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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小波:“民本主义”之输入与意涵之回归

更新时间:2019-09-09 22:38:17
作者: 闾小波  

  

   1918年岁末至1919年初,《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发生一场招来众人围观的陈杜之争,后人称之为“东西文化论战”,论战涉及对“民本主义”一词的理解与评价。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是一个执着的文化接续主义者。“国家之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所用其接续乎?若是则仅可谓之顽固而已……反之,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21)他在回应陈独秀的质问时说:

   《新青年》记者谓:共和政体之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作何解?谓之叛逆,谓之谋叛共和民国,谓之谋叛国宪之罪名。记者以为,共和政体决非与固有文化不相容者。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22)

   杜氏推崇古典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思想,并认为这一思想遗产“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其“政治原理”与现代共和政体并无紧张关系。

   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文化革命论者,坚信古今中西绝不相融。

   呜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倘由《东方》记者之说,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则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实不至之国体而论,亦与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23)

   显然,陈、杜在论辩的时候,概念出现了歧义。杜氏认为,民视民听、民贵君轻的思想“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原理”;而陈氏则认为民视民听只是“古时之民本主义”,与当下倡导的西洋之民主主义“绝非一物”,杜氏将其说成是民主主义是错误的,错误的源头在日本。其实,将民视民听、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等思想理解为民主思想并非始于杜亚泉。鸦片战争以后,从魏源到维新派人士,大多循着“西学中源论”的思维,将中国古籍中相关名句名言或典故说成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民主元素,意在表达西方的那些民主制度(选举、议会等)中国古已有之,但维新派思想并未用过“民本”一词,而是用“重民”(王韬)之类的提法。“五四”时期,杜氏将民贵君轻理解为民主主义,已不同于过往的“西学中源论”者的牵强附会,而是一种基于文化会通主义的理性思考。

   陈独秀在文中提到的“民本主义”与一年前与康有为论战时的用法不同,这里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日本人使用民本主义来“影射”民主主义(Democracy)是不恰当的,中国人不应错上加错。二是民本主义在汉语中只能用来指民视民听的思想,这一思想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

  

   1919年前后汉语中“民本主义”之意涵

  

   新文化运动处在一个“主义”的“通胀”期(24),各种五花八门的“主义”都能得到畅达的表达,而Democracy一词的译名更是各取所好。“德谟克拉西”的普遍使用以及陈独秀干脆用“德先生”,表明Democracy在汉语界使用的乱象及知识界对汉译该词的困惑与歧义。陈独秀虽然指出了民本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意涵,但这并没有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相反,作为日语借词的民本主义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知识界还有流行之势。

   1918年,朝野、南北围绕采用或制定何种宪法展开纷争。12月25日,有留学美国背景的王宠惠与蔡元培、景耀月等人发起组织“国民制宪倡导会”,认为制定宪法为平息南北之争,维护和平的第一要务。他们在该会的宣言书中采用民本主义来翻译Democracy:“国民制宪云者,即以国民总意为渊源,国家总体之福利为目的,而制定民本主义之宪法,不许少数人行其私意之谓也。”(25)此间,相当活跃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其机关刊物上频繁使用“民本主义”来翻译Democracy:

   Democracy可译作民本主义,Bolshevism可译作过激派主义。前者主动是由于美国,后者主动是由于俄国。我先照着普通解释这两个主义来解释他。民本主义有广、狭两种的解释。广义就是不独政治要民本主义,社会也要他,教育也要他,工业也要他,几乎世界无一日不要他,无一人不要他;所以他不可不打破官僚与军阀,不可不扫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不可不废除贵族文学。至于狭义的民本主义,就是专指政治而言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唱的民本主义,就是这种狭义的而非广义的。此次欧战告终,有说是民本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有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专制主义的,总而言之,终不出“政治”两个字的范围。所以现在一般所说的Democracy应当写作Political Democracy这才名实相符。(26)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谭平山也加入了对Democracy这一概念的讨论:

