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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龙:人身损害国家赔偿标准研究:以死亡赔偿金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9-09-22 00:10:20
作者: 柳建龙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此外,国家赔偿法上的死亡赔偿金与该法规定的残疾补偿金和侵害人身自由,以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不同:从法律规定来看,后三者将身体完整权、人身自由以及生命权的侵害视为财产性侵害,其赔偿范围为在受害人一时或持续、部分或全部丧失收入能力情形下劳动收入的丧失,需要根据死者的年龄、健康状况、收入、能力而作必要的调整。这一点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其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而前者则采取较为统一、相对固定的赔偿额,并不考虑死者年龄、收入以及户籍等因素。这表明:国家赔偿法上的死亡赔偿金并非对财产性损害的赔偿。

   再者,死亡赔偿金作为一种救济手段,本身也具有抚慰死者近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的功能。[10]

   不过,上述论证并非不可辩驳的:首先,恰如学者所指出的,一般认为,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在赔偿范围、方式与计算标准方面作了大量的规定,但是,却未对精神损害作出可给予金钱赔偿的规定,只是在第30条[11]规定了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这与当时立法和司法上的认识和准备不足有关。[12]另外,在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中,法院在多数情况下会驳回人民一方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而且即便在给予支持的情形下,判决赔偿义务机关在死亡赔偿金以外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费用,以及在2010年修订国家赔偿法时在死亡赔偿金之外增加精神损害赔偿金,在一定程度上也说表明在修订之前,精神损害赔偿的缺位。

   其次,虽然我国采取统一、相对固定的死亡赔偿金标准,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方便计算赔偿金,以使死者亲属能够及时获得赔偿。[13]而这不应影响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认定。更何况如果将第34条第1款第2项与第3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情形下的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总额相当,在一定意义上,或许也可以认为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形下,其效果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相当,

   再次,在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之后,如果仍坚持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抚慰金之一种,那么,在体系上将无法调和它与精神损害赔偿赔偿之间的关系。

   最后,也有学者指出,国家赔偿法上的虽然理论与实务界大多将修订前的国家赔偿法中的死亡赔偿金理解为收入损失的赔偿,具有财产属性,但2001年以前的法律及司法实践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没有明确,2001年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作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之一种,但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改变前述规定,同时规定了“死亡补偿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即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除可依其主张“死亡补偿费”外,还可依2001年的司法解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该规定明确了死亡赔偿金是独立于精神抚慰金之外的具有财产属性的赔偿。[14]2010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5]无疑延续了上述立场。

   从上述批评来看,似乎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财产性的损害赔偿更为妥当些。

   (二)财产性损害说

   学说上,将将死亡赔偿金视为一种财产性的损害赔偿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继承丧失说,一是扶养丧失说。其中:

   1、继承丧失说,系指生命受侵害本人倘若继续存活,则在世期间其将不断获得收入、增加财产,而财产累计额将由其继承人继承,现因生命受到侵害,从而致使受害人前述未来收入逸失,并使得其继承人丧失继承利益。[16]该说认为,死亡赔偿金本质上是侵权人对死者继承人造成的财产损害的赔偿,故而,死者继承人得向侵权人请求赔偿。

   2、扶养丧失说,系指由于受害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丧失了生活费的供给来源,因而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应予以赔偿。[17]

   一般认为,继承丧失说与扶养丧失说之间存在互斥关系[18]:采继承丧失说,则排除被扶养人抚养费请求权,因为抚养费来源于受害人收入,而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范围为受害人未来收入中扣除其自身消费而为家庭财产积累或者消费的部分,已经包括了抚养费。为此,在死亡赔偿金外另行要求加害人向被扶养人支付抚养费,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加害人负担;并且,在同一行政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情形下,有被扶养人和无被扶养人所获得赔偿金总额可能相去甚远,也未必妥当;反之,采扶养丧失说则排斥继承人的赔偿请求权。

