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对子、楹联、楹帖）是我国具有民族特征的汉语文学样式之一。它起源于宋初，流行于全国，至今不衰。凡是宫殿庙宇、楼台亭馆，乃至私人的客室书斋，很少有不悬挂对联的。历代许多由著名作家所撰、著名书家所写的对联，已经由国家文物管理机构定为珍贵文物，妥善保护或收藏。

　　 人们喜爱这种文艺作品，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它能够以短小的形式，（一副最短的对联可以只有六个字，即上下联各三字；而最长的名作也不超过一两百字，如云南昆明大观楼所悬孙髯翁撰的长联就只有一百八十字，即上下联各为九十字。）包括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而其所赖以表达这些思想感情的形式，又突出地表现了汉语特有的对仗工巧、音调和谐之美。同时，绝大多数的对联是要悬挂在墙壁或屋柱上的，（故对联也称为楹帖或楹联，楹即屋柱；而旧日给人写对联，则谦称为“补壁”。）所以又总是借助于我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写成后再加以装裱或雕刻。一副好对联，往往是优美的思想感情与语言文字以及精湛的书法与工艺美术的有机统一体。谁又能拒绝它的魅力呢？

　　 前人论及对联的起源，多认为它是从“桃符”变化而来。古人迷信，认为桃木可以辟鬼，神荼、郁垒两神可以驱鬼，所以有如《说郛》卷十引马鉴《续事始》中所记载的：

　　

　　 《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即今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

　　

　　 这写在桃符上的“神荼、郁垒之字”，后来逐渐演化，变为在桃板上写一篇诗，或只写一篇诗中的一联了。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云:

　　

　　 尝闻纪文达（昀）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祷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纪昀从《蜀祷杌》中找出这段宣扬宿命论的故事，认为孟昶所题桃符二句为门联（大门对子）所始，亦即为对联所始。在没有找到更早的文献之前，未尝不可暂时予以承认。但事实上，汉语文学中对句的存在，却远在其前。

　　 对联的成立，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语言的字、词在形体和声音上,有相对，即构成对偶的可能性。而汉语则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它的每一个字，多数都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而字又分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汉语分阴阳上去四声），简化之，则为平仄二声（即平或阴阳为平声，上去入或上去为仄声）。积字成句时，如果注意到它们在语法上实词和虚词以及音调四声或平仄的排列组合，使之有规律地相同相反，相间相重，就能构成既有悦目的建筑美，又有动听的音乐美的对句。所以《文心雕龙•丽辞》说：

　　

　　 造化賦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又骆鸿凯《文选学•评骘第八》引黄季刚老师《书后汉书论赞》云:

　　

　　 尚考文章之多偶语，固由便于讽诵，亦缘心灵感物，每有联想之能；庶事浩穰，常得齐同之致。或比方而愈瞭，或反复以相明。兼以诸夏语文，单觭成义，斯所以句能成匹，语可同韵。是则联类之思，人类所共有；排比之文，吾族所独擅。论文体者宜于此察也。至于调和声律，本愜人情。观夫琴瑟专一，不能为听；语言哽介，不能达怀。故丝竹有高下之韵，宣唱贵清英之响。然则文词之用，以代语言，或流弦管。焉能废斯乐语，求诸鄙言，以调喉娱耳为非，以蹇吃冗长为是哉？

　　

　　 则对汉语文学体式中具备对偶声律之故，说得更为清楚了。

　　 正由于“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所以在我国古书中，出现对句就非常之早。今但以先秦典籍为例，如《尚书•益稷谟》：

　　

　　 决九川，

　　 距四海。

　　

　　 《诗•大雅•抑》：

　　

　　 诲尔谆谆，

　　 听我藐藐。

　　

　　 《论语•为政》：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春秋》隐公十一年《左传》：

　　

　　 天而既厌周德矣！

　　 吾其能与许争乎？

　　

