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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

更新时间:2019-10-04 15:20:55
作者: 王彬彬  
多篇关于高晓声的文章,都写到了高晓声对亡妻的深沉怀念。

   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说,邹珠萍死后,高晓声保留了她的一缕青丝,还在家中阁楼上摆上她的照片,每逢初一、十五,高晓声都要在照片前供上一炷香,陪她坐一会,说几句悄悄话。高晓声逝世后,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他随身带着的皮夹里夹着一张邹珠萍的照片(15)。

   也是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时的学生刘萃秋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另类”老师》中说,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时,宿舍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邹珠萍的照片,背面则有高晓声的“蝇头行书”,写的是元好问的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16)

   陈其昌在《夜宿高晓声家》中说,曾于1987年11月和1988年1月,两次留宿高晓声在常州的家,而感觉到高晓声家中弥漫着高晓声“对前妻的思念”。在高晓声卧室台板下放着一张邹珠萍小时候的照片,斜放镜框里则嵌着一张邹珠萍二十多岁的照片,高晓声说:“一张是待字闺中,另一张是同他相识相恋。”对此,高晓声的第二任妻子钱女士也能理解、谅解(17)。

   陈椿年在《忆记高晓声》中说,八十年代,几次与高晓声把酒相对,听高晓声流泪讲述邹珠萍的事。有一次陈椿年指出高晓声应该写写邹珠萍,而高晓声突然激动起来,“咚”地放下酒杯吼道:“是我不想写她吗?!——我几次动笔,几次都写不下去!心里疼啊!”后来,高晓声终于忍着悲痛,写了实际上是惟一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这是他奉献在邹珠萍灵前的“一座用心血文字垒筑的墓碑”。陈椿年也说,终其一生,高晓声的卧室里始终挂着一帧邹珠萍的照片(18)。

   有一点值得一说。高晓声在被遣送回乡的二十多年间,是仍然有工资的。1958年后,高晓声的工资大大降低,但仍然有。

  

   第二个时期:1962-1968年

  

   这一时期,高晓声在武进县三河口中学当教师。在《我的简史》里,高晓声说:“1962年初我被派到三河口中学去试教语文,当年秋天改身份为摘帽‘右派’。”(19)在散文《寂寞》里,高晓声一开头就写道:“1962年2月,我被分派到武进县三河口中学去教书,先做代课教师,后来才转正,这样,我从1958年3月启动的‘劳动改造思想’工程暂时收摊。”(20)这让我们知道,1962年2月,也就是春节后,高晓声到了中学当语文老师。刚开始还是“右派”之身,当然只能以“代课教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到了这年秋天,高晓声的“右派”帽子便被摘掉了。应该是在“右派”帽子摘掉后不久,便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应该说,这样的“幸运”在当年的“右派分子”中,是并不多见。以“右派”之身到学校当杂役工,并不罕见。但以“右派”之身走上讲台,给“无产阶级下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讲课,而且是讲语文课,则是不多见的。1962年秋他便摘掉了“右派”帽子,这在全国范围内也算是很早的。

   在《我的简史》里,高晓声说:“我的课上得不差,至少是学生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有些数、理、化老师也有空就兴致勃勃进来占座位,听我讲古汉语课。”(21)这情形不难理解。高晓声成为“右派”前,已是“大作家”,至少是省内著名作家,又在省文联工作。这在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乡间民众的心里,是很能激发些神圣感的。虽然头上有了一顶“右派”帽子,但这帽子并不能尽掩头上原有的光环。这样一个人,现在成了自己的同事,其他老师自然会对他十分感兴趣。

   当年三河口中学的学生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写道:“1961年,我在三河口中学高中部读书。1962年,听同学讲,早在50年代初就和叶圣陶儿子叶至诚合作著名锡剧《走上新路》剧本的作家,后来成为‘右派’分子的高晓声要到我们中学当老师。‘作家’,‘右派’,从此在我心中蒙上了一道神秘的面纱,很想快点见到这位老师。”不难想象,在当时三河口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心中,高晓声都有着神秘感的。冯申正说,高晓声担任的是比他低一年级的语文课,虽然教本班语文的陈楷老师教学水平非常高,“但在我内心总有这样一个念头,不能聆听大作家高老师的讲课总是一种缺憾。”而“这个机会在高三毕业时终于来了。陈老师为了我们在高考中能考好作文,特地请高老师来给我们辅导上写作课,一连上了三课。高老师其实很健谈,讲课时风趣幽默,深厚的生活根基,朴实的农民语言,精湛的演讲才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22)。高晓声本不教高三语文,而教高三语文的老师特意请他到自己班上辅导学生写作,这说明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是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尊重甚至敬仰的。

