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亲亲尊尊之道，讲三纲五伦之法。而这一圣人谱系所留下的文字记载，都在孔子编定的六经之中。因此，曹元弼多次论及《孝经》中的“爱”、“敬”与六经的关系，并以此对郑玄所云的《孝经》总会六艺之道做出独特的理解。按照郑玄《六艺论》所云，孔子删定六经之后，以为六经各有其旨意，其中虽有共同之道，而未明确表述，故作《孝经》以总会六艺之道。郑玄云“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而曹元弼认为，郑君之意，是言《孝经》中的“爱”、“敬”通于群经。曹元弼早岁所作《原道》，通篇即论爱敬可以贯通群经，其大要云：

　　

　　 盖六经者，圣人因生人爱敬之本心而扩充之，以为相生相养相保之实政。《易》者，人伦之始，爱敬之本也。《书》者，爱敬之事也。《诗》者，爱敬之情也。《礼》者，爱敬之极则也。《春秋》者，爱敬之大法也。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孔子直揭其本原而为之总会，于是乎有《孝经》。故曰“为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论语》之所谓学，所谓仁，所谓胜残去杀，所谓教民即戎，《孟子》之所谓性善，所谓推恩足以保四海，所谓仁者无敌，皆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45]

　　

　　 与此相似，《孝经郑氏注笺释》亦云：

　　

　　 愚谓《孝经》之教，本伏羲氏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易》、《诗》、《书》、《礼》、《乐》、《春秋》一以贯之。盖六教者，圣人因生人爱敬之本心而扩充之，以为相生相养相保之实政。《易》者，人伦之始，爱敬之本也；《书》者，爱敬之事也；《诗》者，爱敬之情也；《礼》者，爱敬之极则也；《春秋》者，爱敬之大法也。爱人敬人本于爱亲敬亲，孔子直揭其大本以为《孝经》，所以感发天下万世之善心，厚其生机而弭其杀祸。[46]

　　

　　 通过曹元弼的清晰的描述，可以看出，曹氏对郑君“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一语的理解，是站在圣人立法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说，历代圣人在立法、作（后来孔子编定的）六经的时候，都是看到了爱、敬的根本性，因而作六经，教导天下万世之爱敬。曹元弼作为一代经师，他精准地看到，经学根本上就是立法，而爱敬则是历代圣王共同的立法原则，只有这一原则的确立，才有人伦的产生，也就是文明人的产生。可以说，在曹元弼在晚清民国这一翻天覆地的时代，对经学最大的贡献，即在于从经学中发明出“爱”、“敬”二字，并以之贯穿整个经学体系，是经学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一个系统。

　　

四、余论

　　

　　 《论语·学而》载有子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是仁的根本，而按照曹元弼的思想，“孝弟”集中表达于《孝经》之中，而仁则为百王共同的治法，六经正是百王共同治法的记载。因此，就像孝弟是仁的始基，《孝经》也是六经的始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孝经》成为六艺之道的总会。

　　

　　 而曹元弼从《孝经》中发掘了“爱”与“敬”，并赋予其独特的意义，即从伏羲画八卦开始，便是基于人心所固有的爱敬之心，创制人伦，由此开创了文明的原点。而孔子总前圣之大成，通过删削六经，整合前代圣王之法，又作《孝经》以揭示前代圣王之法中共同的立法原则，即爱敬，如此一来，爱敬贯穿了整个经学体系。

　　

　　 注释：

　　

[1]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2]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九辑，第12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曹元弼，《吴刻孝经郑氏注序》，《复礼堂文集》，第646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4]曹元弼，《礼经纂疏序》。

　　 [5]曹元弼，《吴刻孝经郑氏注序》，《复礼堂文集》，第646-647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6]实为元行冲疏，详见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3年3月版，以及笔者《〈孝经注疏〉考实》。

　　 [7]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民国23年（1934）刊本。

　　 [8]王欣夫辑，《复礼堂日记》第一册，抱蜀庐钞本，第81页。

　　 [9]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10-211页，中华书局2007年。

　　 [10]相关资料见宫志翀，《曹元弼学术年谱》，未刊稿。

　　 [11]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序》，民国25年（1936）刊本。

　　 [12]曹元弼，《周易郑氏注笺释》，民国15年（1927）刊，第33页。

　　 [13]张之洞，《劝学篇》，第9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14]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师伏堂丛书光绪乙未刊本。

　　 [15]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师伏堂丛书光绪乙未刊本。

　　 [16]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17]曹元弼，《孝经集注》，抱蜀庐抄本。

　　 [18]这也导致曹氏自《述孝》至《孝经集注》数书，重复之处甚多。

　　 [19]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20]曹元弼，《述学》，见《复礼堂文集》，第4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21]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22]黄道周，《孝经集传》，《四库全书》经部三十二《孝经》类，第182-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3]阮福，《孝经义疏补》，《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五二册，第4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4]《六艺论》已佚，本句今存日本写本刘炫《孝经述议》，见林秀一辑校，乔秀岩、叶纯芳刊定，《孝经孔传述议读本》，第16页，日本叶山小书店出版部2015年。

　　 [25]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五册，第900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

　　 [26]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10页，中华书局2004年。

　　 [27]曹元弼，《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三册，第472-4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8]宋翔凤辑，《论语郑注》，见《浮溪精舍丛书》，第2页，台北圣环图书印行1998年。

　　 [29]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三册，第160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

　　 [30]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五册，第220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

　　 [31]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五册，第584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

　　 [3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五册，第899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

　　 [33]曹元弼，《原道》，《复礼堂文集》，第22-23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34]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35]曹元弼所强调的百王同道，与郑君原意非无矛盾。《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先王有至德要道”，郑注曰：“禹，三王最先者。”此为《释文》所录，正曹氏所确信者，曹氏增加注文云：“圣人百世同道。”并自加注曰：“六字取《中庸注》义补。”并加疏文云：

　　 “圣人百世同道”，言禹而尧、舜以上，汤、文以下皆统之。此必古《孝经》家相传旧闻，郑君著之。皇侃、孔颖达、贾公彦皆以《孝经》为夏制，又由此推衍。然孝道百王所同，经直称先王，不指何代，刘炫于《孝经》好难郑，若注以先王专指禹，宜在所怪，而炫无言，疑郑既用旧说，更有足成之语。故今取《中庸注》补之，学者择焉。（见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曹氏之说，取自《中庸注》，《中庸》云：“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郑注云：“知天、知人，谓知其道也。鬼神，从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圣人则之，百世同道。”（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五册，第898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郑君注《中庸》，确有“圣人百世同道”之思想，但其注《孝经》，以先王专指禹，则是认为禹之后家天下，才有孝治天下的问题，详细分析见笔者《孝经学史》。

　　 [36]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37]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38]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39]曹元弼，《述孝》，《复礼堂文集》，第667-668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40]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41]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42]曹元弼，《述孝》，《复礼堂文集》，第674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43]曹元弼，《述孝》，《复礼堂文集》，第670-67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44]曹元弼，《原道》，《复礼堂文集》，第20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45]曹元弼，《原道》，《复礼堂文集》，第19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46]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