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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更新时间:2019-09-29 20:23:24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西元1943年,曹元弼又撰成《孝经集注》,在序言中,曹氏言其书所作之因缘,云:

  

   余既撰《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以极论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吾夫子至诚,赞化育,经纶六经,立天下大本,仁覆万世之宏恉庶几。圣君贤相、命世大儒以道觉民,拨乱反正,或有取于斯。然文累十余万言,可语成人通学,难以诰教小子。…间又取旧日论撰,删繁就简,约之又约,存十之二三,取足明经义大略而止。不揆梼昧,放朱子注《四书》之法,集高密郑子以下百家之注并自著之书,融合为一辞,名曰《孝经集注》,务使教者易讲,学者易明,非敢窃比紫阳,聊备家塾课读而已。[17]

  

   《孝经集注》与前二书不同,在于此书集注诸说,发明大义,简约而精,可以为家塾课读。

  

   曹元弼之治《孝经》,贯穿其治经一生,前后一贯,自自二十之岁至八十之年,他对《孝经》的看法,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8]其于《孝经》古注,最重郑玄,次则黄道周《孝经集传》,次则阮元、阮福父子《孝经义疏补》。曹氏曾说:“《孝经》古训多亡,百家是非杂糅,其能开示蕴奥,提挈纲维,于天道至教、圣人至德洞彻其本原者,莫如汉郑君,及明黄氏道周、国朝阮氏元。”[19]其所重郑玄者,盖郑君以礼学为中心而注《孝经》也。而黄、阮之书,曹氏屡称之,如《述学》云:“明黄氏道周有《孝经集传》。国朝阮氏元论孝经多创通大义,其子福《补疏》,采辑古说,亦略可观。”[20]《孝经郑氏注笺释》云:“合之黄氏、阮氏之言,六经大义同条其贯,圣学王道粲然分明。”[21]盖以黄氏之《孝经》,以大小戴记为《孝经》义疏也,如其所云:“《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仪礼》十七篇,皆为《孝经》疏义。…盖孝为教本,礼所由生,语孝必本敬,本敬则礼从此起。”[22]而阮氏之《孝经》,以孝为仁之本,犯上、作乱之大防也,如其引阮元之言云:“孔子作《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后。孔子传《孝经》,以帝王大道顺之于未事之前。”[23]黄道周、阮福这样的《孝经》观,导夫曹元弼之先路。

  

二、由“法”而“道”:《孝经》与经学体系的重建

  

   在许多晚清民国经学大师的理论构建中,《孝经》并没有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如廖平、孙诒让、康有为、章太炎,皆是如此。而曹元弼之所以特别重视《孝经》,在于《孝经》提供了一个重建经学体系的基础。

  

   所谓重建经学体系者,即在晚清民国的文明变局中,仅仅以传统的注疏之学,训诂字义、疏通经文,已经无法回应新的文明的挑战。因为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文明的转型,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的条件已经逐渐消失,而经学要证明自身,便需要通过理论化,对自身做出论证,而理论化的方式,即致力于将群经整合成为一个严密的思想系统。

  

   以此“系统化”之角度可以看出,晚清民初诸大师无不致力于经学体系的建构,而其具体进路则各不相同。康有为、早期廖平以《春秋》学为基础,凸显孔子改制,而从中发展出一系列回应西方文明的问题,如孔子为教主,《春秋》包三世诸说,以重新解释群经。章太炎则从章学诚“六经皆史”之经史观出发,夷经为史,并以史观经,将经学重建为文明史的源头。而曹元弼一生尊奉郑学,其经学的理论化,在于以六经之中心归于礼,以礼学为基础构建其经学大系。

  

   曹元弼对《孝经》的基本理解,来自郑玄《六艺论》与《中庸注》。郑玄《六艺论》有云:

  

   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斯道离散,后世莫知其根源所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本萌于此。[24]

  

   又,《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郑玄注曰:

  

   至诚,性至诚,谓孔子也。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25]

  

   曹氏重塑经学体系,并使《孝经》成为其经学体系的基础,正是依赖郑玄此二处之说。而在此二说中,曹氏对《六艺论》之言《孝经》总会六艺之道,尤为置意。并且,曹氏非泛泛而言《孝经》中有六经之说,或者《孝经》思想可以通于六经,而是极其精准地从郑玄所说的“恐道离散”的意义上,认为《孝经》所提供的,乃是在六经基础上共同的“道”。

  

