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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冰岛 顾燕峰: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与非农就业

更新时间:2019-09-19 23:56:47
作者: 郑冰岛   顾燕峰  
3亿元(张毅,1990:17)。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农村非农就业主要呈现出以下两大特征:一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农村非农就业整体呈现出先井喷式发展,继而跌至谷底,而后缓步回升的过程;二是与“大跃进”和整顿社办企业同步的是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左倾”(薄一波,1991:1097-1098)。1963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务”,后期则发展为在城乡范围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文革”十年间,一方面国内政治环境继续“左倾”,另一方面社队企业在国家政策影响下恢复发展。由于《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限制公社办工业,社队企业的发展在1965年达到低谷,此后逐步回升。1970年全国社办企业总数为4.74万个,产值达27.6亿元。同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及1975年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事实上指明了社队企业的发展方向,而农业部下属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的建立更是加快了社队企业发展的步伐。截至1975年,全国社办企业总数达7.74万个,产值攀升至214.5亿元。1975年后社队企业的发展则更为迅猛,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高达492.9亿元,安置农村劳动力2827万人(张毅,1990:25)。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村中小学教育逐步普及,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有助于其实现非农转型。图2显示,与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基础教育的普及同步,农村非农就业在“文革”期间逐步回升,尤其以1975年以后为甚。然而,与这一增长相伴随的是政治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方面,极“左”的意识形态表明政治忠诚和家庭出身将参与影响非农就业机会的分配;另一方面,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又可能打破固有的职业传承结构,使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得更为开放(Deng & Treiman, 1997)。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自此中国逐步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以“一包三改”③为核心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则提高了乡村企业的运作效率,其共同结果是社队企业的稳步发展与非农就业率的逐年上升。农村基础教育的扩张也大大降低了文盲率,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截至1984年,甚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农村实际非农就业率已达10.41%至16.37%(见图2)。与此同时,阶级斗争不再是农村政治生活的中心,尤其是在中央颁布《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之后,对地主、富农出身者的歧视基本消失殆尽。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初期绝大部分非农就业机会依然限制在本地社队企业中,因而村干部仍然享有对非农职业的分配权力。

   1985年以后国内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产品市场化政策的逐步实行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促使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城市新兴的市场经济在再分配体制外,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及大量就业机会。虽然户口制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经济改革大大削弱了政府通过户籍控制人口迁移的能力,尤其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形成“民工潮”(Chan & Zhang, 1999)。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达到233.6万个,职工总数达1.35亿人。农村本地与城市非农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农村非农就业率由1985年的18.11%提高至1996年的28.77%(见图2)。 这些非农机会多由私营或集体部门中的非技术性工种构成,进入门槛较低,其分配也往往遵循市场而非权力机制。

   有研究表明,参军经历对农村居民的上升性流动具有重要意义(Wu & Treiman, 2007)。党和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非常重视退伍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许多农村居民正是在参军之后,由国家分配至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乃至国有和集体企业。1987年颂布的《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明确规定各用人单位在向农村招工时,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退伍义务兵。在改革之前,由国家所掌控的再分配体制控制了绝大部分非农就业机会,对退伍军人的安置政策能够通过层层下达的指令很好地执行;而改革后,国家对职业市场行政控制的弱化,以及市场化用人机制的推行,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忽视甚至抵制对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Shichor, 1996)。这种制度变迁的一个可能后果是降低了参军的职业回报。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1996年的“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在除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对农村和城市分别抽样,最终获得由年龄在20—69岁之间的6090个成年被访者所构成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广泛了解中国居民的教育、就业、家庭背景等信息,其中个人职业史和家庭出身这两项关键信息对本研究尤为重要。事实上,尽管家庭出身作为一种几乎不可更改的政治基因,曾经深刻地影响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但学界关于家庭出身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甚至家庭出身这一信息在全国性调查中也鲜少被提及。④从这一角度讲,“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时至今日仍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关注农民向非农工作的职业转换,因而被访者的农村生活经历是我们考察的重点。1996年的“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提供给我们3087个城市样本和3003个农村样本。我们将全部农村样本纳入分析;对于城市样本,仅仅保留14岁时户口状态或居住地为农村的被访者⑤,他们很有可能是通过升学、就业、婚姻或者移民安置等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移民(Wu & Treiman, 2007;郑冰岛、吴晓刚, 2013)。剔除那些从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被访者,本文最终使用的分析样本规模为4300人。研究的实证部分将对这4300位被访者的职业经历进行事件史分析。

