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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汉代文学与图像关系叙论

更新时间:2019-09-30 22:58:18
作者: 许结  

   内容提要:在中国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其帝国图式的构建、天子礼仪的形成、物质形态的拓展、象数思维的特征、德教传统的确立,为其文图关系的背景;天人感应的文化模式以及神仙、历史、名物三大传统,又为其文图关系的构成;而汉代礼制的呈现,可谓其文图关系的表述核心。特别是作为一代文学的“汉赋”与一代图像的“汉画像石”,因其特定时代征象,堪称汉代文图关系的聚焦,值得阐发与思考。

   关 键 词:汉代  辞赋  画像石  文学与图像  the Han Dynasty  ci-fu  stone reliefs  the literature and image

  

   汉代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其426年的轮轨彰显了特有的时代风采,其继承先秦而开辟晋、唐的阶段性意义,尤其是汉、唐盛世的荣光,已为史学界津津乐道。而作为一段文学史的历程,汉代又标明了其特殊的意义,其中包括宫廷统一文学的形成与向“文人化”文学的变移,由应用为主的广义文章学向以诗赋为中心的艺术化文学的变移。而结合这一时代文学史与图像史的联系,其文图关系主要呈示于三大特点:其一,从继承之传统来看,汉代对先秦文学中的形象有诸多图像进行表现。神话故事方面,《山海经》中的众多神仙怪兽形象;神仙信仰方面,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传说故事方面,《左传》、《战国策》中的君王将相等,在汉代,这些人物或者异兽以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等为载体得到大量体现,并且承载丰富的文化意蕴。其二,从创造之开辟来看,部分汉代出现的文学母题在本时段已有图像的展现。比如列女图像,刘向编撰《列女传》,整理归纳了从先秦到汉代的上百位女性传记,一方面,他将部分列女故事进行图绘,进献宫廷,藉以劝诫,另一方面,东汉的部分墓葬中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列女图像,比如山东济宁武梁祠的列女画像,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中的列女图像。其三,从创辟到影响来看,汉代的诸多文学母题在后世有大量图像展示。其中如史传故事,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成为后代造型艺术的重要体裁,历世不衰,并且有多种载体,比如绘画、壁画、版画、雕塑等。而作为有汉一代文学创作之“汉赋”与一代图像创造之“汉画像石”,因具有特定时代特征,自然成为汉代文图关系的聚焦点之一,值得阐发与思考。

  

   一、汉代文学与图像的时代背景

  

   图画与文字的关系,因象形而同源,至于文学语言(语象)与绘画艺术(图像)的关系,其中包括当代学者所谓之“图文互仿”①,亦为历史上常见,这一点在先秦到汉代的创作实践中已有充分的文献说明。只是作为文学的发生与图画的创造还缺少个性化艺术发挥的汉代,其文图关系却更多地依附思想与政治,其中的经学思维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考察汉代书写文本,无论是被立为“博士”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还是出自乐府官员编制的乐府歌辞与作为言语侍从所献的辞赋,均具有宏整的文化气象;同样,考察现存汉代的图画文献如墓葬中的壁画与画像石,也以其物态纷呈与天界和人界组合的构篇,而展现出一种博大而神秘的图景。这种组合在同一时代的呈示,诚如有的学者对汉代文化定位所说的“处在先秦和魏晋两大哲学高峰间”而对“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其“形成与大一统帝国要求新的上层建筑相关”②。从此视角看待汉代不同于先秦文图关系之古老与零散,而表现出统一性的宏大的书写与工具性的运用,实与其文化构建的五方面有着重要的联系。

