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贲:卡兹纳与艾希曼:往事和争议

更新时间:2006-11-23 17:18:54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艾希曼是专门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卡兹纳是名犹太人,他领导着地方维持会性质的匈牙利"犹太人委员会",曾与艾希曼合作。他救过一些人,也害了许多人。阿伦特用这两个人的故事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庸无奇的人都可能成为刽子手。在极权统治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并没有必然或本质的差别。摧毁和灭绝人性,侵犯和残害人类,这才是国际社会谴责主权国家内极权主义邪恶的道义根据

  

  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以秘密绑架的方式在阿根廷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并送回以色列,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一时成为新闻。艾希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1941年至1945年任纳粹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他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编者注:纳粹德国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位于慕尼黑)而受到纳粹党卫队副总指挥海德里希(Reinhardt Heydrich)的赏识。1942年1月艾希曼出席万赛(Wannsee)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他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流亡到阿根廷。艾希曼被逮捕后于1961年2月11日在耶路撒冷受审,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艾希曼被逮捕后,以色列将如何审判他,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当时直接可以比照的审判模式就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但是以色列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在一篇文章中说,只有"自卑心作祟的犹太人"才会怀疑以色列不该审判艾希曼。

  阿伦特认为,以色列审判艾希曼并无不妥。但是,关键问题不在于以色列是否拥有审判司法权,而在于以何种罪行控告艾希曼。她认为,无论是在纽伦堡,还是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所面临的都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行政谋杀"在纽伦堡审判中首次被确认为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阿伦特的看法很明确,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尽管(纳粹的)罪行首先是对犹太人犯下的,但它并不局限于犹太人和犹太问题。"在1960年12月给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信中,她写道,"人类现有的法律并不足以恰当地在法律或政治上(给人类之敌)定罪,但也只有这种法律工具可以使用。"阿伦特早在1951年就已经在《极权主义之源》的初版序言中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她指出,极权主义的危害是针对全人类的:"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开始摧毁人的本质。"摧毁和灭绝人性,侵犯和残害人类,这才是国际社会谴责主权国家内极权主义邪恶的道义根据。

  

  一个纳粹合作者的故事

  

  作为一个犹太人,卡兹纳与纳粹打交道,为他们办事,也许确实是为了尽力救援可能援救的犹太人。但阿伦特认为,卡兹纳为之付出的道德代价不容忽视。谁要能保护别人,谁就必须先得到纳粹的信任;谁要能得到纳粹的信任,谁就一定得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1961年3月,阿伦特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共写了5篇报道,后修改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邪恶的报道》。阿伦特在艾希曼案的报道中,多次提到她对以色列总检察长霍斯纳(Gideon Hausner)的看法。霍斯纳代表的是以色列政府的立场。阿伦特与霍斯纳之间最重要的分歧是,历史真实是否应当服从政治需要。阿伦特担心的是,像霍斯纳那样仅仅以犹太人受害者的名义去审判艾希曼,会导致犹太国家以政治需要主导审判,当这种政治需要与完整的历史真实发生矛盾时,后者就会被牺牲掉。这种情况在1953年以色列以国家的名义控告公民葛鲁恩瓦特(Malchiel Gruenwald)"诽谤"政府官员卡兹纳(Rudolf Kastner)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阿伦特在对艾希曼的报道中再次提出卡兹纳与纳粹合作的往事,并由此涉及"犹太委员会"的类似行为责任。这成为她报道中最受争议的部分。

  葛鲁恩瓦特是一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后移居维也纳。1937年他在维也纳遭反犹暴徒攻击而致残。1938年,他迁移到耶路撒冷定居。葛鲁恩瓦特的弟弟在二战期间被匈牙利当局杀害,另有52名亲属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葛鲁恩瓦特早年当过非专职记者,1950年代他决定重操旧业时,已经70多岁了。

