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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友:人格权立法的进步与局限

更新时间:2019-10-02 23:55:01
作者: 石佳友  

   6.增加人格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实践中,一些缺乏社会责任的无良媒体往往故意通过侵害名人人格权的丑闻性报道来获取公众关注,从而获取额外的不当利益。因此,建议草案增加规定:如果通过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权益来获取不当的经济利益,应允许受害人主张惩罚性赔偿。

  

二、物质性人格权

  

   在比较法上,《法国民法典》第16-1至16-14条(经1994年和2008年两次修订)关于身体权的规定是民法典身体权方面非常好的参照,此部分纳入了于公共卫生法典和生命伦理法的部分内容。其中,第16-9条规定:“本章的规定属于公共秩序”,明确宣告了其强行法性质。以此为借鉴,建议人格权编在第二章开始开宗明义地明确,其性质上属于公共秩序和强行法性质,禁止当事人以协议或其他方式回避其适用。就此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二审稿在第781条增加了“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以外的人格权”的这一表述,三审稿继续沿袭了这一行文。这就是说,此类所谓的物质性人格权是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有别于其他类别的人格权(所谓的精神性人格权),不适用比例性原则;这一区分处理确有道理,这意味着对所谓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必须进行区别对待,因而草案的这一表述也相当于承认了物质性人格权的特殊性与极端重要性。

  

   本章内容在具体条文设计上,建议进行以下修订与完善:

  

   1.生命权部分,建议增设条款,规定设立专门的死亡赔偿基金,对因为犯罪行为而丧失生命的受害者家属,如果犯罪人未能就死亡赔偿金进行赔付,由基金进行赔付;现有的司法救助基金缺乏公开、透明和统一的标准,应以此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死亡赔偿基金。

  

   2.二审稿增加规定了“生命尊严”(第783条)。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法官在未来针对所谓安乐死等问题的解释预留余地。当前,只有极少国家允许按照患者的意愿实施积极安乐死(例如医生注射毒针结束患者生命);但各国普遍接受了所谓消极安乐死(俗称“拔管子”),允许在临终阶段,如病人处于不可逆的状态(如植物人),遵照其意愿可放弃维生治疗(断水断食)。在我国,社会公众对赋予患者拒绝此类治疗的权利普遍表示接受。

  

   为此,基于草案现有的生命尊严条款,建议进一步强化患者的同意权。对处于临终阶段的患者,如对其进行非常规的痛苦性治疗(如维生治疗),必须征得其本人的明示同意;患者如在丧失意志表达能力之前,曾明确表达过拒绝意愿,则其意愿应得到尊重。为此,可借鉴《魁北克民法典》第13条第2款(“如果进行非常规的治疗,或者治疗无用处,或者治疗的后果非常人所能承受,则治疗需征得本人同意),增加规定处于阶段临终的患者有权拒绝纯粹为延续生命的无意义治疗;因为此类治疗通常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身心折磨,而且其结果往往也只是人为地短暂延续其生命。规定这一权利,一方面是体现对患者自主选择的尊重,体现出法律在更大程度上许可个人决定其命运;另一方面也许可患者选择以具有尊严和体面的方式离世,确保在其生命的全部过程中充分享有尊严。此外,这一制度也有利于节约医疗资源,允许更多的患者享用有限的医疗资源。此外,还必须看到,“生命尊严”的提法似乎也有局限性,不能涵盖“生前(胚胎)”和“死后(遗体)”的阶段,而在这些阶段,其实仍然有尊严价值的适用余地。

  

   3.完善关于遗体的规定。三审稿草案的规定源自二审稿;二审稿草案第788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很多国家都对遗体做出了规定。以法国法为例,经2008年12月19日的法律修订后,《法国民法典》第16-1-1条规定,“对人体的尊重不因死亡而终止。死者的遗骨,包括火化后的骨灰,应以具有尊重、尊严和体面的方式来处理”。第16-2条规定:“法官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或责令停止对人体的不法侵害或对人体的组成或产品的不法行为,包括在他人死亡之后”。根据该条,法国最高法院在2010年的一项判决中指出:“人的遗体应当以具有尊重、尊严和体面的方式去处理……以商业目的对人的遗体进行展出,显然违背了法律的要求”。草案前引规定仅禁止买卖遗体,显然有局限性,建议对遗体单列一款规定,除买卖外,禁止对遗体进行商业性利用(譬如非基于科学或教育目的的商业展览、加工利用等行为)。

  

   4.关于医学实验,二审稿第789条删除了一审稿中关于禁止向受试验者支付任何形式的报酬、但可给予必要补偿的规定;三审稿继续保留了二审稿的规定。然而,禁止支付报酬是人体不得有偿处置原则的重要体现,因此应予以恢复。例如,《法国公共卫生法典》第L1121-11条规定:“对涉及人的科学研究,除了偿付受试者的费用及在必要情况下对其因接受试验限制而支付一定的补偿(indemnité)外,不得对受试者支付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对价。卫生部将规定受试者在年度内所能接受的补偿总额”。这一规定的原因显然在于禁止对人体进行商业化利用。

  

