐,设备老化、观念陈旧。”(沙威特、穆勒,2000,583)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最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脱节。他们是由职业学校、企业、企业协会“共同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它们还共同决定就业市场上某种职业的具体技能要求”。(沙威特、穆勒,2000,585)通常是学生每周在学校上一两天课,在企业接受职业培训三四天。学生在工厂里不是埋没在工人队伍中,完全遵循车间的生产,沦为一个普通的劳力。为避免生产的逻辑与过程对培训的干扰,保证学生获得全面的、基本的职业技能,德国企业广泛设置了“训练车间”。条件不足的企业,也会在车间开辟一个角落用于培训,称为“培训角”。(李其龙、孙祖复,1995,131)“毕业考试分实践和理论两个部分。企业、雇员联合会,以及职业学校教师的代表都参与考试。”(福尔,1996,177)

如此精致的职业教育最终给予学生的好处是就业的便利,即德国的职业教育是就业的安全网。普教或与企业脱节的职业教育提供的证书或推荐,很难令雇主信任。“雇主最看中的是劳动习惯——只可惜雇主从现有的资料中不大可能推断出应聘者的劳动习惯。……仅凭面试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受试者未来的工作表现。……他们抱怨说:‘除非你让他来上班,否则就别想真正了解他。’”(罗森鲍姆、琼斯,2000,551)但在德国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德国的职业教育文凭和评语与工作现场密切关联,充分反映出劳动态度和技能。并且德国的职业教育体制“导致了德国劳动力在就业资格上的高度标准化。……标准化程度越高,教育资格与职业获得的连接就越紧密”。(沙威特、穆勒,2000,582,584)因为标准化的双元制,德国的“雇主可以充分相信职业资格证书”。(同上书,585)职业教育文凭的有效、通用及不可缺少,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的核心,而它是由上述的一系列因素辐辏而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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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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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吾国教育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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