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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以“史学二陈”为例

更新时间:2019-09-29 19:46:52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以同情的角度看到种种过去的人所读而不知的曲折,尤其是“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如果不是生在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时代,而自己又亲历妇女解放之实境,恐怕也不易有前述的见解。

  

   接着我想以对《论韩愈》一文的讨论,来为陈寅恪的部分作结。我一直到最近才有机会详阅《吴宓日记续编》,这是我早想读的一部书,不过它到2006年才出版。吴宓在1961年千里迢迢地由四川跑到广州见陈寅恪一节,早已是脍炙人口的佳话,所以我推测日记续编中对这一时期陈寅恪的思想状态必定有详细的记载。果然不出所料,在1961年8月31日至9月1日之间两人的谈话中,陈寅恪显示出他对领导层宣布向苏联一面倒表示极大的不满,他认为当时中国应该作美、苏以外第三势力(如印度尼西亚等国)之领袖,另一方面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应坚守其独立性及自主性,绝无向任何其他国家一面倒之道理。吴宓指明陈寅恪当时所写《论韩愈》一文标举韩愈之历史地位时,特别提到“韩愈辟佛,实取其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之‘出家’生活耳”,即是有感于向苏联一面倒而发。《论韩愈》一文是大家所熟悉的,经过《吴宓日记》的帮助,我才憬悟这篇短文中投射了一种特殊的时代关怀,同时我也推测陈氏为文时因为受到时代环境的促发,而对韩愈在固守本位文化方面的贡献才特别突出加以阐发。

  

   陈垣一向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所以我接着要以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为例。1950年初,陈垣在给老友的一封信中讲他史学思想的几次变化:

  

   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道考》、《诤记》、《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我觉得这段话中“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是言过其词,即使到今天人们仍把《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及《通鉴胡注表微》当作严肃的史学著作看,没有什么人认为它们只是表达时代关怀的“托词”。比较恰当的说法是:它们既表达时代的处境、史家的关怀,同时也发掘了历史的事象,三者“套迭”在一起,如果只视为“托词”,则未免是对上述研究工作的一种贬损。

  

   以上几种书皆作于中日战争时期。《清初僧诤记》中讲,“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潮派之间的矛盾”,藉抨击变节僧人以影射在沦陷区中媚事新朝之汉奸;《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认为河北三教皆宋之遗民,表彰他们藉宗教以维持民族情怀之情形,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此处只想从另一方面来说,时代处境及生活经历也帮助了陈垣映照出过去不为人所重视的历史,并揭显出前人所未触及的复杂层面。不过以《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为例,陈垣想藉它揭显沦陷区中之民族大义,但是时代的演变超过撰史的速度,《表微》尚未出版而日本已投降矣。

  

   陈垣于1943年开始写《表微》,1945年完成,前后共花三年时间。他描述当时自己的研究工作是“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写《表微》时的陈垣,住在北京日本占领区,每天触目所及就是“华”“夷”之别、守节与汉奸、狷介与丑态等,高度对比的世相在生活舞台中赤裸裸地演出,而他自己也时常必须在种种中间进行抉择。

  

   陈垣的学生柴德赓在《励耘书屋问学记》中已经将当日汉奸奔走日人之门的光怪陆离现象,与《明季滇黔佛教考》及《表微》中特定的部分作了比对。柴德赓说,当时北方汉奸投降派,一种是在政治上失意已久的北洋余孽,藉依附日本作为东山再起之资;另一种是日本留学生,过去在英美留学生之下忍气吞声,现在可以依附于日人势力之下,一吐抑闷之气。陈垣写《明季滇黔佛教考》中之和尚见月读体,当他的朋友木陈忞作了清朝国师大和尚,路过南京前来看他时,见月对徒弟说,木陈是以国师大和尚的身份来对见月骄傲,真是一钱不值!依柴德赓看,陈垣当时遇到很多类似状况,故写见月其实是在写他自己。书中还写了清初余庆县令邹秉浩告发钱邦芑,陈垣说“邹秉浩小官僚,奉命作走狗,可怜人也”,其实是因北京有个小汉奸总是缠着陈垣,陈非常痛恨,常骂他“小官僚”、“走狗”。柴氏又说,陈垣自幼熟读《通鉴》,但并无多大感觉,抗战时读胡三省之《通鉴注》,读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才恍然大悟《通鉴注》中所隐含的深意。故陈垣常说“我们理解胡三省的注,要比前人理解得更清楚、更深刻;因为我们和胡三省的思想、生活更接近,大家都处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下”。因为目睹了那样一个时代,所以才能解开胡三省所留下的密码,用陈垣自己的话说:

  

   当国土被侵陵、或分裂时,则此种意识特著。……(胡三省)生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

  