   另外,关于身体权的第784条,身体完整、身体不可处置及不可侵犯,是身体权三位一体的概念;目前的条文仅强调了第一项内容。就身体完整而言,医疗诊疗行为,以及活体器官捐献,是两项基于权利人同意的例外;就身体不可处置而言,基于尊严原则,人体不得成为合同的标的;因此,有偿与无偿的代孕协议均无效。对于人体,强调其不可处置原则,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的处置。

  

   还有,借鉴《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等涉及人体试验的文献,允许受试者可随时撤回其同意。建议草案也对未成年人受试应作出规定,除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外,如本人有初步判断能力还应征得其本人的同意。

  

   此外,还应区分人体要素与产品;前者必须以人工方式提取,一般指器官、组织、细胞等;而后者是人体机能正常运转过程中所周期性产生的产品,如头发、牙齿、指甲等,以自然方式即可收集。对于人体要素,强调其不可有偿处置,只能进行捐献;而对于后者,允许其有偿转让。

  

   5.第787条器官捐献条款。为鼓励器官捐献,三审稿第787条增加第3款规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共同决定捐献”。这里引入了推定同意原则,如死者生前未明确反对,则家属可共同决定捐献其器官。草案的这一最新规定其实是沿袭了实践的最新做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1月所发布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捐献者死亡后,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依据捐献者生前意愿或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共同书面意愿获取相应捐献器官”;根据这一规章,器官捐献或者基于死者的生前意愿,或者基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在其死后所形成的共同书面意愿。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这一推定同意原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法国1976年12月22日法律确立了器官捐献的三项原则:推定同意原则;无偿原则;匿名原则;这些原则为2016年1月26日的法律所再次确认。其中,推定同意原则是指,任何人如果在生前未通过全国器官捐献信息化登记系统表示拒绝捐献器官,则推定其同意死后捐献,拒绝捐献的登记可随时撤销(《法国公共卫生法典》第L1232-1条);无偿原则是指禁止对捐献者给予任何报酬或者具有同等性质的好处。匿名原则是指器官的捐献者与接受者之间保持双向匿名;但如捐献者家属对实施捐献手术的医疗机构提出明确要求,其可获得所捐献的器官的相关信息。有鉴于此,建议人格权编草案也应引入匿名原则,防止出现交易或可能的讹诈等情形。

  

   另外,还应增加限制条件:器官捐献不得严重损害自身的身体健康;防止出现“职业捐献者”群体和变相的买卖器官。这里并非是为捐献者设定一项义务,而是从维护捐献者的尊严和身体健康出发,对其捐献行为设定了一项限制。这就是说,在捐献者表达其捐献意愿之后,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应当对其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检查,以核实其健康状况是否允许捐献器官。如果经检查后发现捐献器官可能对其自身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则不得协助其完成器官的摘取与移植。

  

   6.关于789一1条基因编辑条款。二审稿草案第789条之一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三审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显而易见,这是对2018年11月贺建奎基因编辑事件的立法回应。《法国公共卫生法典》第L1121-2条规定,“对于涉及人的有关研究,人类的利益永远优先于单纯的科学或企业的利益”。这一增加确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仍然不足以应对相关的实践。原因在于:上述条文中,“基因”一词概念过窄,不包含线粒体及其他可以遗传的周边物质,以基因组更为恰当;人体胚胎应该改为人类胚胎更合适;现有条文中“从事…活动”的表述似乎过于狭窄,不能涵盖非医学及非科研活动。而采取“涉及或影响”措辞,可涵盖异种移植和基因驱动问题,比如将猪的基因移植到人体,或者仅是在动物或植物间做基因突变、基因修饰活动,但会影响环境和健康,如产生新病毒变种,这显然也会影响人类(例如改变动物基因以研发抗病毒物质),需要经过伦理审查。另外,基因组和胚胎的改变,应该以治病救人为目的(涵盖实验室研发行为),这意味着生殖系基因组编辑将受到自动限制(必须是别无他法情况下的选择)。还有,基因编辑必须考虑未来世代的利益,因为对未来世代会产生目前无法估量的影响;因此,此类行为不得危害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得危及未来世代的健康利益。因此,建议该条文进一步加以明确:“涉及或影响人类基因组、人类胚胎改变的行为,应当以治疗疾病和提升人类福社为目的,并依法通过伦理审查,不得危害人类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7.第790条性骚扰条款。应考虑区分性骚扰与性侵害(sexualassault,有身体实质性的侵害);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所侵害的主要是尊严和平等权,而非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本章中对性骚扰作出规定“造成体系违和”的这一批评确有道理;但从立法的现实性角度考虑,草案的这一安排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多数性骚扰是通过接触他人身体的行为而实施,确实侵害了其身体权。另外,性骚扰的高发地为工作场所,利用从属关系是其重要特点,它在本质上构成一种性别歧视(sexdiscrimination),形成了一种敌意(hostile)的工作环境。

  

建议在本条第1款“实施性骚扰”之前,增加“故意”要件,防止一些人因为过失而被“误伤”;显然,一个让人动辄得咎的社会是难以构建和谐的信任关系。当然,过错可以采取推定的形式。就此而言,印度的司法与立法经验值得关注。印度最高法院在1997年作出了一个标志性判例即Vishaka案,在该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对性骚扰给出了如下定义:任何违背对方意愿的、具有确定的性内容的身体、语言或者非语言行为,包括具有性暗示的评论,要求性方面的恩惠与好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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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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