  葛鲁恩瓦特从事的是典型的公民新闻。他自费出版一个大致一周一次、每次3页的油印小报。他用德文写稿,再请人译成希伯来文,每期印1000份,由他自己邮寄或分发到当地的咖啡馆,全部免费。这个小报的报名就叫《致我的Mizrahi朋友的信》(Mizrahi指的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葛鲁恩瓦特小报的宗旨是揭露真相,它批评的对象包括腐败的领导人、不称职的神职要人、贪婪的公职人员和当权者,尤其是当时执政的Mapai党官员。

  1952年,葛鲁恩瓦特在小报里指责工党官员卡兹纳曾经与纳粹合作。卡兹纳当时担任以色列商业部发言人。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卡兹纳曾经是匈牙利犹太人救援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葛鲁恩瓦特指称,卡兹纳与纳粹的合作造成了匈牙利40万犹太人的死亡,而且,卡兹纳在战后还在纽伦堡审判时为党卫军上校贝赫(Kurt Becher,曾任盖世太保的经济主管)作证开脱,结果让贝赫逃避了战争罪行的惩罚。

  当时以色列只有《自由报》(Herut)注意到了葛鲁恩瓦特对卡兹纳的指控。该报的政治专栏作者马可斯(Yoel Marcus)指出,匈牙利犹太人议论此事已有3年,卡兹纳必须就此事给公众一个交待。卡兹纳的上司、商业部长约瑟夫(Dov Yoseph)认为,卡兹纳如何处理此事是他的私事。但是检查官科恩(Haim Cohen)认为,"在(以色列)这个崭新、纯洁和理想的国家里,有这种污点嫌疑的人是不能在高级位置上起领导作用的。"于是,卡兹纳不得不同意以色列政府替他控告葛鲁恩瓦特诽谤。

  诽谤案的审理原先计划4天完成,结果延续了两年。1955年结案时,葛鲁恩瓦特被无罪开释。法官哈勒维(Benjamin Halevi)同时也对卡兹纳作了"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结论。但是卡兹纳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958年,以色列最高法庭推翻了1955年的判决,那时候卡兹纳已经被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暗杀身亡。

  卡兹纳曾在1944年与当时担任清犹要职的艾希曼有过合作。那时候,卡兹纳是匈牙利犹太人救援会的实际负责人,而艾希曼则负责将布达佩斯80多万犹太人押送到在波兰的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卡兹纳和艾希曼达成了协议,以1000瑞士法郎一个人的代价放过1684名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家人、朋友)。由于获援救者中许多人并没有能力自己筹得这笔款项,卡兹纳将150个名额拍卖给富有的犹太人,以所得的筹款支付其他犹太人的所需。卡兹纳后来为之作证的纳粹军官贝赫当时担任希姆莱的特使。贝赫从卡兹纳那里挖到50个名额,用来回报一些以前给过他好处的犹太人,平均每个名额是2.5万瑞士法郎。据贝赫自己交待,他从这笔交易中得到的好处费有300万法郎。但卡兹纳在纽伦堡法庭上给贝赫作证,称他和别的纳粹"不是同一材料制成的"。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报道的卡兹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卡兹纳与德国纳粹的合作很有代表性。二战时许多地方维持会性质的"犹太人委员会"都与纳粹有类似的合作。阿伦特要强调的是,艾希曼在匈牙利的灭犹工作成绩卓著,并不是因为手段特别残暴狡诈,而是因为得到犹太领袖的大力帮助。当时匈牙利的犹太领袖有一种自我欺骗的想法,觉得匈牙利的"欧洲犹太人"比东欧的犹太人高等。他们已经知道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事,但仍然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在(匈牙利)发生"。阿伦特写道,这种想法可不是光靠艾希曼的所谓"催眠术"就可以做到的。阿伦特报道了许多犹太领袖贿赂讨好德国纳粹分子和享受德国人特殊待遇的例子。她指出"他们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不必佩戴犹太人黄星袖章,……而卡兹纳本人则可以不需要携带任何犹太人身份证而在纳粹德国旅行"。

