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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空间生产的权利粘性及其综合调适

更新时间:2019-10-06 00:31:32
作者: 陈忠  
但从深层构架看,空间权利其实具有双重性,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

   财产是权利的对象性实现,权利是财产的主体性本质。财产与自由的关系也就是权利与自由的关系。黑格尔对财产、主体性、自由之间关系的分析对认识空间权利的辩证性具有借鉴意义。在黑格尔看来,一方面,权利、财产是自由的定在,以财产等形式存在的权利是主体性的定在,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具有私人性。“真正的观点在于,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黑格尔,1961年,第54页)对任何一个主体而言,没有具体权利、财产内容的主体性,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是一种自我导向的主体性。

   在现代,空间作为一种财富,具有私人性、排他性。“占有,就是所有权。在这里自由是一般抽象意志的自由,或者,因而是仅仅对自己有关的单个人的自由”。(同上,第48页)“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而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必然具有成为这个单元的东西或我的东西这种规定。这就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同上,第55页)“惟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同上,第48页)也就是说,在特殊性这个环节,权利具有排他性。

   另一方面,公共性又是权利生成与存在的客观结构。“每一方虽说确信它自己的存在,但不确信对方的存在,因而它自己对自己的确信也就没有真理性了”。(黑格尔,1969年,第125页)“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同上,第121页)任何个体只有回归到家庭、社会、国家中,成为社会性、公民性的存在时,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其权利才能得到实现。即使在个体性日益发育的现代性条件下,财产与权利仍然具有公共性。虽然,“从意志的特殊性这一环节看,这种意志另外具有由各个特定目的所构成的内容,而且由于它是排他的单一性,所以这种内容对它说来同时又是外部的、直接在眼前看到的世界”。(黑格尔,1961年,第44页)但同时,在普遍性这个环节,个体化的权利并不是一个最高范畴。“因为粗野小人才最坚持自己的权利,而高尚的精神则顾虑到事物是否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同上,第47页)“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的概念、和这种法的其本身也是抽象的基础。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同上,第46页)

   如果说,黑格尔是从逻辑上揭示了权利的双重性,马克思则通过对地租之历史特性的研究具体揭示了空间权利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马克思,第695页)也就是说,空间权利具有私人性、排他性。但空间权利的私人性、排他性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需要避免“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来”。(同上,第714页)“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使人们忽略了区别”。(同上,第715页)空间权利的私人性本身具有历史性、具体性。

   另一方面,土地权利、空间权利的个体、私人性,其实深刻关联、来源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与变迁。离开了社会性、公共性,所谓的个体性、私人性无以存在。“正是在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中,在地租的发展中,有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获得者的参与所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的、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同上,第717页)“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体的结果而增长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进行竞争的生产条件”。(同上,第718页)“土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随着它们的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以及同土地产品相对立的商品世界的扩大,换句话说,也就是随着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产量的扩大,按相同的程度增加”。(同上,第719页)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整体社会空间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制度、体制对不合理空间垄断的规则进行保护,少数空间占有者可以获得超额的土地与空间收益。“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这样无须他参与而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同上)

   在马克思看来,土地等空间的超额收益在根本上来源于对稀缺性的垄断。“利用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也就是说,它落入瀑布的所有者手中”。(同上,第727页)“由于支配一种可以和他的资本分离、可以垄断并且数量有限的自然力而产生”。(同上,第728页)当整体社会空间制度变革并趋于合理时,这种不平等的空间权利、利益收益就可能被终止。

   空间权利的粘性化是空间意识、空间制度的综合问题产物。这种权利粘性的形成有深层的历史与现实、区域与制度、文化与心理等原因。空间权利粘性化的本质是割裂了空间权利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固定性与流动性、有效性与有限性等关系,而进入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幻象。具体而言,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同以下三种深层问题的空间幻象、空间意识形态有关。

   其一,空间主体的个体-私有幻象。空间是人的创造物,人是空间的主体,但作为空间主体的人不仅是个体性主体,更是社会性主体。空间主体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但在现代性语境下,人们往往把个体、私有作为空间的唯一主体看待,并趋向无限制地追求拓展、占有更多个体私有空间。其实,即使从个体自身维度看,其所能够占有、使用、支配的空间受到自身能力、需求的综合制约,在本质上也是有限的。随着个体身体这个空间的消失,个体所占有、使用的空间必然会归属于其他个体或社会。也就是说,空间的创造、归属主体在本质上是社会和整体。但人们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接受、进入一种幻象性的个体私有空间观,甚至对个体私有空间进行无限性的追求。在反思的意义上,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动力机制就是利用个体幻象,利用人们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追求,达到对整体发展的推进。借用黑格尔的话,这是现代性空间生产的一种理性狡计。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同人们对空间生产中的这种理性狡计缺少自觉反思有内在关联。

