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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寻找“新的政治”——“五四”前后陈独秀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9-10-11 00:49:25
作者: 王锐  
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但是世界上多数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明白这种偶像的害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

   陈独秀谈及当时正惨烈进行的欧战,或许有睹于此让他开始质疑国家存在是否能给普通人带来幸福。但从思想传承来看,陈独秀曾对人言:“杨、康、章、梁诸先生,皆吾辈之先觉。”陈独秀这番国家为人造偶像之论,与章太炎在清末所撰的《国家论》极为相似。章氏指出:“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欲于国家中求现量所得者,人民而外,独土田山渎耳。然言国家学者,亦不以土田山渎为主体。则国家之为主体,徒有名言,初无实际,可知已。”

   虽说如此,但他同时强调,从现实层面来说,“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因为一旦“弱国”也受此学理熏染,觉得国家乃一虚幻的“偶像”,存废与否无关紧要,那么结局很可能为“强国”所吞并,自己所属的“偶像”固然不复存在,但却造就了一个更为强势的“偶像”,于寰宇之中张牙舞爪。这点陈独秀亦有所感知。所以他认为“世界上多数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的话,那么国家消亡,全球畛域“大同”的景象,“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

   因此,这一阶段陈独秀关于国家问题的思考,虽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更多还是立足现实,探索如何能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他指出:“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而欲达此效,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国家才是中国应孜孜以求的。关于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曾自白:“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出版以来,一字一句,皆此物之志也。”想象一个理想的“新国家”,在陈独秀那里,离不开他所理解的“西方学说”中有关国家的描述。

   在陈独秀看来,居今之世,思考包括国家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关乎中国前途的问题,必须具有一套全新的历史观。他指出:“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而此“潮流”在政治领域的具体特征,陈独秀认为:“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反正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之潮流,此所谓世界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

   依据这样的历史观、文明观,陈独秀认为中国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在政治领域构建相似的制度、伦理,如“民主国家,真国家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自治的国民政治”;“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国民总意之上”;“庶政公诸舆论”“尊重人民自由”。这些观点已有许多论著加以阐发。笔者也承认,以上政治制度与政治伦理在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必须予以重视。问题的关键在于,陈独秀是否对其产生、巩固、传播的历史过程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不仅是学理上的考辨,更关乎能否认识到其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条件,让这些政治要素能名副其实地落地生根。

   陈独秀认为:“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这段话体现了陈独秀对于“近世文明”演变的基本认识。

   陈独秀向国人介绍西学,广开民智,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他却未能做到在此过程中不带迷信情绪。对近代西方文明进行过一系列深刻解析的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所以,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操纵下,这一文明及其所代表的新的统治阶级,就会把自身成长壮大的历史,描绘成某一理念不断克服重重阻力,最终普照大地、成为进步象征的历史,而其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军事冲突、权力交易、剥削手段、生产与分配方式,都将被纳入这一理念当中,成为用以证明其无上荣光的注脚。

   拉斯基经历了一战以来西方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变局后,也开始重新思考陈独秀所歆羡的“近世文明”。他指出:“在超过四个世纪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利用国家的最高强制力,将这些权利渗透到了它所控制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缝隙。法律、教育、宗教和家庭,这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它的受益者不但出于历史上所有人类的习惯行事,而且还使他们赖以成长的机构适应社会基础的需求。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特权所进行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对文明社会的基础的攻击。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英勇奋斗的人士,或是试图将列宁推离权力宝座的俄国资产阶级一样,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的道德正确性。它们已经变成了捍卫传统社会观念的武装起来的思想。”

   拉斯基揭示了这一“近世文明”如何将自己的主张扩散于社会各个领域;其最大受益者是哪个群体;它如何在察觉自己可能面临挑战与危机时,迅速形成战斗意识,与挑战自己的政治势力展开对决。相较之下,陈独秀并未以独立眼光审视近代西方政治的运作逻辑,探寻它从“中古”到“近世”的演变过程中,哪些社会力量起了关键作用,各种政治口号背后的现实诉求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巨变下所产生的政治与经济理念,对于中国可能产生哪些真实的启示。