   首先是帝国图式的构建,汉代的文本与图像多围绕这一历史的进程展开。清代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地理类”著作时,于《提要》“总论”阐解其分类宗旨云:“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③而以宫殿为中心的帝都描写,也正是汉代文学与汉代绘画的中心。试举班固《西都赋》为例,其开篇即对西都长安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进行全方位的描绘,主旨在“天人合应,以发皇明”,而赋的重点则在对汉宫“昭阳殿”的刻画,包括宫室建筑,外在形态、内部装饰、宫内活动如“朝堂百僚”与“宴饮歌舞”,这些不仅在赋文中得到展示,也在众多汉画如“宴饮图”与“歌舞图”中有形象的表现。这些文与图展示也许是表象的,因为创作者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则是如班固赋中所说“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泽洽乎黎庶”的帝国文化图式。要了解汉代帝都文化的特色,必须昭示一段历史的演进过程,考察历代定都建制。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郑笺“中国,京师也”属此义域。但是,先秦的“畿服”缘于“封邦建国”制,以致章炳麟辨析其义谓:“方伯连率,则联邦已。大者谓之‘兼霸之壤’,小者谓之‘佌诸侯’。汉因其义,大者谓之‘伦侯’,小者谓之‘偎诸侯’。”④由此可见,帝都政治与文化在周朝并未真正形成,尤其是东周以后诸侯称霸,周天子王城反不及秦、齐、楚诸都城与宫室称盛于时。秦朝一统,变侯邦为帝国,咸阳帝城,阿房宫室,为真正帝都文化的形成,然因其享祚短促,且礼制不修(秦世不文),所以在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图式则在汉代,尤其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推恩之法”削藩,以完成这一文化进程。司马相如作为一名由藩国(梁孝王宾客)到宫廷(天子近臣)的赋家,他创作的《上林赋》贬斥“齐”、“楚”侯邦而赞述天子“上林苑”之“巨丽”,最为典型。可以说,汉代文化中“文”与“图”的展开,而呈现了波澜壮阔的“一代之胜”,均与这一时代帝国图式的构建及其文化精神潜符默契。

   其次是天子礼仪的形成,既是帝国图式的文化实质,也是汉人“文”与“图”所表现的主旨。翻开有汉一代的文学(如诗与赋)与画图(如画像石),其中大量的是礼器的展示(如冕服与钟鼓等)与礼仪的描写(如巡狩、朝会、大傩等),考察其历史背景,则在汉代天子礼的构建。汉代初年,礼乐残缺,所以收拾姬周礼典与建立当朝礼制成为首要任务。于是有叔孙通定“朝仪”及宗庙礼乐⑤,伏生作《尚书大传》设置由天子到庶民的等级礼制⑥,贾谊制定《容经》并强调“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⑦,皆重礼明制。然因汉初礼法多承秦制,引起文、景之世有关礼仪制度的论争⑧。直到武帝朝“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号令文章”(《汉书·武帝纪》),始定有汉一代的天子礼制。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学者承研姬周礼典,立博士官发明遗义,主要是“士礼”,也就是东汉以后所称的《仪礼》,其中所存如刘歆说“有卿礼二,士礼七,诸侯礼四,诸公礼一。而天子礼无一传焉”⑨。在汉人眼中“天子礼”的丢失,多借《孟子·滕文公上》“诸侯恶其害己,而皆去其籍”的说法,认为春秋战国时诸侯争霸而毁弃天子礼。缘此,武帝朝礼学大师董仲舒对张汤问有关郊祀礼不究周代礼书,而根基于公羊春秋之学,取意正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其实,周朝天子礼仅是一种理想图式,因其宗法分封而谈不上具有大一统意义的天子礼,所以天子礼的真正构建是秦汉大一统帝国之后,汉武帝朝“崇礼官”且以“郊祀”(祭天)为代表的天子礼,既是这一历史的转折,也是体现于文图世界的新面向。这影响到汉代文学,又可从两方面延展,一方面是如《汉书·礼乐志》所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于是考查汉代的乐府官员与辞赋作家,皆为内朝官系的“乐官”与“郎官”,所谓文学,就是礼仪的形象化书写。另一方面,从汉乐府中如“郊庙歌辞”与汉赋的描写,其中《郊祀歌》中有关“帝临”、“朱明”的歌辞描写,汉赋中扬雄因天子“郊礼祀甘泉泰畴”而献《甘泉赋》,以及班固《东都赋》对“元会礼”、张衡《东都赋》对“郊祀礼”、“大射礼”的描写,又无不围绕“天子礼”展开。对照汉代壁画与画像石中的相关图景,其“互文”中内涵的共生之礼仪非常明显。

