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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那波: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

更新时间:2006-11-22 22:11:52
作者: 陈那波  

  魏昂德(Walder,1996)认为,变化的不是抽象的\"市场\",而是界定市场的制度,包括资源配置、新兴的市场特性和相应的政治过程。他从市场转型理论的理论源头进行批评,认为博兰尼的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两种类型的划分缺乏制度特征,\"再分配\"事实上是\"国有制\"的代名词;此外,倪志伟预设了一个从此类型(再分配)向彼类型(市场)转型的一个理想化过程,但事实上博兰尼也并没有就他的经济类型之间的转换进行过分析。如果把\"再分配经济\"理解为\"国有制\"的话,可以看到的国有制的转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例如,斯塔科(Stark ,1996)用\"路径依赖(path2dependence )\"的角度去分析东欧的产权制度的演变就发现一个纷繁多样的演变结果。倪志伟自己也同意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并在1996年的文章中倡导新制度主义分析。

  新制度分析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制度才是起关键作用的,这些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

  根据市场转型理论的逻辑,市场转型论争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推导就是不同产权体制下有着不同的分配状况。如果说市场转型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从逻辑而言,政治资本在国有部门里的回报必然优于私有体制,而人力资本在私有体制里的回报则比在国有部门里优胜;在私有部门里,经济生产者比在国有部门里的生产积极性更高,因而其产出更大,效率更高。因此,学者最先关注的是产权(property rights )制度。魏昂德和戴幕珍所主编的书(Oi,1999)综合了相当一部分对中国产权转变的经验性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产权转变由下述五个方面组成:公有财产(public asset)的外租和外借(contracting and leasing );公有财产的售卖和彻底私有化;公有财产向精英的非法转移;国家实体对私营企业的投资;新的家庭经济和其他的私人经济的兴起。书中的大部分作品(Chen,1999:49-70;Francis ,1999:226-247;Guo ,1999;Kung ,1999:95-122;Lin Zhang ,1999:203-225;Vermeer ,1999:123-144;Whiting ,1999:171-202)都认为产权的转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尽管这种转变和理论上理想的产权形式有着较大差别。只有王大伟(Wank,1999:248-274)认为正是因为产权转变的这种不完全性安排(partial reassignment of propertyrights)反而比彻底而快速的私有化更有优越之处。彭玉生(Peng,1992)的研究同样指出产权理论可能夸大了产权归属对组织行为和工资决定过程(wage determination process)

  的影响,他比较了农村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城市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过程,发现农村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资决定过程并没有体现出差别。因此,并不能将在城市里的研究结果简单地与农村区域进行类比。臧小伟(Zang,2002)结合市场转型理论文献和劳动力市场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的文献,使用了一个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经济部门(economic sector ),并对国营部门(state sector)和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中工人的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私营部门中工人的政治资本(以\"是否党员\"作为指标)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正面联系;人力资本则在私营部门中得到的回报较高;而在国营和集体部门,公司自身的行政级别(firm administrativerank)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党员身份和干部地位的影响仍然存在。

  2.市场转型还是经济发展?

  \"市场转型\"也容易与经济扩张(economic expansion)或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概念相混淆。魏昂德在他1996年的文章中就提出这个问题:过去的中国农村研究中所讲述的变化是由于市场自身所带来的还是应该归因于伴随着农村市场改革而进行的急剧经济增长?他于2002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Walder,2002a ,2002b )指出,中国改革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也是一个停滞的农业经济结构向一个多元的经济结构迅速发展的过程。\"市场转型\"描述的只是前者的变化:再分配精英对资源进行控制的范围减少,普通大众在再分配体系外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增加;而第二个转变是关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它们为人们带来了众多机会,包括工作机会的增加和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等等。只有在一个发展停滞的社会里,对市场转型的理解才可以只着眼于再分配制度向市场制度,或者说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但是在一个发展迅速的社会,市场转型并不只是限定于上述制度变化,市场转型仍会因为其他因素而继续为政治精英提供回报。

  他试图用几个具体到村这一层次的集体变量来区分经济结构转变和分配制度转型所带来的影响:他用工资劳力雇佣(wage employment ,即工资和奖金收入在村总收入中的比重),非农业经济的发展(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非农收入占村总收入的比重)两个变量来测量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上的变迁;用私营企业经济(private entrepreneur economy,农户的家庭经营占非农收入的比例)和工资劳力经济(wage2labor employment ,工资收入在村非农业收入中的比例)来测量市场发展的质的区别,即产权制度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此外,他将农村家庭分为四类:家庭成员中既没有干部成员也没有家庭企业的;有干部和没有家庭企业的;开办家庭企业但家庭成员中没有干部的;既有干部也有家庭企业的(Walder,2002a 、2002b ).利用上述分类,他对1996年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干部家庭的净回报(net return)并没有因为私营家庭经济(private householdentrepreneurship)和雇佣劳动的扩展而减少,而私营家庭经济业主的净回报却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展而减少(Walder,2002a ).

