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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那波: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

更新时间:2006-11-22 22:11:52
作者: 陈那波  

  

  提要:本文对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续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文章首先对1989-1996年的文献进行简单描述,接着从理论争辩和经验研究的扩展两个方面对1996年以后的相关文献作了较详细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三点建议:1、对\"谁得到了什么及为什么得到\"问题进行深入描述;2、分析国家、市场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3、倡导对资源分配进行过程分析,包括空间上的和占有上的变动过程分析。

  关键词:市场转型;新制度主义分析;社会分层

  本文得益于臧小伟博士和吴晓刚博士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所开设的课程。臧博士的中国研究课程帮助我梳理海外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脉络,吴博士的高级统计方法课程帮助我深入理解本文所及研究的统计分析结果,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中的不足之处皆由本人负责。

  

  本文所言的\"市场转型论争\"指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场由西方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华人学者)发起和参与的就市场改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而进行的讨论。这场论争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9年由倪志伟(Victor Nee)在《美国社会学评论》①[本文的参考文献以海外文献为主,主要来自美国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学杂志AJS (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AS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和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分会的会刊《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下称ASR )中题为《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的文章所引起的论争。1996年由《美国社会学杂志》(下称AJS )举办的\"市场转型\"研讨会对1989年以来的研究进行了汇总与讨论,标志着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研究的开始。对1996的讨论会及以前研究中的主要作品已经有了中文介绍(边燕杰等,2002;周雪光,1999),②「本文所引文章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华人学者之手,他们中有的既有中文作品也有英文作品,本文引用时均采用其发表作品的署名。」本文对此部分作品只作简要叙述,而主要对1996年(包括部分1996年的文章)以后的文献进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一、第一阶段:市场转型理论及其论争

  

  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具有三个主要原则:单位化的社会、再分配体制和庇护关系(clientelism)(Hinton,1984;Kraus,1981;Oi,1985、1989;Schurmann,1968;Shue ,1980;Unger ,1984:121-141;Walder,1986;Whyte ,1985;Yang,1959).即国家通过城市的单位组织,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将人们管理起来,物质供应通过单位体系来进行分配,这些分配通过与等级挂钩的工资制度(在城市区域)、工分制度(在农村区域)、身份体系和庇护关系①「对\"庇护主义\"模型而言,\"权力通常是通过对机遇、物质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源的分配来实行的,社会中的精英对这些资源有着垄断性的影响,而非精英则依赖精英对资源的控制\"(Oi,1985:238-266).」来确定。

  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改革为上述社会分层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吸引了纯粹的中国研究者,也吸引了世界各国以学科取向为重的社会分层研究者。因为这些巨大的变化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去观察转型社会里社会分层的转变。倪志伟1989年在ASR 上所发表的文章就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尝试(Nee ,1989)。倪志伟的研究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1)博兰尼的关于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三种经济类型的划分(Polanyi ,1957、1965);(2)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对生产资料进行控制的官僚阶层已经成为新的阶级②「新阶级理论能从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精英理论和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关于共产主义国家中劳动阶层和新型共产主义官僚阶层的关系的描述中找到理论源头。」(Djilas,1957);(3)萨列尼对中欧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Szelenyi,1978、1982、1983、1987)。

  这些研究显示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制度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因为再分配阶级(redistributors )所制定的政策和体制均对自身有利。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包括三个命题和十个假设。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再分配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将有利于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 )而相对地不利于再分配者(redistributors),直接生产者所面临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力都会增加;有利于市场资本(marketcapital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和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 )而不利于政治资本。紧接着在1991年,倪志伟对1989的一组多省份抽样数据的分析发现,有干部背景的家庭比普通农户在收入上仍具优势。针对这一情况,倪志伟(Nee ,1991)发表了他第二篇与市场转型有关的文章,提出\"局部改革\"的观点,认为上述事实并不和他的理论相矛盾,而是因为市场改革的片面化。他坚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完善,干部的权力必然会被削弱。倪志伟的研究引发了众多反对意见,直接①「所谓的\"直接\"在这里指的是他们直接地就倪志伟所使用过的变量和问题来提出反对意见。罗纳塔斯(RonaTas )的研究是基于对匈牙利1989年前后的考察而作出的。」的反对意见包括:(1)\"权力维持论\":在市场改革的同时,党的领导和城市单位制度仍然保持,政治资本的回报仍然维持(Bian,1996);(2)\"权力转化论\":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干部将再分配权力转变成为社会网络资源并最终转变成为私有财产(Rona2Tas,1994).间接的包括:(1)\"地方-国家合作主义模式(Local StateCorporatism )\":中国财税制度的分税制改革准予地方政府保留除了上缴国家的税额外所剩的余额,在此一利益推动下,地方政府就像是一个拥有着许多生意的大企业,努力利用和整合自己权限下的资源并参与到企业的行为中去(Oi,1992、1995;Walder ,1995);(2)\"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Lin ,1995):\"地方\"指的是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础(社会网络是其轴心)\",市场\"指的是经济系统的变化(市场机制是其核心)\",社会主义\"意指不远的过去所留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为其核心),当倪志伟(Nee ,1989、1991、1992、1996)和戴慕珍(Oi,1992、1995)的研究都集中在经济机制并分析其制度性的后果时,林南(Lin ,1995)提出了一个强调社会文化力量的研究角度:内嵌于地方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文化力量使得市场和集体机制形成了联结,使旧有的制度和正在发生的转型连在一起。②「上述的各种观点已经有了中文译本或述评,本文在此不做赘述。参见《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期的译文及述评,以及周雪光,1999;边燕杰等,2002.」