   这段引文中“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即无异于告诉我们,陈垣当日的生活情境是一把开启历史密门的钥匙。

  

   在这样紧张的生活环境下,他发现原先被清人视为历史地理专家或考据专家的胡三省,其实是一位有意义的史家,在他那些对《通鉴》进行客观严谨的注释中,陈垣读出隐藏在其间的华夷之义。

  

   史家实践中含有各个层次的表陈(formulations),清楚地感知某些现象的重要性并特别将之突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而从把握到一些历史现象再细细看出其中复杂精微的层面,又是另一步。我推断对当时的陈垣而言,时代境况与个人的关怀及日常生活舞台中之所见,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及参照架构,史家的注意力与理解力遂慢慢凝聚起来,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向某些特定的地方,将原来平铺杂陈在许多东西之间的物事框定出来,将原来粗松、稀落的,转成有脉络及有意义的。此处我仅举《通鉴胡注表微》中的几个段落,这些段落应该配着胡三省之注一起读,才能比较清楚掌握其曲折,但因文烦,故此处从略。

  

   显然是因目睹北平沦陷区的现状,陈垣说伪齐之立,有许多人是因亲友已从刘豫,自己也跟着下海。他说:

  

   为国,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伪齐之立,有背祖国而从刘豫者,自诿牵于私谊也。亦终与刘豫偕亡而已矣。

  

   又如他因身居沦陷区,而对《通鉴胡注》中有关沦陷区人民的地位感受特别敏锐,如:

  

   魏主与臧质往复书,虽寥寥数行,于民族意识,可谓发挥尽致。是时中原虽为魏所据,而其民皆曾奉汉晋正朔,固不忘中国也。

  

   又如:

  

   由是观之,则视沦陷之民为蛮貊者,东发所不取也。然果是“衣冠人物”,必不显于戎狄之朝,其显于戎狄之朝者,特降虏耳,曷足贵乎!此身之所以不满于陈庆之言也。

  

   又如下面一段,俨然是当时沦陷区与国民政府统治区之状况:

  

   古今人情,相去不远也,至正朔之在江南,乃当时民族意识所公判,非口舌可得而争。

  

   又如:

  

   裴植以华骄人,许敬仁则以变于夷自得,其凡鄙又在裴植下,君子可以观世变矣。

  

   又如:

  

   张彝父子恨种人之纵横,不立乎其朝可也,立乎其朝而欲排抑其人,非天下之至愚者乎!

  

   以上数条,有的是如非亲历其时代,未必看出胡注之原意的;有的是即使看得出来,未必会特别加以突出表述的。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第九》有一段话:

  

   然温公所值,犹是靖康以前;身之所值,乃在祥兴以后。感慨之论,温公有之,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

  

   在“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一语中,他已经点明史家在不同之世,有不同的感怀,对历史也有不同的领悟,《表微》一书中可以看出历代史家因所处时代之不同,而与历史形成的对话关系之不同。一样的史事,从元代以降,像一块回音石般矗立在那里;从元初的胡三省,清初的万斯同、全谢山,到民国的陈垣,因为“身之所值”不同,一次又一次看到不同的层次与意义。

  

   当然,《表微》中也有些推论过当之处,尤其是为了扩大篇幅,也有一些考所不必考的地方,但整体而言,想要认识胡三省《通鉴注》的内在意涵,是不可能绕过这部书的,它是胡三省的,同时也是陈垣的,同时也是时代的。

  

   “史学二陈”以客观征实之学闻名,而其有得于“时代”及“史家”之生活经历如此。

  

   但是我必须强调,以上所述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断面,并不是所有历史著作皆有“二义”性,或是所有历史著作皆应该有“二义”性(譬如说西方汉学家就不大可能关心中国人所关心的种种现实问题),但是“二义”确实是讨论史家、时代与史学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面相。

  

   回到文章一开始时所提到的,不管是受兰克史学或是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人们隐隐然认为取消史家的关怀与“时代”的因素时,史学研究才比较能客观,或是要取消“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才能比较客观。前面的讨论说明,真正的历史实践并不全部如此。

  


   谈史家与时代,不能不提“史家究竟能为他的时代做些什么”的问题。从清末民初“新史学”以来,史学工作者往往具备两种性质:(一)相信历史可以有趋近真实性的可能,并且认为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任务;(二)同时也关心历史研究的现实任务。到今天,除了深度服膺后现代主义理论者之外,这两个要素恐怕仍然是史学工作者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既要客观、又要有现实意义,两者之间是不是可能顺利调和在一起?我的看法是,在早期,也就是相信历史可以发明“公理”、“公例”时,对这个课题的态度是乐观的;后来兰克实证史学流行之后,则变得比较困难。

  

晚清以来,不管是文明史或单线进化的历史观,也都不难说明史学的现实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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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今论衡》201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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