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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哈耶克的遗产

更新时间:2019-09-19 21:29:41
作者: 梁捷 (进入专栏)  

  

   可是几十年以后,随着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发展,行为主义心理学早已过时。许多神经科学家提出的大脑结构模型与哈耶克不谋而合。这些年来,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神经科学的进展,试图通过认识大脑结构为行为科学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冷落多年的《感觉的秩序》反而成为热门的学术前沿。虽然目前神经科学的实验手段尚未达到神经元水平,也就不能断言哈耶克理论的正确性。但哈耶克在半个多世纪前,凭借惊人的思辨能力推想出来的心智模型与今天的研究如此接近,让人不得不佩服。

  

   事实上,哈耶克提出这样的人类心智模型绝非偶然。《感觉的秩序》是他向着微观方向的努力结果,而《自由秩序原理》则朝向宏观方向。哈耶克有潜在的野心,希望构建一整套从微观到宏观的人类秩序的理论基础。

  

   哈耶克再一次从根本性的问题出发展开论述: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过程中,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建立?那些被长期实践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对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一定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超越了人类,那就是自生自发的秩序。

  

   自生自发秩序的必然性可以从哈耶克的知识论角度来论证。社会制度不是有意识的理性设计产物,任何有意识地对演化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设计的企图,必然遭到失败。因为知识本质上根植于社会价值之中,但社会行动者并没有准确意识到这些知识的社会价值。只有自发秩序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因素确定,而这些因素能创造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能够根据他们独特的知识形成对他人行为的预期,通过对个人行为进行可能的调适,证明这些预期是正确的。

  

   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基础是个人知识的独特性。所以个人是一切价值的最终标准。每个人在特定情势下的自我调适,最终形成了整体性秩序。这个自由主义的过程是个人适应性进化的过程,却不是任何人强迫他人或被他人强迫的结果。哈耶克的这个结论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都很契合,但论证过程都不相同。

  

   自生自发秩序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自己就给出了许多应用性的例证,同时从哲学原理和应用实证两方面给出了说明。后来的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都广泛地借鉴了哈耶克的思想,自生自发秩序也成为经济学里的常用概念。

  

   哈耶克还不肯止步于此。他又花了十多年时间,写出了三卷本的《法、立法与自由》,进一步探讨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的区别,以及决定它们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规则。哈耶克把分析范围进一步拓广至法哲学领域,并且从历史维度动态地思考秩序背后的规则演化。哈耶克岁数渐高,思考也更深。他认为秩序和规则无处不在,从动物到人类,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到政治,皆是如此。无人能轻易识别这些秩序和规则,所以要对个人的自由保持足够的尊重。


哈耶克的遗产

  

   哈耶克在1989年出版了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为自己与各式反自由主义理论争辩抗衡的一生做了总结。他仍然从演进的角度解释人类文明的成长过程。与历史相比,每个人的一生都过于短暂,微不足道。对自生自发秩序的人为干预从长期来看注定会失败,可仍有无数人不断试图与之较量,背后动力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他于1992年平静去世,生前幸运地见证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

  

   而哈耶克留下的多重遗产也值得我们反思。哈耶克的学生不算多,但其中涌现出很多人才。以华人学者为例,台湾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蒋硕杰教授就是哈耶克当年LSE指导的学生,终身服膺自由主义。蒋硕杰一贯反对通货膨胀、反对各种经济管制以及对市场的人为干预。五十年代,他在台湾坚持高利率对抗通货膨胀,采用单一汇率,鼓励出口,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台湾经济起飞打下坚实基础。

  

   台湾哲学家殷海光也是哈耶克的崇拜者,曾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殷海光秉持民主自由的精神,对抗强权,在媒体上传播科学方法和个人主义,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他的学生林毓生后来前往芝加哥,成为哈耶克的关门弟子。林毓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代表作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哈耶克进入大陆较晚,但影响扩大得极为迅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哈耶克的众多著作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无论在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领域,都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将是长期的。

  

   除了这些直接影响外,哈耶克思想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回味。西方学界已有大量研究哈耶克的专著和论文,本文只是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略作探讨。

  

   第一个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是实证主义,这也是哈耶克长期与之战斗的对象。由于个人知识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对社会秩序的认识必然存在局限。近年来,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过去不可测量的因素,随着数据采集手段和数据分析手段的进步,都一定程度上变得可以测量。所以我们对生活环境的认识比过去深入许多。

  

   但是这一点并未对哈耶克的论述形成挑战。我们对可测量因素认识变得深入,对获得数据的困难性的认识也变得更深刻。许多实证研究都采用了精巧设计,使得研究者得以管中窥豹,对复杂世界有一个片段式的把握,距离完整认识社会秩序相距甚远。在哈耶克看来,完整认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实证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认清实证主义的局限,从而在终极意义上放弃对实证主义的崇拜。

  

   第二个问题是情境主义的困境,适用于通常说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理论离不开前提假设,即先要设定特殊情境。在某些情境下,学者们通过精巧工具(如博弈论)已经获得了大量重要结果,但所有结果都依赖于前提假设,即情境。借用波普的话,这些模型都“非常有意义和富于启发性”,但并未构成一个可被证伪的理论整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不断探索和阐释情境,而没有致力于将其整体化。

  

   哈耶克的工作与之相反,一直坚持整体化的研究,这是哈耶克心目中真正“科学”的研究。不论《感觉的秩序》还是《法、立法与自由》,哈耶克的术语、理论都相互支撑,浑然一体。如果他的知识论被证伪,那么所有其他工作也会轰然倒塌。但哈耶克的研究经受住考验,至今尚无人从他的体系内部做出有效批评。

  

   第三个问题是跨学科研究。哈耶克本身是个极为渊博的人,研究横跨众多领域,受到一致称赞。重要的是,不管哈耶克涉及什么领域,他都有效地保持了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已有许多精彩的合作成果,但这些研究多半仍依附于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没有超出学科边界、形成综合性的理论。这个标准也许有点高,但哈耶克用他一辈子的努力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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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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