  但是,卡兹纳并不是一个"犹奸"。阿伦特在报道中说明,"艾希曼在供词中称,卡兹纳在和艾希曼讨论希姆莱的以1万辆卡车作交换释放100万犹太人的计划时,似乎看到了事情的转机。"卡兹纳"请艾希曼停止在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艾希曼说他很乐意停止,不过他做不了主,连他的上司也做不了主"。但是,艾希曼又说,要是没有犹太人合作,组织押送犹太人"要么就会完全混乱,要么就会严重花费德国人力"。卡兹纳和别的犹太领袖一样,甚至在纳粹并没有命令他们保守"最终方案"计划秘密的情况下,自动保守这个秘密。卡兹纳说,这么做是为了让犹太人"保持平静,防止惊恐"。

  和所有人道灾难时期有能力保护他者的要人一样,卡兹纳成为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阿伦特并不否认,卡兹纳与纳粹打交道,为他们办事,也许确实是为了尽力救援犹太人。但她认为,卡兹纳为之付出的道德代价不容忽视。谁能保护别人,谁就必须先得到纳粹的信任;谁能得到纳粹的信任,谁就一定得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这种人物的评价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两极对立的情况。那些因卡兹纳而得救的匈牙利犹太人认为,他在危难时刻出来维持局面,是忍辱负重的英雄。但更多的受害者则把他看成纳粹合作者、一个罪人。

  历史的事实是,1944年4月底,卡兹纳和其他一些犹太人领袖就已经接到纳粹计划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报告。但是报告始终没有传达下去,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因此而被杀害。事后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卡兹纳和艾希曼有协议,以不通知作条件,来交换火车运出1684人的保证。另一种说法是,就算卡兹纳通知了,也没有人相信,卡兹纳毕竟还救了一些犹太人。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卡兹纳不是在用"100个受害者换1000条人命,……他用将近476000个受害者换了1684条人命"。她的陈述清楚地表明了她对卡兹纳的评断。

  

  报道审判中的"意外"

  

  在如何对待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问题上,阿伦特的态度与许多犹太人有分歧。她认为,在犹太人记忆这场灾难时,不提及自己的责任,那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一种集体失忆。她指出,集体自我欺骗比简单的说谎更加危险

  1950年代初的卡兹纳事件冲击了以色列司法界,因为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以色列法庭第一次遭遇到了犹太人大屠杀的问题,而遭指控的竟然不是纳粹刽子手,而是一位犹太领袖。卡兹纳事件因而震动了整个以色列,使得以色列法庭在1961年审判纳粹军官艾希曼时格外小心谨慎。总检察官霍斯纳从以色列国家政治的需要考量,力求把艾希曼案与卡兹纳案区别开来,避免在审判纳粹分子的过程中重翻犹太合作者的老账。霍斯纳在审判前就与预定的证人打了招呼,关照他们要为大局着想,不要把与卡兹纳的前嫌牵扯到对艾希曼的证词中来。霍斯纳自己回忆道,"我向每个人要求不要在自己人之间算账,因为这次审判的对象是灭绝杀手,不是受害人。"

  尽管霍斯纳小心安排,耐心说服,但是在艾希曼审判中,卡兹纳的事情还是被提了出来。布兰德女士(HansiBrand)曾经是卡兹纳在匈牙利犹太人救援会的同事,也参与过与艾希曼的谈判。她在艾希曼审判中出庭作证。法官就是在1955年葛鲁恩瓦特案结案时给卡兹纳下结论的哈勒维。哈勒维法官问布兰德女士,救援委员会是否曾考虑过暗杀艾希曼。布兰德女士认为法官的问题有倾向性,实质上是在责问救援会为什么不反抗。她答道,"我们不过是一个救援会,谁也不是英雄。我们的工作是设法援救那些(犹太)人。我们不知道杀了艾希曼,犹太人是不是会因此得救。……我们只知道,艾希曼死了自有人来替代他,事情照样进行,也许还进行得更快一些。"

  布兰德女士的回答道出了受害者在浩劫降临时的两难困境,使得卡兹纳案引起的公众分歧和争论重新浮现出来。大屠杀期间,卡兹纳和许多地方的犹太委员会出面扮演"维持会"的角色,救了一些人,也害了许多人。在艾希曼审判时,还有一名叫弗罗丁格(PinchasFreudiger)的犹太人出来作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5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