　　 可以看出，这些最早出现的对句，虽然不假修饰，然而已经相当整齐，而且也非常和谐。特别是《左传》一联，双句单意，语气自然，摇曳多姿，富有情趣。

　　 由于对句和声调为汉语所固有，所以一直到现在，一些对句还保留在书面语言和口语当中。例如：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还有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等句，由于见于人人阅读的《毛泽东选集》，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又如：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以及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之类，也常出现于人们的口语当中。由此可见，对句在汉语中，是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

　　 魏晋以来，文章由散文发展为骈文，再演进为四六；诗歌由古诗发展为新变体，再演进为律诗，都发展了对句，也就给后来对联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非常清楚，后来的五、七言对联，是从诗歌，特别是律诗中分化出来的。有些五、七言对联，本来就是古人律诗中的一联，或集两人之诗为一联，这就无须举例了。而以字数不等的句子构成的长联，则是从骈文中分化出来的。例如陆机《演连珠》云：

　　

　　 臣闻

　　 利眼临云，不能垂照；

　　 朗璞蒙垢，不能吐辉。

　　

　　 是以

　　 明哲之君，时有蔽壅之累；

　　 俊乂之臣，屡抱后时之悲。

　　

　　 徐陵《玉台新咏序》:

　　

　　 琉璃砚匣，终日随身；

　　 翡翠笔床，无时离手。

　　

　　 庾信《哀江南赋序》: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

　　 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

　　

　　 《演连珠》中的“臣闻”、“是以”是文句中的连接词，愈到后来，这些词用得愈少，乃至于不用，也就成为完全的对句，而更接近于联语了。

　　 唐宋以来，作文咏诗注重声律对偶的风气，对于使对联成为一种精美完善的独立文学样式，无疑地具有促进作用。下面的一些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条：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

　　 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

　　 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

　　 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

　　 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庭云乃以

　　 玉条脱

　　 续之。宣宗赏焉。又药名有

　　 白头翁，

　　 温以

　　 苍耳子

　　 为对。他皆类此。

　　

　　 这种提倡巧对的风气，后来又由书籍中的语言延伸及于口语。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载：

　　

　　 某守与客行林下，曰：

　　 柏花十字裂，

　　 愿客对。其悴晚食菱，方得对云：

　　 菱角两头尖。

　　 皆俗谚全语也。

　　

　　 直到当代，也还有以如下一联为人所称赏的：

　　

　　 三星白兰地，

　　 五月黄梅天。

　　

　　 当然，仅有工巧的字面，并不能成为一副好的对联，甚至沦为文字游戏，但追求字面的工巧，却也是作对子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晋人傅咸集经语为《七经诗》，开创了集句体，即将别人的成句，按照自己的意图编排，成为一篇作品。这种风气，宋以来很为盛行，大诗人王安石也很喜欢集句。如周紫芝《竹坡诗话》曾载：

　　

　　 王荆公作集句，

　　 得江州司马青衫湿

　　 之句，欲以全句作对，久而未得，一日问蔡天启：“江州司马青衫湿，可对甚句？”天启应声曰：“何不对

　　 梨园弟子白发新”？

　　 公大喜。

　　

　　 上句出《琵琶行》，下句出《长恨歌》，都是白居易的代表作，用来作对，可谓珠联璧合。对联因为形式短小，用集句的方法构成，很为方便。因此后人以两家五言或七言诗句集为联语的，很是通行。而长联则多用词句集成，因为词的句法由两个字到八九个字的都有，比较容易通过仔细的选择排比，表现作者较为细致复杂的思想感情。

　　 将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加以评赏，这个风气始干六朝。钟嵘《诗品》中即有其例。而谢灵运对《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自认为如有神助，更是众所周知的。唐代批评家又用“摘句图”这样一种形式，将标举警句这种批评方法固定了下来，这些句子就更其易于传诵人口。其结果往往使得这些作品流传的并非其全篇，而是其中的某些警句了。元人蒋正子《山房随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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