  3.国家与市场:互斥还是共生?

  市场转型理论的另一个备受诟病的地方是它的\"国家与市场互斥预设(state2market antitheticview)\":国家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日渐增大,必然削弱市场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反之亦然。

  然而,这样的预设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已经有许多研究辩称:无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国家与市场都无可避免地相互影响。①「贝特斯对非洲农业政策的研究表明了市场是如何被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手段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产生了政治资源,而这些资源也被用来建立对政治的组织支持(Bates ,1981).此外,对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在内的研究表明:国家和市场起码在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首先,大型企业的行为是国际政治过程的结果;其次,公司的比较财富(competitive fortunes)建基于公司在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和斗争,而不仅仅取决于纯粹的价格和需求方面的竞争;再次,一个所谓的\"市场\"是由包括名义上属于\'国家\'和名义上属于\"市场\"的社会设置(institutions)共同组成的(Moran ,1991:239-249).」市场与国家互斥预设引致了众多批评:边燕杰和罗根(Bian,1996)的文章提出了\"再分配与市场改革共存(the coexistenceof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 reform )\"的观点。白威廉和麦谊生(Parish,1996)认为不仅经济市场在改革之后实现了开放,政治市场(political market)同样也在发生变化。群体在这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了他们的收入。

  他们认为起码存在着三个政治市场:第一个包括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国家官僚体系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过程(bargaining);第二个是国家官僚体系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政治市场;第三个则是选举政治可能在农民和地方官员之间所造成的新的讨价还价关系。林益民(Lin ,2001)认为,公司之间的比较性优势在两个正在出现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形成:经济市场(economic markets)包括物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和土地)在经济行动者之间的交换;政治市场包括对国家所控制的资源、机遇和对社会共享债务的减免等所进行的交换。边燕杰和张展新(Bian Zhang,2002)则强调国家与市场互动中的两个方面:首先,市场化是一个多面的、历史的过程;其次,党和国家实行转变的目的是保持其自身利益和影响。吴晓刚和谢宇(Wu Xie,2003)的分析则微观和具体得多,他们批评对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个人收入的比较研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两个部门之间并非相对静止,而是流动的。他们试图将政治与市场的互动体现在人员在国有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流动中去,他们对1996年全国抽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市场部门中,对教育的较高回报只限于那些\"近期进入者(later entrants)\"——一开始在国家部门工作,后来才转到市场部门工作的人。而\"早期的进入者(early birds )\"——从一开始就在市场部门工作并一直留在那里的人——的收入则并没有体现出和国家部门工人的差别。因此,对教育的较高回报并不应该归因于市场化本身,而应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劳动力的流动过程有助于解释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差别。

  周雪光提出了\"市场-政治共生模型(a market2politics coevolution model )\"(Zhou,2000b ).他认为,国家在设定市场所运作的制度性规则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并不是一个自我演进的过程(a self2evolving process ),而是受到社会背景和历史变迁进程所制约;另一个方面,国家总是积极地根据自身利益和偏好来主动地影响市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支配国家和市场互生的机制有三个:首先,已有的再分配经济制度和新兴的市场制度之间的竞争,这是市场转型理论已阐述过的;其次,政治竞技场里的利益争斗:任何经济制度上的变化都取决于政治竞技场中的利益分配,相对那些伴随着市场出现的新利益而言,已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既定利益也得到了相当的回报,这既包括政治权威、政策制定和实施权力的获得,也包括保护和发展他们利益的组织能力(organizingcapacity)的提高;再次,在这个共生模型中,国家的角色处于中心位置:包括市场在内的经济行动是在政治权威所设定的框架之内运作的。尽管从市场制度逻辑出发,市场制度的比较性优势将促使国家和国家政策倾向于市场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的利益并最终为后者所掌控。

  但是,国家也具有一些独特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并不是和市场必然联系的,如对政治稳定性、合法性和历史传统的考虑同样会促使国家倾向于限制市场。这个现象在发达的市场国家并不罕见,更遑论中国有着如此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旧有制度所相联的既得利益是那样的强大。

  在2000年的AJS 上,以周雪光(Zhou,2000b )为一方,倪志伟和曹洋为另一方(Cao ,2000),展开了直接的辩论。后者批评前者的\"国家与市场共生\"模型具有强烈的\"模型不确定性(model indeterminacy)\",因为该模型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国家政策或者市场安排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是国家与市场互动的产物。倪志伟和曹洋举例说,这个模型并不能解释例如\"国家为什么重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样的问题,尽管这个措施有可能是为了留住较高素质的人才以免他们被市场机遇所吸引而形成流失,但也可能是国家为了提高行政官僚运转的效率,而不是起因于和市场经济的竞争。换句话说,一个试图综合国家、市场及二者的互动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结果的模型,应该能提供一个清晰的因果逻辑及其适用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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