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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 李英东:当代帝国主义发生质变了吗——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及局限

更新时间:2019-10-09 20:08:44
作者: 谢富胜   李英东  
即使那些自己想建立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如印度、巴西和韩国等,也无法改变自己在全球化生产中的位置,因为它们进入的领域早已被中心帝国主义国家所垄断。“次帝国主义”理论者认同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判断,认为价值流向依旧聚集到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只不过在分析价值流动过程中,融入了不同国家之间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

  

   四、评论与结论

  

   自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变化和发展的探讨,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列宁在殖民主义时代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并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他还强调,“帝国主义就是少数最富强的民族对附属民族的千百万人的剥削”,“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论断。

   对于列宁来说,垄断是理解帝国主义的关键,也是实现其压迫本质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但是,“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但它消除不了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国际化的本质。“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处处可见的基本趋势。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致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典型的已经不是‘自由地’进行竞争(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企业,而是企业家垄断同盟,托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万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

   列宁分析了从生产集中到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形成之间的本质联系,克服了希法亭只从流通领域分析金融资本的局限。帝国主义阶段与产业资本相融合的金融资本,在国内实行垄断资本统治的同时,也把垄断统治拓展到国外,在国际范围内争夺基于原料来源、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势力范围,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实行剥削和控制。列宁强调,资本输出为帝国主义带来了巨额利润,“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列宁还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须同“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的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在政治形式上实现了独立。但是,这些民族主义国家并没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控制,依旧深陷不发达经济发展的漩涡中。国际左翼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尽管不同学者的分析视角存在差异,但他们一致认为,二战后南北矛盾的实质依然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巴兰指出,二战以后发达国家资本之所以流向落后国家,“主要是为了从落后国家攫取利润”,并且这种资本输出严重制约了落后国家发展。其代表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剩余”为核心,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层面对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弗兰克认为,美国和欧洲与拉美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宗主—卫星”国结构,宗主国剥削卫星国,后者的发展乃不发达的发展。多斯桑托斯用“依附”概念描述二战后的帝国主义关系,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总格局。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刻画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外围国家的具体机制。他区分广义不平等交换和狭义不平等交换。前者指工资相等而有机构成不等条件下,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引起的不平等交换。后者指工资和有机构成都不等条件下的不平等交换。他认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阿明在阐释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形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价值转移的实际计算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结论。可以看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认为,二战以后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依旧压迫非帝国主义国家,但其表现形式已经由直接的殖民掠夺转变为间接的不平等交换。而且,南北矛盾不能仅从国际贸易的单维度视角考察,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内的资本输出的作用更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从生产和金融两个层面开启了新一轮有着明显阶段性特征的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应地,当代帝国主义是否因此发生了质变,这些变化是压迫本质的变化还是具体表现形式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直是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理论的研究热点。帕特奈克和哈维关于南北依赖关系的争论,聚焦于二者之间初级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反映了发达国家在科技和工业品方面的垄断地位。帕特奈克在对南北之间初级农产品贸易的分析中,坚持中心国家压迫非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加入了金融稳定和帝国主义控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当代帝国主义经济控制的具体机制。但他忽视了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及其主导的产业链分解,没有抓住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帝国主义不仅包括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工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关系,单纯聚焦于南北贸易关系有失于偏颇。

   与之相对,史密斯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研究发现,北方资本通过跨国公司以劳动套利方式,对南方活劳动进行超级剥削。这是从全球化生产解剖当代帝国主义的有效视角,是对伊曼纽尔和阿明不平等交换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但史密斯的分析更多是对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描述性分析,对全球生产网络具体价值链条的分解不足,也没有将金融化纳入帝国主义分析框架,其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哈维时空修复理论为生产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更为动态化的分析视角,但更多停留在资本流通领域,未深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网络的剩余价值生产层面,以至于得出了东方国家正在剥削西方国家的错误结论。尽管哈维的分析存在局限,但他对全球价值流动具体实现形式和中间过程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围国家价值汲取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次帝国主义”理论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和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是对美国霸权衰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地位迅速上升之多极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反映,但对处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半外围”地区冠以“次帝国主义”的骂名,与毛泽东基于“两个中间地带”进一步提出的著名“三个世界”论大相径庭,极不利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发展。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为把握当代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贡献了思路。我们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本质依旧是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立问题,垄断资本依旧是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关键要素。当代跨国公司是比列宁时代的卡特尔和托拉斯更为高级的资本主义垄断形式,资本主义垄断因而得以强化而非弱化,使得更大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控制成为可能。跨国公司代表的全球垄断资本各类财团或复合体,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之间存在着灵活和复杂的合作关系。帝国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的资助发展高新技术,为全球垄断资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提供技术垄断支持,同时还通过其他政治(如“长臂管辖”)和军事手段,侵犯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主权,为全球垄断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全球垄断公司,可以通过生产和金融等手段对非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压迫和剥削,掠夺财富,巩固一百多年来从未改变的垄断地位。阿明强调,北方国家霸权依赖于一直存在的五种垄断:(1)技术垄断;(2)对全球市场的金融控制;(3)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获取;(4)媒体和传播垄断;(5)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垄断。这些垄断因素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并在不断深化和加剧。福斯特也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是“以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目前,少数公司(不到10家)主宰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现代资本主义关键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从汽车、啤酒、手机等到金属、煤、粮食及至金融领域,都被列强的大公司所控制。

   在全球化生产层面,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对高科技和高素质人才的垄断地位,将全球化商品的价值链进行拆解,分割成模块化生产,借助全球生产网络外包低附加值的生产过程,通过劳动套利方式,不断攫取南方国家创造的剩余劳动。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垄断模式有两类:一类是在使用价值生产上具有垄断优势,另一类是在价值实现上具有垄断优势。前者指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专利的垄断和关键生产环节的控制,控制关键核心技术,占据生产网络中的制高点,并将非关键生产环节和流通过程外包,从而占有大量附加值。后者指跨国公司凭借对品牌营销和流通渠道的垄断,控制最终产品的价值实现。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世界最稳定的物质再生产基础。苏万迪等从劳动价值商品链的角度,对南北方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进行经验分析,测算全球南北方国家之间工资差异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揭示了南方国家较高的剥削率以及南北方国家之间的价值转移。托克里·劳森(Torkil  Lauesen)和查克·科普(Zak Cope)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测算出一条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形状正好相反的附加值劳动曲线,占居附加值生产主体地位的是居于生产链中端的南方劳动力,而不是居于开端和末端的北方资本附加值。北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世界市场的边界不断延拓,催生出南方国家大量产业后备军,卷入了全球化生产浪潮。全球产业后备军规模的不断膨胀,是全球垄断资本大规模积累的丰沃土壤,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南方国家剩余的坚实基础。

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那些有资格获得金融资源的精英将获得经济权力,帝国主义国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来控制世界资源,转移和掠夺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价值。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主要流通手段,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对全球施加影响力,带来丰厚的铸币税收入,降低美国公司因汇率不稳定带来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对他国实施经济制裁。美国资本凭借强大实力和霸凌手段,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并购等一系列方式,控制掠夺其他公司。美国是世界最大的金融服务出口国,美国公司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收取交易收入、费用和佣金等),从世界经济中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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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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