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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 李英东:当代帝国主义发生质变了吗——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及局限

更新时间:2019-10-09 20:08:44
作者: 谢富胜   李英东  
英国有四类产品,进口量均超过国内产量,包括糖类、水果蔬菜类、油料作物类和海鲜类等。尽管美国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耕地和一些亚热带土地,但对咖啡和茶叶等兴奋剂类饮料的进口量,几乎是国内产量的1000倍,香料进口量是国内产量的300倍以上。美国对水果类、海鲜类和树木类产品的进口量超过国内产量的30%,对豆类、糖类、蔬菜类和酒精饮料类的进口量超过国内产量的20%—30%。通过比较1992年和2011年一些主要食品的进口依赖性数据发现,过去20年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依赖性大为增强,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对香料类、兴奋剂类和海鲜类产品的依赖程度比以前高很多,英国和德国对水果类产品的依赖程度亦如此。

   北方国家为了确保源源不断的产品供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压,以消除后者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并迫使其从事自由贸易。同时,通过大型食品跨国公司与南方当地农民签订合同,改变其产品出口结构,满足北方国家产品需求。经历贸易自由化和财政紧缩的南方国家,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转用于种植出口作物,人均粮食产量不断下降,国民营养摄入量不断减少,这种方式复制了殖民地时期“单向自由贸易”的结构。至2011年,印度和非洲的人均粮食产量每年低于225千克,而美国则超过1000千克。从根本上说,这是南北方不对称自然生产能力,以及北方国家对于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农产品单方向需求的结果。

   在发达国家对于热带和亚热带农产品高度依赖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不断膨胀和全球收入的普遍提高,对南方国家农产品形成巨大需求,一旦供给不变,会引发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帕特奈克提出了消除价格上涨的四种方式,包括土地扩张、外围地区利润增长、中心地区收入紧缩和外围地区收入紧缩,论证了前三种方式的不可行性。其中,土地扩张政策可以提高外围地区农民收入,增加外围地区自身的产品需求,挤压对中心国家的产品出口。外围地区农民收入提高,意味着农民阶级力量壮大,与全球垄断资本利益逆向而行。南方的土地扩张需要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研发投入,需要有强大的国家干预主义,这将意味着帝国主义控制的弱化。

   二战后,南方的国家干预主义试图控制本国资源,将发展公共部门作为与资本家抗衡、不合作的后备选择,通过公共部门主导下的土地扩张政策和技术进步,抗击帝国主义强制的收入紧缩战略。同时,国家干预主义坚持由政府提供关键性服务,通过对国内外资本征税来支撑国家干预所需的财政支出,以赤字财政最大化来追求南方国家利益,这一切都意味着减缓帝国主义的扼制。因此,国家干预主义始终被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排斥,只存在于后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被削弱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北方国家资本霸权遭遇严重挑战,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得以在某些发达国家采用,保证高水平就业。同时,殖民地国家得以实现自治并实施有力的国家干预政策,其中包括土地扩张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进,资本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日渐强悍,民族国家对抗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行动被强烈遏制,弱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从国家干预主义时代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变迁。新自由主义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一样,金融资本会以各种名义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任何南方的国家行为。南方资本主义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通过国家干预主义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或牺牲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利益。在帝国主义强大压力下,南方国家总是选择后者。帕特奈克强调,以上刻画的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在特定环境下的表现,这种特定环境就是不同地区客观存在的生产能力差异。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地理决定论。

  

   二、全球财富流向东方还是西方

  

   史密斯率先批判了哈维全球财富正由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的观点。哈维以资本时空修复理论为核心,对史密斯进行反驳,主张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已经改变。随后,史密斯再度回应哈维,强调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依旧从非帝国主义国家攫取财富,帝国主义本质从未改变。

   (一)全球财富的东西方流向

   全球财富由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这是哈维对当前全球财富流向的判断。他认为,当前全球价值流动十分复杂,流动方向不断变化,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流动的历史事实已持续两个世纪,然而在过去30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哈维的论著反复提及这一观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使得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幅减少。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从东方国家不断攫取财富的事实,随着东亚经济逐渐崛起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已成为历史。”他引用《美国国家情报会议评估报告》的预计,“2025年时美国将失去主导地位,西方的财富和经济权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移至东方”,并总结道,“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转移逆转了18世纪以来欧洲和北美长期榨取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财富的大趋势”。“150年来财富由东亚和南亚转移到美国与欧洲的大趋势发生了历史性逆转。这意味着,在1945年以来美国形成的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哈维在对史密斯的回应中,对此作了补充说明。他判断全球财富流向时所说的“东方国家”,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再加上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地区)构成了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一个特殊权力区域,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北美仅占四分之一。1960年以来,作为全球资本积累权力中心,东亚的崛起速度十分惊人,目前中国和日本拥有大量美国国债,且规模正不断攀升。分析哈维的判断,需要回到其新帝国主义论。哈维将“资本帝国主义”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这两种要素的矛盾融合。前者指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行为体拥有一定领土的管辖权,能够动员人力和自然资源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后者指帝国主义作为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资本的支配和使用占据首要地位。

