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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澳门经验对中华帝国造成的困惑

更新时间:2019-10-14 21:39:55
作者: 邓文初  

   万历年间,广东地方又指定香山县丞进驻澳门前山寨,就近稽查。还在前山寨往东15里地方设立税关,由把总守卫,控制民夷出入。又在税关之下设立了三个小税馆,前者专事征税,后者主管稽查。

  

   万历二年设立的这个税关叫莲花茎关,其地莲花茎为前山与澳山隔海相夹的唯一通道,由一道沙堤构成,长十里,宽五六长,是所谓“一径可达”的扼要之所。澳门葡人购买粮食需要通过关卡,但关卡门禁却控制在官员们手中,启闭有定时。税关官吏曾定下一月开启两次的规定,结果,一些贫困葡人因无法储备足够半月的粮食而饿毙。此后,改为五天开启一次,允许澳人出关购粮。

  

   清时,广东地方认为前山寨驻守的香山县丞职位卑微,不足以弹压,乃于雍正八年(1730年)奏请移肇庆府同知进驻,令其专司海防,查验进出口海船,管治澳门夷人,且依其原治理瑶务之例,委把总二人、兵丁一百人,统于香山虎门两协内,香山县丞也受其节制。乾隆九年(1744年),正式移肇庆府同知进驻澳门前山寨,称海防同知,而将前山寨县丞迁移至望夏村,仍归海防同知节制。驻防前山寨的副将,于康熙七年移至城内,由都司统兵100人驻扎。

  

   明清两朝对于澳门的控制可谓步步强化、严防死守,澳门葡人的一切似乎都在官员们的监视之下。

  

城市自治,帝国机体中的生长点

  

   事实上,仅万历二年税关的设立,就足以驾控整个澳门局势(这本来就是嘉靖时监察御史庞尚鹏的策略),清朝时任香山令的张甄陶在其《论澳门形势状》且再次强调类似的“制夷三策”,说“制夷之法,但闭关闸,则无所得食;断小艇,则穷而无所往;禁工匠,则船朽不可用”。其实,只要关闸这一招就足以制澳门于死地,所谓“关闸坚闭,立槁非难”。这一点,澳门葡人们是很清楚的。1635年,葡萄牙史学家博卡罗写道:“他们仅需断绝粮食供应,便足以毁灭我们的城市。原因是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途径获得粮食”。故在澳葡人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决裂”。然而,明清两朝却一直在强化对澳门的控制,似乎这个“东方贸易中心”的兴起,给古老的中华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困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张甄陶《论澳门形势状》提供了解读这一问题的线索。在文章中,他提出“夷人之必备者三,其不足备者亦三,而所以制夷者亦三”。后两者不论,仅看“必备者三”究竟说了些什么。

  

   其一,是耶稣会教的传播扰乱人心。张甄陶说,“凡异端左道,邪说旁门,皆以其教诈财,而夷人独以财行其教,此其志不在小。”由于传教士“以利谄人,从之者日众”,虽近年奉旨严禁,“而贪昧者仍首鼠两端,非为服教皈依,只以利心难割”,是“可虑者一”。

  

   其二,是西人技艺建筑令人目眩,加上华夷“杂居狎处,既恐事端,射利钩奇,又妨商业”,澳门虽远离省会,但其影响终会波及内地,如此,则“殊难操纵”。是“可虑者二”。

  

   关于第三条,张甄陶举例说,香山县丞曾因葡萄牙人“引诱华人入教”事,立碑禁止。但葡人坚拒,迁延多时,最后才以葡文立碑议事厅、汉字碑立于县丞公署“草草了事”。足见夷性狡狯,难以驯服,且他们往往“强颜抗命,以此为能”。“可虑者三”。

  

   细读张甄陶上述文字,或许对于儒家官僚们的担忧能有同情地了解。洋教的广布虽令人担忧,但至少在张甄陶看来,华夏文化还有着足够的自信。他担心的是民人利欲之心一旦启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担心的无法隔离华夷之间的接触与影响,尤其是,葡萄牙人对于官员们的这种控制并不内心服从。因此,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些夷人恭顺驯服。空间的隔离根本无法遏制这种影响,无论是军事弹压还是断粮要挟,所以需要更全面的监控。

  

   抓住澳门议事厅立碑一事做文章,确实可见张甄陶的眼光犀利。困扰官员们的,不是利税,也不是传教,而是,与澳门议事厅制度有关的一切,它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而这一点,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当时其实还只有一种朦胧的警觉,一种自己也说不明白的直觉。

  

   这正是澳门经验的生长点,是刺入中华帝国文明机体中的一个尖刺。

  

   1580年,澳门成立治安判事,虽其任命操之葡萄牙政府,但却需要得到澳门葡人之承认。自此以后,澳门有了现代的议会制度。它由澳门的行政长官、治安判事、葡萄牙政府特派之贸易舰队司令官以及澳门公民会所指定的代表四人合组。这一年,也是葡萄牙西班牙正式合并为一个王国之时。澳门葡萄牙人为了保留其独立地位,减少国王对澳门的干预,仿照国内自由市的特许自治制度,于1583年(万历十一年)规定由判事二人、长老三人、检事一人组成元老院,统摄政事。这一制度设置得到了葡属印度总督认可,此后且获得下一任总督颁发的自由特许状,西班牙国王且予以承认。于是,澳门获得了自由市资格。

  

   在中华帝国的主权范围之内,一种全新的体制诞生了,且随着澳门港的兴旺繁华,吸引着在旧文化之中熏染的众多华人。

  

   尽管在帝国官僚的严密监控之下,但至少,西方人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摸索与碰撞后,终于找到了一条进入中华帝国大门的路径,并成功地“着床”。澳门经验,算是在中华帝国这棵古老的大树上嫁接的一棵新芽,尽管它还没有脱离母体、只能在边疆蛮荒之地生长,但新芽已萌,其枝繁叶茂、独立成林的远景也就在寄望之中了。

  

   (本文为邓文初副教授谈“当帝国碰上万国”系列专栏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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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一枚石头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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