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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9-09-07 16:14:08
作者: 沈登苗  
唯一合理的诠释,我们认为是进士题名录的履历记载或今人的认识有问题。

  

   进士家世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人物的代际身份问题。明代前期,特别是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家世,主要折射的是他们的祖上在元代的社会地位。明代前期是否有B类进士,主要看他们的祖上三代在元代有否产生过地方儒学出身,但尚未步入仕途的先人。然而,要找到这些资料并非易事。从现存的元代两种进士题名录——《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看,[22]进士祖上三代家世里找不到有诸生身份记载的文字;在当代学人对元代进士家世的诸多考证中,似乎也难见秀才之踪影。[23]故笔者认为,祖上的地方儒学之学历还没有资格上元登科录,抑或方志族谱、史传碑文对生员这一功名也不太注意。明承元制,明代前期的科举题名录很有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至少是还不够详细、规范。

  

   那么,考察明代前期是否存在前三代已产生了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进士及其概率,今天该从何处着手呢?

  

   从钱茂伟的研究中获得这样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洪武四年的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4人,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的41%。[24]因明代的“儒籍”是元朝户计制度遗留的产物,故笔者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摸索明初登科记关于生员身份的记载问题。

  

   乔卫平通过对《庙学典礼》卷一《岁贡儒吏》的研究后认为,元代地方儒学的生源构成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主要招收儒户出身的子弟;其二,儒户子弟入学读书是一种法定义务,其有余闲子弟,必须有一名入学读书;其三,地方儒学的学生分为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允许所有的儒户和非儒户中愿求学的子弟入官学读书,学生自备束修,但不标入学籍;第二个级别是通过对这些学生的考试,正式标入府、州、县学籍,有资格参加岁贡儒吏的考试,并可享受免差及学粮津贴待遇。故乔氏总结说,前者大致相当于待补生或附学生,后者相当于廪膳生。[25]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对照明清地方生员中的廪生、增生、附生之分类,又考虑元代儒户的经济地位不亚于“明清的绅士”,[26]那么,元代儒户家庭就几乎成了生员家庭的代名词,尽管当时地方儒学的学生尚未正式称“生员”,也勿论蒙元地方儒学的文化水准要比明清时代的低。由此可见,洪武时期的进士,即使他们的父亲不一定都是“廪生”、“增生”或“附生”,但追朔到祖、曾祖辈,这些职业的儒学家庭,应该大都为B类家庭,部分甚至是南宋的官僚家庭。萧启庆教授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详见下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江南儒户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即无变动,[27]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故从理论上讲,明首科放榜的进士,来自生员家庭的可能不仅仅是儒户。也就是说,洪武四年的进士,极有可能大多数来自生员家庭。可从表1看,洪武四年有家世可查的28名进士中,出身在A类家庭的有21人,占75%,却没有一个来自B类家庭,与本文的推理有极大的不相弁称。因此,笔者认为,在洪武四年登科录的进士家世中,不是儒户可以代表生员家庭,就是登科录本来就没有生员身份记载的内容,且在明代的相当时期内这一习惯被承袭,到了明中后期,生员身份还时填时不填,直至明末,祖上产生生员的记载可能才规范起来,并被清朝所沿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明代嘉靖十四年前A类进士异常多而B类进士阙如的真相。若我们拿这个特定时期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与其它时期特别是登科录记载比较规范的清代的B类进士或A、B类进士进行量化比较,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据萧启庆的研究,元代儒户是南北书香家庭的大部,尤其是江南儒户网罗了大多数南宋仕宦及科第之家。据其对元统元年进士户计的统计,在25个南人进士中,有10人产生在儒户,另有8人亦系南宋科第旧家,两项合计,南人进士产生在宋元士大夫之家的占72%。[28]

  

   如果说,元代儒户制度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那么,萧启庆对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关系的考证又表明,元恢复科举使不少江南士大夫家族皆能浴火重生,跃登宦坛,元朝的科第之家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29]洪武四年的进士大半出身在儒户之家,则印证了萧的论断之不谬,也说明洪武四年的进士大都产生在宋元士大夫家庭。从这一点讲,艾尔曼说的科举是“优秀分子的轮转”,[30]有其道理。

  

   永乐后,元代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31]加上明开国之初地方儒学的学额有限,永乐至天顺朝可能产生的B类进士不会太多。但随着C类进士的逐步增加,这时段的进士来自仕宦及士大夫家庭的也应该比较可观。

  

四、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结论的非典型性


   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也即出身仕宦家庭的进士相对较少的论断,应经得起史实的检验的。但本人分析后认为,这主要是其前朝——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知识分子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南人很难入仕或深造形成的;可看成元代特殊的文教、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32]

  