   因此,当陈独秀用他所理解的西学来审视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就很难具体揭示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症结、内外情势。和《甲寅》时期类似,此刻他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依然还是情绪性多于反思性。“举凡吾之历史,吾之政治,吾之社会,吾之家庭,无一非暗云所笼罩;欲一一除旧布新,而不为并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万险,排万难,莫由幸致。”这种对民族国家危机的担忧,自然无可厚非,但他却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除了“学说之为害”与“专制君主之流毒”,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一:“列邦并立,各自争存,智勇豪强,犹争受推重。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庸懦无论矣,即所谓智勇豪强,非自毁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挞,奉令惟谨,别无生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至此则万物赖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为不祥之物矣。”

   在这里,陈独秀心中想象的,大概是欧洲中世纪以降封建割据、列国林立的历史画面。但从清末开始,有识之士之所以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道,不正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疆域版图也即政治统一,让中国有惨遭瓜分之险?而许多对国家问题的分析与论辩,都基于如何维系历史中形成的统一之局。陈独秀此论,虽然在情绪上容易唤起青年人的瞩目,但却违背了近代中国思考国家问题的最主要前提。

   可以说,透过自己所了解并推崇的西学,陈独秀在分析中国问题时非但未能获得一种富于启发性的理论资源,反而由于以西洋为榜样,导致其很难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妨碍大多数民众个人权利的根本症结。陈独秀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原理上此论自然不差,不过在观察中国“多数国民”的情况后,他又感到“中国政治所以至此者,乃因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政治,群以为政治乃从事政治生活者之事业,所以国民缺乏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如外人所讪笑者”。

   陈独秀提出的现实政治的解决思路是:“国家组织之作何态,实以国中有力分子若何分布以为衡。”又言:“社会国家之进步也,其道万端,而始终赖为必要者,乃有大众信仰之人物,为之中枢为之表率。”而既然政治莨莠与否全赖“国中有力分子”,那么他又何必苦心焦虑高呼“国民政治”?如何使“国民政治”在中国生根,如何将真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组织动员起来,或许这才是关乎国家前途的真问题。

   看来,能让陈独秀进一步深入思考国家问题的契机,或许就在于深刻反思自己所仰赖的“近世文明”。一战结束后,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主张各殖民地有权追求民族自决。这一宣传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正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杜威,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信任是那么的天真无邪”,“中国在其绝望处境中创造了一个具备强烈民主意识、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的形象,后者尤其致力于为弱国确保国际的公理和正义”。对他们而言,美国担当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这一观察颇为到位。陈独秀在了解到威尔逊的政治主张之后就声称:“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彼时和中国处于相似境遇的国家,如印度、埃及、韩国,其知识分子也对威尔逊抱以极大的欢迎,盼望其替本国主持公道。

   但接下来的巴黎和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之所作所为,却给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以沉重打击。从结果来看,“收到过多次欢呼的威尔逊原则所倡导的公开外交,不啻是调停过程的一个早就埋下的隐患。显而易见,美国总统的空头支票‘公开的和平公约,公开签署’很快变得只是意味着外交协定的最后文本应该予以公布。”目睹这一情形,陈独秀感慨道:“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

   更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那个之前让自己为之歆羡的“法兰西文明”,如今却显露出另一种样态:“法兰西国民,向来很有高远的理想,和那军国主义狭义爱国心最热的德意志国民,正是一个反对。现在德意志不但改了共和,并且执政的多是社会党,很提倡缩减军备主义。而法兰西却反来附和日本、意大利,为着征兵废止、国际联盟、军备缩小等问题,和英美反对,竟使威总统有主张将平和会议迁移他国的风传。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

   曾经亲历巴黎和会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这样描述代表法国出席谈判的克列孟梭:“他所秉持的哲学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是没有给‘多愁善感’留出任何位置的。国家是真实的存在,你热爱其中的一个,而对于其他那些,你则漠不关心,乃至心怀仇恨。你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无上荣光,是值得追索的理想目的,但是,一般来说,你的邻国却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由此可见,在国际政治中,法国确实也坚持自己的“理想”,只是这一“理想”的内涵,远不同于陈独秀所想象的那样。当明白这一点时,他将会重新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找到“新的政治”

  

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中,作为创办人的陈独秀,有感于“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其中关于政治问题,他说道:“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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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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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五四·青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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