   然而,就实定法关于死亡赔偿的规定而言,无论采取上述何种学说作为死亡赔偿金的基础,都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因为它们中大多同时规定了死亡赔偿金与抚养费,如,国家赔偿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不过,侵权责任法则只规定“死亡赔偿金”而未提及“抚养费”,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19]第4条规定:

   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答复”对此作进一步解释说:

   本条规定了新的规定出台之前,确定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应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没有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从立法解释上来说,一般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改变了既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残废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关系,原来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并不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但是现在被扶养人生活费已经被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吸收了。

   如果说最高法院的解释仅止于此,那么,或许可以说学说上的矛盾得以解决,因为合并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一句“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进行解读,可以认为侵权责任法已经排除了被扶养人的扶养费请求权,抚养费的开支应从死亡赔偿金中予以支出。换言之,可以认为侵权责任法中的死亡赔偿金采取的是继承丧失说的立场。然而,最高法院在该答复中进一步指出:

   为此,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这就使有被扶养人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与立法精神一致了,同时也与我们以前的作法完全一致。通俗地讲,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

   而这不仅没有改变先前死亡赔偿的赔偿费结构,反而,增加了许多理论上的疑惑:首先,“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概念因此而具有多义性:一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意义上的死亡赔偿和残疾赔偿金,可以说是狭义的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一是等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的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可以说是广义的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其次,由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还导致了一个问题,在学说上,以继承丧失说作为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基础已经得以普遍的接受,然而,在现今的死亡赔偿金框架之下,又应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恐怕也会因为死亡赔偿金的多义性变得更加复杂。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讨论的需要,本文仍将沿着继承丧失说展开讨论,至于应当如何解决前述学说上的矛盾,本文将在最后予以讨论。

  

   叁、“上年度”的不确定性与问题

  

   正如此前所指出的,由于国家赔偿法上“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和“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中的“上年度”一词的涵义具有不确定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未能明确界定其涵义,为此,在实践中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理解:“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和“赔偿决定作成时上年度”说。本部分将对各说的利弊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明确“上年度”的确实涵义,确定一合适的国家赔偿标准。

   一、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辩护与批评

   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认为,国家赔偿标准的确定应依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而予以确定,即赔偿金额的计算应以违法行为发生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国家职工平均工资除以法定工作天数所得的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为标准进行计算。

   相比之于赔偿决定作成时上年度说,受害人很少主张采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而是更多地主张赔偿决定作成时上年度说,只有个别受害人由于对法律的不了解而予以主张[20]。与此相反,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予以更频繁地主张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而某些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在某些情形下也会罔顾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而适用违法行为上年度说。前者所以如此无非是希望能够少支付点赔偿金;而至于后者,何以某些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虽然明知应适用何种标准却别有用心地采违法行为上年度说,甚至以各种理由驳回当事人以赔偿决定作成时上年度国家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赔偿标准的主张[21],其原因虽然未必可尽得而知之,但是在某些情形下,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千丝万缕的不正当关系,以及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的不独立和腐败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一)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之辩护

   相比之赔偿决定作成时上年度说,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具有如下的优点:

   1.更能凸显违法行为与国家赔偿之间的法律上因果关系。

行政赔偿旨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2]违法行使职权而遭受损害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23]其前提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并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与行政赔偿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赔偿决定作成时上年度说相比,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更能反映这一关系。采赔偿决定作成时则赔偿标准可能因赔偿决定作成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首次赔偿决定既可能出现在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的阶段,也可能出现在行政复议阶段、行政诉讼阶段或者赔偿诉讼阶段,只要作成赔偿决定的时间和违法行为的时间分属不同年度,除经济发展发生停滞或者萧条情形而导致职工平均工资缩水外,所采用赔偿标准在通常情形下都会高于违法行为时的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某些情形下会使人们误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补偿”赔偿请求人为寻求救济,即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付出机会成本的作用。与之不同,违法行为时上年度说本身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国家赔偿乃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可能产生的一种法律后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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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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