   在讨论展开前,我们必须先设定与代际身份有关的几个技术参数。第一,中式的平均年龄。据刘海峰的研究,明代科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秀才24岁、举人30岁、进士35岁。[33]由于贡生大都是从廪生中按资历选拔出来的,年龄一般应比进士还大,但明代前期“挨贡”似乎不像后来激烈,故我们可以把明代前期贡生入学的平均年龄看作与进士相同。第二,已成年男子出生时父亲的平均年龄。明代早婚,然亦多子,为方便起见,我们也按秀才的平均中式年龄24岁为明代成年男子出身时父辈的平均年龄。即曾祖、祖、父与子的平均代际间隔时间为24年。则秀才中式35年、举人中式29年、进士中式及廪生入监24年后,他们的功名才有可能出现在下一代进士的履历上。第三,曾祖以下三代涉及的平均成年男子数。根据曹树基关于明代墓主育子率2.7人、墓主子代的育子率1.5人左右的研究结论,以及墓主子代的育子率比墓主明显减少的趋势分析,我们假定明代较高社会阶层养育成年儿子的平均值为1.8人,[34]则在曾祖-→祖(第一代)→父(第二代)→己(第三代)等父子链上应该出现的平均成年男子分别为1.8人、3.24(1.8×1.8)人、5.83(3.24×1.8)人,合计10.87人。这意味着代际关系越远,影响的广度越大(代际关系越近,帮助的力度更甚),到了曾孙一辈,他对下代的影响平均会涉及到近11个成年男子。当然,这些是纯理论上的推理。另外,明代入仕的平均年龄,除了武官,大致可对应举人、进士的中式值。由于没有查到元代获取功名和充任官吏的年龄资料,相关材料暂时只能参照明代的数据。

  

   (一)元代仕宦对入明后裔影响的概率

  

   明洪武年间进士的祖上三代涵盖有元一代,建文、永乐时期进士的祖上三代的大多数也属元人。故了解明代前期A类进士,首先看元代的仕宦情况。从何炳棣到萧启庆,关于进士家庭是否仕宦出身的主要标准大致相同:一是指进士、举人、贡生等有中高级科举功名者;二是指官员,元代则包括吏。

  

   元代只进行了16次科举,录取进士仅1139人(不含国子生考取的),平均每年仅12.8人,只及明清的七、八分之一。元代的举人是进士的3倍,即使不考虑乡试重复的因素,总量也不过3417人左右,平均每年38人,约是明代的十分之一,清代的十五分之一。[35]众所周知,元代实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土”,进士中额,拥有百分之九十几人口的汉人、南人仅占一半,另一半给了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36]更要留意,后者在明代的进士、举人中很难找到,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故以上的进士、举人数入明后对子孙的实际影响还要减半。元代虽然有三个国子学,但在校学生总数似不会超过一千人,且三个国子学不招南人,汉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若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下同),明洪武至永乐时期进士祖上可能出现的有中高级功名的概率,大抵是明中期至清代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随着时间的后移(下同),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但不影响“明代前期”的基本结论了。

  

   元代重吏轻儒,各级政府官员主要通过吏员出职的途径选用。据《元典章》卷下《吏部一·官制一》记载,文宗时有品级的官员22490人,内有汉人15738人,占70%。[37]但这里没有区分汉人中的南人与北人。韩国学者周浮标,根据《元史》等有传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员统计出族种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汉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不详。[38]由以上两组数据推测,占元朝总人口80%左右的南人,在官员队伍里可能只占据很小部分的份额,揆诸明初(洪武-永乐)84%的进士分布于南方,[39]我们认为,明洪武-永乐时期的进士的祖上三代有可能出现官吏的概率,也近似明中期至清代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左右。

  

   (二)明代前期本朝仕宦对后裔影响的概率

  

   1.进士

  

   明代洪武四年开科,取进士120人,此后停科13年,到洪武十八年才复科,并步入三岁大比的常规。由此说来,洪武前17年的进士年平均数只有7人,仅是此后的十几分之一,比元代还少。为方便起见,本文主张明代进士的代际影响从洪武十八年(1385)算起。根据24年的代际周期,明代前期重开科举后的进士,在1409-1433年段影响第一代,影响率≤0.17;在1433-1457年段,影响第二代,影响率≤0.46;在1457-1481年段影响第三代,影响率渐趋正常的1。换句话说,明代前期本朝的进士功名,要等成化以后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同时,明洪武十八年至正统年间的进士年均人数,大致是明中后期的一半;景泰至成化的进士年均人数已接近明中后期的水平,但充分反映在后三代的履历上是16世纪的事了。故我们认为,明代前期本朝产生的进士对后裔的影响概率,不及明中期至清代的四分之一。

  

   2.举人

  

   明代举人产生及各朝解额增加与进士相似。洪武三年、五年的两次乡试后,停废了十一年,至十七年重举秋闱。如果明代举人的代际影响就从这届(1384年)算起的话,则明代本朝举人要到1461-1485年才能完全涵盖其下三代。明初举人解额少,且增加缓慢,洪武三年仅510人,至正统年间也不过760人。景泰时,举人名额俄扩到1135人,接近于明中后期的常值,[40]但在代际的反映上,与明代前期无关了。据此推算,明代前期本朝考取的举人对后裔影响的概率,也不及明中期至清代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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