   当时的三河口中学学生刘萃秋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另类”老师》一文中则说:“1964年早春,冰雪初融,柳条泛绿。武进三河口中学开学不久,不修边幅的教务主任王宇云老师匆匆走进高一乙班教室,宣布一条通知:经校行政研究决定,由高晓声老师暂任你班的语文课。全班一片雀跃和惊喜。这可是我们久盼的事!刚录取三河口高中,学长们就自豪地说:‘别小看我们学校,历史悠久,藏龙卧虎。’首先就介绍高晓声,他本是省里的青年作家,写小说,曾与叶圣陶之子叶至诚合撰剧本《走上新路》获大奖,后来被打成‘右派’才下放到我们学校教书的。”高晓声虽然是“右派”,但在三河口中学却是被追捧的人物。刘萃秋还清楚地记得高晓声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源泉》作教材,要求学生作文要写真情实感,不要写假话大话空话。他布置学生以《寒假生活二三事》为题作文,写寒假里的事,也可自拟标题。一周后,作文讲评时,高晓声全文朗诵了一篇优秀作文,而“这是一篇很平实的习作,如果在一般老师手里,最多评中等。但高老师大加赞赏,他说只有这位同学写的是真事,说的是真话!”至于刘萃秋的那篇“自鸣得意”的文章,却遭到了高晓声的批评。高晓声在文章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小镇上有这么高级的文化宫吗?”“年夜饭真有这么丰盛吗?”刘萃秋文章结尾是“丰盛的年夜饭在爆竹声声中开席了,外公回想起旧社会的苦日子,情不自禁地说:喝水不忘掘井人……”高晓声在此处批道:“公式化!”(23)从刘萃秋的回忆看,此时的高晓声还没有完全失去锐气和书生气。再过些年,高晓声就不会如此了。

   这几个当年三河口中学的学生,也回忆了课堂外的高晓声。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写道:

   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一个人坐在北塘河中学桥南的桥墩边,同学说,他就是高晓声。我眼睛一亮,不禁停下脚步仔细观察起来:他坐在一张藤椅上,个子不大,人很瘦,看上去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像个干瘪小老头,两只脚蜷曲着坐在藤椅上还竟宽荡荡的,一只手撑着下颔,一副病态(高老师患肺病日趋严重,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抽去了三根肋骨),给人明显的沧桑感,脸上表情深邃凝重,像一尊雕塑,一双眼睛看似半眯,但目光犀利有神,似乎要看透从桥上走过的每一位学生。从此每当上学、放学,我总看到高老师坐在这张藤椅上迎送着同学,有时也看到他坐在北塘河边上的水龙宫旁观察着来来往往上街的人们。高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恬静沉默,从没有听到他大声讲过一句话,我想高老师也许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24)

   这写了高晓声的形,更写了高晓声的神。此刻,沉默着的高晓声内心正涌动着千言万语。

   刘萃秋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另类”老师》一文中还写道:“从此,我们就成了高老师的‘粉丝’,课余时间常到他办公室兼住宿的院子去”;“屋子里零乱地搁着一些书报杂志,桌边的烟缸砌满烟灰和烟头。不过,这时的高老师并不像农民,颇有几分‘小资’,浅灰色的衬衣外面套一件银灰色的羊毛背心,略挺括的藏青哔叽西装裤。双指夹着支烟,时不时吸一口,吐出袅袅的烟圈,稍有浮肿的双眼透出淡然而深沉的光。”(25)

   长久地默默地坐在桥头河边的高晓声,不像一个农民;眼里透出“淡然而深沉的光”的高晓声,不像一个农民。即使是在田间地里与农民一样劳作,即使穿着与农民完全一样,高晓声也不会彻头彻尾地成为农民。即使高晓声要刻意掩盖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思想、文化也会从表情上、眼神中执拗地表现出来。高晓声的评说者、研究者总喜欢说在那二十多年间,高晓声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