   曹元弼之经学思想,最尊者为郑玄。郑玄于汉末之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糅合今古,以成郑氏家法。而就对经的理解而言,郑玄之经学大系,是一套尧舜以来的圣人之法的综合,而由于《周官》之详备,远过于尧、舜、禹、汤,故郑君可以据《周官》而上窥尧、舜、禹、汤之法,下观孔子时之言语。如其解尧时政典,《尚书·尧典》“乃命羲和”下列“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两汉今文之学,皆以“羲”即下羲仲、羲叔,“和”即下和仲、和叔。而至于马、郑,孙星衍引而曰:“高辛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犁为火正司地。尧育重、犁之后羲氏、和氏之子贤者,使掌旧职。天地之官,亦纪于近,命以民事,其时官名盖曰稷、司徒。”[26]郑君之所以在今文学中别出新解,主要是根据《周官》官制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推导所得。正如曹元弼《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所云:“古文家又以经书传记转向证明,谓此羲和与下仲、叔四子异人。此羲氏、和氏之伯,总掌天地,下其仲、叔,分司四时,如《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前后相推,唐虞亦六官可知。”[27] 是郑君分《尧典》为尧时法,《周官》为周公法。

  

   又,《论语·为政》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郑玄注曰:“六德,谓知、仁、圣、义、忠、和。”[28] 此六德之目,《论语》未曾有言,其他经典,也极少将“圣”列入一般德目。而郑玄此“六德”之名,乃来自《周礼·地官·大司徒》,其文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君解《周礼》,对此六种德目进行较为一般化的注解:“知,明于事。仁,爱人以及物。圣,通而先识。义,能断时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刚不柔。”[29]此是郑君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书,确曾实行,故孔子之言,是在《周官》背景中而言。

  

   又,经典官制不同,郑玄也据《周官》及他经而为之弥合,最典型者在郑注《王制》之中。《王制》一书,郑君多以为殷法,而其中有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郑注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30]此官一百二十,而郑君以为“夏制”者,《周官》有官三百六十,分明不合;而《礼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31]《王制》之官百二十,远于“殷二百”,而近于“夏后氏官百”,故郑君以为此夏制,而此经上下文,郑君多以为殷制、晋文霸制,不一而足。

  

   是故郑玄之经学,表面上是以《周官》为中心遍注群经,背后则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哲学:孔子编定的群经,乃是历代圣王制作的产物,经学说到底是先代圣王之法的集合。而因为先代圣王之法散失甚多,惟周公致太平之《周官》最备,故可以《周官》为中心,推而注解群经。言至于此,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群经既然是古代圣王之法的集合,那么孔子扮演什么角色?此见之于郑注《论语》及《中庸》。《中庸》,郑君以为子思述祖德而作,其文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郑注借以明孔子之圣及其制作之事曰:

  

   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经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传》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无求而求,故讥之也。”又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尧、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后圣者也。[32]

  

   就此而言,郑玄以为孔子继周公而为圣,而孔子之法度,最在《春秋》与《孝经》。也就是说,孔子于六经,只有《春秋》是“作”,其他都只是“述”。《春秋》与《孝经》,成为“孔子法”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郑玄同时强调,“孔子兼包尧、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此纯为两汉今文家之言,以孔子之圣,作《春秋》之功,过于尧舜文武。但是,郑玄在注经之中,并没有强调孔子相对于历代圣王的特殊性,甚至可以说,在郑玄所构建的经学系统中,群经作为一个系统,最大程度弥合了经义之别,达至同条共贯,而其内部则有了不同时代的圣王之法。

  

   曹元弼与郑玄最大的差别,也可以说是对郑学最明显的发明,在于用一个永恒不变的“道”,去统帅群经中不同时代的圣王之“法”。

  

   曹氏早年所作《原道》一篇,可以说是其经学思想之大纲。《原道》论经学起源及列圣相承之事云: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生民之初,草木榛榛,鹿豕狉狉,茹毛饮血,与禽兽争旦夕之命,至危苦也。伏羲因民父子相爱之心,为之别男女以为夫妇,正人伦而作《易》。有人伦则有是非利害,于是乎有吉凶悔吝,消息有否泰剥复,有君子小人。有人伦则家有家教,国有国政,于是乎有盛德大业。有人伦则合众智众力以相生相养相保,于是乎有纲罟耒耜.十二盖取相继而作,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万世之法,于是而兴。治始于伏羲,而成于尧,禹平水土,稷降播种,契教人伦,而爱敬生养之能事毕。故删《书》断《尧典》,夏殷相继,因时制宜,以利生民。及纣之身,天下大乱,诸侯不朝。文王惧彝伦之斁,而生人爱敬之道息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因伏羲之《易》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成王之初,管蔡流言,周公遭人伦之变,立人臣之极,卒成周道。…及五霸之末,篡弑相仍,人道绝灭,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谓周天子也。《春秋》发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奉王以治天下,而后有是非,有功罪,有诛赏,乱臣贼子无不伏其辜。尊亲之分可得而定,爱敬之情可得而合,富教之事可得而兴。伏羲正人伦之始,以立爱敬之本,孔子正人伦之变,以塞恶慢之原。圣人,人伦之至。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伏羲以来之道备于孔子,六经之义归于《孝经》。[33]

  

   在《孝经郑氏注笺释》中,曹元弼又说:

  

生民之初,有善性而不能自觉。伏羲继天立极,作《易》八卦,定人伦,实为孝治天下之始。自是五帝、三王,《诗》、《书》所载盛德大功,皆由此起。故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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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燕园礼学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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