   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维(为)何?稍有识者,莫不知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德谟克拉西”者英文为Democracy,法文为Dèmoc-ratie,兹从英文音译也。今人从义译者,日本译作民主政治,或作民本政治,或作民主主义,或作民本主义。(27)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也使用过民本主义。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28)

   针对中国学界对Democracy一词多译的乱象,此间出现了几篇专门讨论该词译名的文章。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政治科的陈启修,1917年底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他认为汉语界对民主译名的混乱现象与日本有关。

   此其原因,或因欲拥护日本固有之国体而故意曲解或因受政治上之压迫而隐约其辞,或因其人并不深求而拾片鳞寸爪以自饰,纷纷聚讼,令人无所适从。中国政论界及学界近时万事皆受日本之影响,故关于Democracy之议论,亦与日本同弊。然中国与日本国体制迥殊,关于国宪及政治学上之诸原理,实不必随人足而跟,依样葫芦。若不察国情之相异,而漫纳彼邦人士有为而作之学理,则一说之差,流毒数纪。(29)

   陈氏列举了汉语中对Democracy的8种译名(民众主义、民权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平民主义、唯民主义、民治主义、庶民主义),一一评点其得失。

   民本主义,古昔仁君贤相所行政治,莫不以民为本,故“民本主义”四字,使人生民为被动者之感,实则Democracy不如是也。日本学者喜用“民本”二字,致假官僚及武人以口实,谓仁民爱民之主义即是民本主义,亦大喊为Democracy,悲矣。(30)

   1923年1月,李大钊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写成《平民主义》列为“百科小丛书”出版,专门讨论“Democracy”一词的译名,他主张用“平民主义”来翻译Democracy一词。他列举了汉语对Democracy一词的多个译名并分别加以讨论。

   “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有译为“民治主义”的,有译为“唯民主义”的,亦有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的。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以避“民主”这个名词,免得与他们的国体相抵触。(31)

   综上,在1919年前后,汉语中的“民本主义”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大多理解为Democracy的译名。

  

   梁启超与“民本主义”意涵之回归

  

   1922年秋,梁启超应邀到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岁末,该讲稿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名出版。梁启超在序论中讲到:“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32)梁氏对“民本主义”一词的分析不仅理性平实,且有独特的学术视野。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檃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译言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义者,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虽然,所谓政由民出者,不难于其理论也,而难于其方法。(33)

   该书第三章“民本的思想”专门讨论先秦时期该思想的由来。“天的观念与家族的观念互相结合,在政治上产生出一新名词焉,曰‘天子’。天子之称,始于《书经》之《西伯戡黎》,次则《洪范》,次则《诗经》《雅》《颂》中亦数见。《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语最能表出各代‘天子’理想之全部。”天子代表了天,但天意又是通过民意来表达,梁启超称其为“间接的天治主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如此,“则人人可以为天子也,此种人类平等的大精神,遂为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天既有动作,必有意志,天之意志何从见,托民意以见。此即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之所由结合也。”(34)

   梁启超在第三章的末尾加一附录:“民本思想之见于《书经》《国语》《左传》者”(35),摘录了大量与民本思想相关的名句、箴言。梁启超书中对民本主义的阐述,完全摆脱了日本语境的影响。他不仅通过学术的溯源,厘清中国民本思想的由来与影响力,且与林肯对民主的界定作了比较分析。

  

   1920-1940年代:民本主义的双重意涵

  

   所谓“民本主义”的双重意涵,是指既有人用其指Democracy,也有人特指儒家的政治学说。

   1.作为Democracy译名的民本主义

   民主制与君主制难以兼容,这不仅令吉野作造困惑,也是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普遍认知。到了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人开始放弃这种排他性的理解,认为君主体制也可以行民本主义。

现代各国的政治,都是民本主义的政治。民本主义的政治,是使大多数人民有参政权,再依这大多数人民的舆论所定的策略,实行实际的政治。民本主义与国体,并不发生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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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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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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