  

  二、第二阶段:新制度分析

  

  关于市场转型的第一阶段的论争使研究者认识到市场转型所带来的结果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这种多样性的结果是由于中国多样性的制度背景所决定的。1996年AJS 举行的关于\"市场转型\"讨论会中,参与中国社会分层讨论的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应对市场改革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进行新制度主义分析。要了解社会分层的新制度分析,我们需要对新制度主义理论作一个简单的交代: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近几十年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起源于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Coase ,1988;Davis etal .,1971;North ,1981、1990;North Thomas,1973;Williamson et al .,1991),其后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Brinton ,1998;Kerckhoff ,1996).事实上,对\"制度\"①「\"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世界多被翻译成为\"制度\".但是,在中文中,\"制度\"这个概念通常指抽象的、正式的规则(rules )和政策(policy).在英文里,\"institution\"一词除了正式的规则和政策之外,还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非正式的礼俗(norms )和习惯(habit );二是各种类型的组织。国内社会学界早期将\"institution\"翻译成为\"设置\"(\"Social Institutions\"即为社会设置),本人认为更为准确。但由于近期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已习惯于用\"制度\"一词,本文也沿用这个概念,但认为有必要在此交待内涵上的区别。」的研究一直就是社会学的老本行。对社会学来说,新制度主义的核心就是一个以\"约束性的选择\"为核心的分析框架(a choice2within2constraints framework of analysis)(Brinton Nee ,1998;Granovetter,1985;Polanyi ,1957、1965).②「要进一步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文献,请参考拙文《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待发表)。」

  总的来说,对社会分层的新制度主义分析强调社会分层机制的差异是由于其背后的制度框架的变化,这种制度框架的变化形成了多样的利益和机遇结构,从而影响了这些结构中的人努力实现权力和资源最大化的选择。正如萨列尼和考斯特罗所说的:

  关于不平等的制度理论并不预设市场和再分配体制中何者天生就会导致不平等。相反,这个理论的前提是:不平等是各类市场和再分配体制作用的结果,这些作用以一个特定的历史接合点(historical juncture )和一系列特别的财产关系、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经济制度正是镶嵌(embedded)在这一系列的关系之中的]作为背景而产生的。(SzelenyiKostello,1998:305)

  市场转型论争和新制度主义分析的提出吸引了众多研究者来关注中国社会分层问题,在1996-2004年期间,与此相关的文章及专著层出不穷。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所有相关文献逐一介绍,仅就这些作品在理论上的发展和经验研究上的完善所作的贡献进行述评。

  (一)理论上的辨析

  尽管市场转型理论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可供检验的假设,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向,但是它仍然遭到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多数指向市场转型这个概念的模糊性:首先,它混淆了制度变迁概念,转变的不是市场,而是界定市场的各种制度条件(Stark,1996;Walder,1996);其次,它混淆了市场转型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Walder,2002b);再次,它预设了两个绝对的类型和这两个类型之间的对立及既定的转变逻辑: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此消则彼长,而再分配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只是时间的问题(Zhou,2000a )。

  1.是市场还是制度?或曰什么样的转型?

  市场转型理论的主要问题出自于其名称本身:\"市场\"是什么市场?

  何谓转型及如何转型?对倪志伟来说,市场转型所指的就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但是对苏联阵营国家的转型研究表明,转型经济体在转型之前并不是铁板一块、千篇一律的中央调控经济或再分配经济(Aslund,1992;Berend,1990;Kornai ,1992;Oi,1989;Prout,1985;Shue,1988;Szelenyi ,1989),并且其转型的结果也远不是单一的(Bryant Mokrzycki,1994;Burawoy Lukacs,1992;Kovacs ,1994;Stark ,1990、1992、1996).从这个角度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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