   三是物质形态的拓展,为汉代开辟了一个广大的“物象”世界的同时,也丰富了繁缛汪秽的“语象”世界与美轮美奂的“图像”世界。在汉文与汉画中,无论是属于冕服制度的首服或足履,属于舆制的车驾卤簿,还是礼器的玉圭璧环,都是物质世界的展示。而作为与欧洲罗马帝国并称的亚洲汉帝国,其物态的表现又较前此的先秦时代有了巨大的拓展。以汉赋为例,如班固《西都赋》所写京都物态有云:“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又如张衡《东京赋》对当时作为文化交流中心之京都气象的描写:“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这些描写与汉代的朝贡(羁縻)相关,是其“德化”与“贡物”的一翼,即“远夷”慕德而贡物表心,以示友邦之情。于是翻检史籍,如“条支出师(狮)子、犀牛、孔雀、大雀(鸵鸟),其卵如瓮。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献师子、大鸟,世谓‘安息雀’”⑩;“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安息王)以大鸟卵及黎靬眩人献于汉”、“(大)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11)。而近代学者论述唐代的外来文明,也多追溯汉代的朝贡物中“汗血马”、“大夏驼”、“安息雀”等(12),其中内涵了由汉及唐“朝贡”文化的演进与物态的丰富。如果大量的贡物落实到朝廷文臣的笔下,如汉乐府之《天马歌》、辞赋之《大雀赋》(班昭)等,不仅扩展了文学的描绘,如汉赋之繁富博丽的“体物”特征,而且为汉代的图像世界增添了现实的物质内容。

   四是象数思维作为有汉一代的学术特征,对其文图的比类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冯友兰在《新事论》中考察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时认为“汉人知类”时强调说:“汉人之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以五德、三统、三世等理论,说明历史或文化之变迁者,就其内容说,有些亦可说是荒谬绝伦。不过他们的看法,却系从类的观点,以观察事物者,就此方面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13)其所言“荒谬”在于神学比附,而其科学精神则在“知类”。象数哲学在汉人的意识中体现于方方面面,而尤以汉《易》学最典型。汉代《易》学无论是“京氏”、“焦氏”,还是“虞氏”,均以倡导“象数”为旨趣,包括“卦气说”、“占筮术”、“爻辰、升降说”以及“卦变”、“爻变”诸说,而其用象方式的衍扩,如东汉虞翻《易》说,又呈示出如“互体之象”、“纳甲之象”、“旁通之象”、“反卦之象”、“半象”、“权象”等(14)。这里又内涵了因“象”知“物”与因“象”明“理”,只是“物”与“理”之因“象”均通过“数”的组合使之系统化。例如“卦气说”之《七十二候表》不仅将“初”、“次”、“终”之“候”与“始”、“中”、“终”之“卦”对应,而且依据月令之“理”落实到诸如“蚯蚓结”、“麇角解”、“水泉动”、“雁北乡”、“鹊始巢”、“蜩始鸣”、“靡草死”、“苦菜秀”等物态与形象,形成宏整而生动的语象与图像的组合。就文图关系而言,以汉《易》为代表的象数思维的功用又体现在具体与抽象两方面,具体者即汉人围绕《易》“象”而绘制的各种“易图”,抽象者即汉人提供的这种具有逻辑性与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为一代语象与图像的共生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景观。

五是德教传统,既是汉廷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也是普及于全社会的伦理风尚,这对文学与图像的思想干预与形象展示,亦多功用。“德”教在汉代社会的体现,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宫廷上层建筑的展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五德终始说”,即依“五行”生“五德”,以金、木、水、火、土说明王朝之“受命”与“革命”,所谓“五德转移,符应若兹”(《史记·封禅书》),具体运转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有明确载记(15)。这种具有“神学”性质的政治图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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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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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7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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