   其二,空间占有的永恒-固化幻象。空间由某个、某类主体占有往往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各类原因,几乎所有的空间都会易主。没有任何一个、一类主体可以永恒性地占有某个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归属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公共性不断增加是空间归属变迁的一个内在趋势;空间归属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流动性不断增加也是空间归属变迁的一个内在趋势。反思一些都市中心的变迁,就可以发现这种趋势。在前工业时期,市中心往往是帝王堡垒、教堂庙宇之所在;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市中心往往由大型商场、购物中心所占领;随着金融化的推进,由大型金融机构所建构的大型建筑则开始逐渐占领城市中心。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在现实的空间权利永恒性的背后是历史变迁的必然性。“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马克思,第702页)空间占有的永恒只是一个由现实不合理体制所维护、决定的幻象。当土地等空间制度出现结构性变革,当时代与宏观条件变革,空间垄断被打破时,所谓的永恒、正当的空间占有也就终止了。

   其三,空间效用的财富-自由幻象。正如黑格尔所说,财富是自由的定在。在一个空间日益稀缺的时代,在空间制度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的语境下,拥有空间确实对增大自身财富、获得更多的自由度有重要作用。但即使在这种语境下,财富包括以空间为载体的财富也不是获得自由的单一、唯一条件。正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既受到时代因素的决定,也受到主体自身诸多条件的影响。拥有包括空间在内的财富的数量、体量只是获得、衡量自由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和谐、和平、稳定,没有主体精神、素养、能力的综合提升,所谓自由只是一种片面的自由。以获得更多的空间、空间化财富这种方式追求自由,是对自由的一种片面化理解,从长期看,这是一种必然会破碎的财富-自由幻象。人们在一定时期对这种幻象的追求,并将这种追求转化为一种社会习惯甚至宏观层面的规则与法律时,就会导致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并导致空间生产与空间更新出现梗阻甚至停滞。

  

   三、空间权利:合理调适与空间弹性

  

   能否保持空间生产的合理节奏和持续活力,事关国家、社会与个体各类主体的发展和福利。一方面,空间生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空间生产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推进空间生产是增加与改善人民与社会福祉的重要路径,是检测社会发展系统的重要指标。空间生产的落后、停滞将导致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停滞。另一方面,空间生产需要同人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协调。空间生产系统也存在一个不断优化的问题,空间生产的水平与质量虽然不断进步,但由于各层面主体对空间生产的规律性还没有完全,空间生产的推进在总体上还带有某种在试错中推进的色彩。空间权利的粘性增大及其所导致的综合后果,正是空间生产还没有进入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表现。探索更为合理的空间权利的配置与运行方式,保持空间生产的可持续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性选择。改善空间权利的配置与运行方式,涉及国家宏观空间制度、区域中观空间行动以及个体微观空间素质的改善、提升,需要宏观、中观、微观之间的协调、合理化。

   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社会的推进,空间与权利关联将日益紧密,空间权利的内容仍将不断丰富,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利之争也将日益复杂、激烈。在空间权利的垄断风险、粘性风险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全面认识空间权利的发展趋势,规范空间权利的配置与运行,推进空间生产、空间权利的合理化,已经成为一项事关社会整体运行的基础性工作。

   合理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空间生产的重要趋势。所谓合理化,也就是人在把握各层面复杂关系的基础上,自觉营建能够统筹复杂关系的制度、知识、行为方式。用黑格尔的话说,合理化也就是个别、特殊、普遍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个别、特殊、普遍,个体、社会、国家三层主体都认识到自身只有在与其他主体的有机互动中才具有真正的存在,才能得到发展。当然,三个层面主体的和谐共生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时代与区域的竞争条件下,人们往往注重某个层面主体的作用与权利:前现代往往更为注重普遍与国家层面;近代社会则注重社会及个体的作用与权利;当代社会则正在逐渐兼顾个体、社会、国家三层主体。

   对当代社会而言,可以说,没有个体、社会、国家三层主体的总体和谐、关系合理化,也就没有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可持续性。所谓社会发展的合理化,从本体论与社会实在论角度看,就是个体、社会、国家的关系日益协调;从知识论与主体素养论角度,就是人们对三者关系的互动规律日益自觉地把握。为了解决空间生产包括空间权利配置中的问题,需要自觉地推进空间生产、空间权利的合理化。需要自觉地从个体、社会、国家三层主体有机关系的角度不断解决空间权利的配置中存在的问题,调整空间权利的配置制度,调适空间权利的文化心理,调整空间权利的相关行为。

其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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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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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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