   事件史分析的基础是确定风险集(risk set)并构建人-年(person-year)数据结构。本研究所关注的事件(event)是农民获得非农工作,因而在1950—1996年所有可能经历职业转换的农村居民都应被纳入我们的风险集。而一旦他们获得非农工作,就将自动退出风险集。据此,我们先将1996年截面数据转换为人-年数据,然后进行删截:首先,按研究惯例仅保留处于劳动年龄(18—60岁)的观测值,并剔除因生病、入狱、就学、参军等原因临时丧失劳动能力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观测值。其次,虽然同样出身农村,但那些非农户口获得者的职业生涯选择机制与始终保持农业户口的农民工截然不同(郑冰岛、吴晓刚,2013)。为了保持样本的相对同质性,我们删截受访者获得非农户口之后的观测值。“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并未提供被访者获得非农户口的确切时间,因而我们参照吴晓刚和唐启明的方法(Wu & Treiman, 2004),将农村出身者迁居到现住址,或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份近似地看作其“农转非”的时间,从而将之后的观测值删截⑥。另外,本研究仅探讨农民非农职业的获得,而不考虑非农职业间的转换,因此一旦受访者在某特定年获得非农职业,我们则删除该特定年后的观测值,直至该受访者重新进入农业领域工作。最后,因为1950年以前的观测值很少,并且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也将其删截。本文的最终分析样本为63577个人-年观测值。综上所述,本文旨在研究出身农村且保持农业户口的居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机会,其中既包括本地非农就业,也包括城市务工。⑦

   (二)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从农业向非农职业的转换。在人-年数据中的每一个特定年份,若被访者符合下列任一情形,则被认为是经历了非农职业转换,因变量编码为“1”,否则为“0”:被访者从事初职,且初职为非农工作;被访者上一年从事农业,而在本特定年从事非农职业;被访者上一年不工作,而在本特定年从事非农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农业职业和非农职业内部的转换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参照一般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我们将性别、年龄以及教育年限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性别被编码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而年龄和教育年限都特指被访者在特定风险年中的状况。

   以家庭背景来衡量的个人政治资本是本研究中重要的自变量。在制度分析的视角下,不同历史社会情境中的政治资本可能有丰富甚至多维度的内涵,因而摒弃“政治资本”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以更为具体的测量取而代之,有助于在理论概念和经验证据之间寻找到更恰当的契合点(Zhou, 2000)。市场转型理论通常以党员和干部身份来测量政治资本(Wu & Treiman, 2004),其中前者被认为是政治忠诚的体现,而后者可能更好地代表了再分配权力。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家庭出身显然是政治先进性的更好指标,在社会现实中曾被更多地用于检验个体是否“根正苗红”。除了少数研究(Deng & Treiman, 1997; Sato & Li, 2007; Zhou & Hou, 1999),家庭出身这一曾经主宰中国人命运长达30年的重要因素,在大部分分层研究中被忽略了。本文试图考察过去被笼统地称作政治资本的各项个体特征对农村社会分层机制有何影响。

   我们首先测量被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根据父母、配偶及被访者自身的政治面貌及其各自的入党时间,我们判断在特定风险年中,被访者家中是否有共产党员,并以此构建虚拟变量(共产党员为1)。父亲的职业也是测量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将被访者14岁时父亲的职业分为农民、职工以及干部三类,用以考察父亲的干部身份对被访者职业转换的影响。除此之外,在再分配时代的中国,参军也是一条重要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军人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身份,对农村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Wu & Treiman, 2004;郑冰岛、吴晓刚,2013)。基于被访者的工作史,我们判断在特定风险年,个体是否具有参军经历,并将其也编码为虚拟变量(曾经参军为1)。

   本文重点关注家庭出身对被访者获得非农职业的影响。“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询问了被访者的家庭出身,我们将它分为六类:革命干部、军人和烈士;工人、职员和自由职业者;贫农;中农和小业主;资本家、右派分子、富农、坏分子、地主和其他反革命;以及其他。

   本研究试图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非农经济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关于一系列历史事件对个人生活机会的影响,囿于数据限制我们虽无法一一考察,但仍可通过估计一系列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变化,来了解不同制度背景下非农经济机会不平等的来源及其变迁。因此,根据制度变迁——具体来说是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来划分历史时期,对本研究尤其关键。我们将1950—1996年划分为五个时期,以保证在每一时期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相对稳定。

第一个时期是1950—1957年。这一时期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土地改革(1949—1952年)及人民公社化运动(1952—1958),但户籍制度还未正式实施,农民向城市流动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第二个时期是1958—1965年。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大跃进”(1958—1960年)及之后的经济调整恢复期。接下来是1966—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1966—1976年),阶级斗争是最突出的时代特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和国家于1978年底开始实施市场化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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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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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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