   在散文《寂寞》中,高晓声诉说了这几年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高晓声用“寂寞”来概括这几年的生命历程。由于高晓声患着开放性肺结核,学校尽量把他与其他老师和学生隔开。他可以在自己宿舍办公,除了每天两节课,可以整天呆在宿舍里,而宿舍“是独门独户的住家房屋格式”,是离开其他老师宿舍很远的几间房,平时极其安静,“经常可以把门一关,冬天可以坐在被窝里办公,热天可以脱得赤条条乘凉”。住在这样的地方,寂寞可想而知。而很快,高晓声明白,自己住的地方原来是土地庙。附近百姓家死了人,仍然送饭到这里,因为人死了,第一站是到这土地庙。土地庙是阳世和阴间的中转站。明白了这一点,高晓声的寂寞里有了更复杂的内容。寂寞中的高晓声异常思念死去的妻子。“传说中的土地公公有一个称作土地婆婆的配偶,这一点我已不够条件。我这个‘公公’已经没有‘婆婆’了。”“婆婆”邹珠萍已于三年前病逝。本来夫妻二人都患肺结核。高晓声的病情甚至并不比妻子轻些。回到家乡后,高晓声每天与农民一起出工,妻子则处于休养状态。却是妻子早早病死了。高晓声认为,正因为妻子有大量时间“焦虑”,所以早早死了,而自己,总是“累得没有时间、没有气力去想”,所以反而活了下来,现在,自己一个人住着一座土地庙,也有许多时间去想了:“等到我住进这曾经是的土地庙,已当了三年多的鳏夫。这时候我有时间和气力思想了,真是痛定思痛,要说在这家破人亡的悲剧中最无辜最受害的人,自然是我那魂归离恨天的妻子了。我真对不起她,我因此非常非常想念她。尽管在这世界上已踏破铁鞋无觅处,总也可以在梦中相会罢!可是夜夜入睡,总无她来,真叫人毫无办法。信不知往何处投,电话不知往何处打。万般无奈,转而又想到了这土地庙,即使它已经过改造,但老百姓既然仍到这里送饭,说明这里仍是阴间的基层组织,除了常驻的土地公公之外,还会经常有种种鬼魂出入,我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找到我的妻子了。可是他们都回避我,明知他们就在我的身边走动,弄得空气都阴森森凉气逼人,我却无法抓住他们,央求他们。我无法生他们的气,找不到谴责的话,因为活着的人都对我无情或难表同情,我又焉能苛求于鬼魂!有时候我很想刺痛他们惹他们动怒,使他们不但想整死我并且要株连我的家族;那他们就会不惜工本下死功夫把我的亡妻找来,我们或可以在刑场上见最后一面。但我又不知道他们的痛处在哪,也就无从下手。”

   妻子死时,高晓声当然是极其悲痛的。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应付,因为每天忙累得没有片刻闲暇半分闲心,也就不容他细细品味这悲痛。但悲痛却一直积蓄着。现在,有了闲暇闲心,悲痛便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寂寞》继续写道:

   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不能发生,我无可奈何地过着寂寞的生活。我真害怕,害怕我的情感会变成冰块。我需要爱人,需要人爱。荒诞的是我竟不敢在人间寻觅,而只寄希望于鬼蜮。深夜读书批卷,偶尔想起蒲松龄的聊斋故事,真盼出现一些聪狐黠鬼,与我作伴,却也影踪全无。寂寞一如以往,愈久愈深,在愈深的寂寞里,感到了宇宙的无边,地球的孤单。于是听到了灰尘飞舞的呼呼声,羽毛落地的霹雳声……我竟变得超乎寻常地敏感。我并不贪嘴,但是我非常饥渴……(26)

   读了高晓声对自己精神状态的回忆,我们就更好地理解了冯申正文章中所描绘的那个长久长久地坐在桥头河边的高晓声。在白天,寂寞的高晓声可以搬把藤椅,坐在桥头河边。到夜晚,就只能盼望着有狐鬼出现了。

这期间,高晓声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做了病肺切除手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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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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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扬子江评论》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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