   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资本积累方式,内在地催生出大量过剩资本,引发不断加剧的过剩资本吸纳难题。资本可以通过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进行时间修复,或通过开发新市场及建成新生产能力的地理扩张进行空间修复。地理扩张必然与权力的领土逻辑相结合,造成地缘政治冲突,引发权力领土逻辑和权力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运动。不断膨胀的过剩资本和永久性的地理扩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必然为打开市场而征服世界。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资本全球化,进行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东方国家国内过剩资本在空间修复过程中流向西方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实现对西方国家的价值汲取,导致东西方财富流向发生逆转。哈维说:“目前东亚各个国家(地区)内部积累的大量过剩资本在陆续地寻求空间修复,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输出资本,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投资都流向了北美和欧洲,使得东西方财富流向发生了逆转。”

   (二)史密斯的反驳

   史密斯认为,哈维的论断十分惊人,如果财富和权力的流动方向正在改变且近年来甚至已经逆转,这表明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流向西欧和北美等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已持续数百年的价值转移已经结束,现在历史上受压迫的南方国家(或“东方国家”)正在剥削帝国主义列强。哈维认为,史密斯误读了他的判断,把他所说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关系。史密斯则强调,尽管哈维关于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两分法,与帝国主义国家与非帝国主义国家,或北方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划分,不能严格等同,但其时空修复理论的大逻辑就是要表明,在全球资本进行时空修复的条件下,资本复杂流动性改变了之前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的单向流动,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已经改变。史密斯指出哈维的判断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2012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向富裕国家的净资源转移估计为2万亿美元,约占前二者GDP的8%;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净资源转移超过3万亿美元,约占前者GDP的12%。从长期来看,1950—2011年发展中国家有记录和无记录的、合法及非法的资金转移在不断增加,资源转移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史密斯认为,这些数据已足以驳斥哈维的论断,并且哈维的财富流向论并未列举相应的统计数据进行佐证,削弱了其理论的有效性。史密斯分析道,在测算上述净资源转移时,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的利润汇回,已被北方国家流向南方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抵消。事实上,利润汇回可以增加北方国家跨国公司财富,对外直接投资则提高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控制力。尽管二者流动方向可能相反,但在本质上共同强化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控制与剥削,其他类似的资金流动,如债务偿还和新借贷款与此大同小异。

   史密斯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是不断加剧的。北方资本以世界范围内工资差异为基础,通过生产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劳工套利”的方式,对南方劳动力进行全球剥削,以此从南方国家汲取价值,形成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这种价值汲取过程主要由跨国公司来完成,通过劳工套利驱动下的外包形式实现,形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时代特有的劳资结构关系。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生产向南方国家大规模转移。2010年,占世界总量79%约5.41亿的产业工人生活在南方国家,1950年仅为34%、1980年为53%;目前,80%以上全球贸易被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掌控,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就业人口都依附于这一全球剥削体系。

   新自由主义时代北方国家将南方国家亿万工人和农民,从他们依存的土地和民族产业中拖拽出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全球产业后备军,在降低南方国家工人收入的同时,也拉低了中心地区劳动者的收入。2015年,相对全球16.6亿的活跃劳动大军,全球产业后备军的人数超过了23亿,并且活跃劳动大军中还有不少人没有稳定工作。全球化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资本和商品可以随着贸易自由化而自由流动,但劳动者会受到地理、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限制,无法自由流动。全球化生产体系下,劳动力流动性压制与劳动力日益增长的巨大供给相互作用,催生了国际工资巨大的梯度差异。1991—2011年,以2005年美元汇率为基准计量,人均GDP,发达国家从54800美元上升到73600美元,发展中国家由7460美元上升到14220美元。全球劳动力工资梯度差异催生了全球层面不同的剥削率,形成劳动者创造价值与工资的差异。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外包、离岸业务和成本控制等,将当地高薪工人与海外低薪工人置换,充分利用全球不完全市场工资差异,不断地从南方国家攫取价值。

   史密斯进一步分析价值转移如何被GDP核算所掩盖。价值链中每个节点都代表了一个盈利点,每个节点之间的链接都构成了价值转移。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外围国家生产的价值被发达国家攫取却未记录,统计数据不反映真实的利润转移,跨国公司对此起了关键作用。在其外部承包的全球产业链生产中,对南方供应商并无所有权,账面上不记录后者的汇入利润。这与其分公司定期将境外利润汇回企业总部截然不同。事实上,那些总部设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公司的利润,由这些利润支撑的金融资产,以及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来自它们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工人更高的剥削程度。

   (三)北方国家依旧从南方国家攫取财富

哈维关于全球财富从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的观点,遭到大多数国际左翼学者的批评。首先,哈维的“东方国家”概念十分模糊,包括富裕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以及越南和孟加拉国等许多贫穷和受压迫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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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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