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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小捷:从农业剩余提取角度看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9-09-05 23:05:23
作者: 房小捷  

   内容提要:面对农业生产力的落后以及劳动力普遍过剩、耕地不足和现代农资匮乏的困境,新中国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组织起巨大的人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从劳动对象端促进了农业的恢复、稳定和发展。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依托逐渐稳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维持工农业剪刀差、国家控制关键农产品流通和城乡分割的办法,工业从农业抽取了大量的生产剩余。这种剩余转移为中国的初步工业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只能覆盖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自成体系地嵌入广大农村当中。这种状况一方面造成农村发展的滞后,一方面为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埋下了伏笔。

   关 键 词:农业合作化  工业化  农业剩余  城乡关系

  

   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一个经济体内部往往分裂成集中在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和散布于乡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呈现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此时的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尚缺乏足够的自我积累能力,更谈不上对乡村的大规模反哺,反而需要从乡村提取大量的农业剩余以完成必要的投资。为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新中国试图通过生产关系变革领先于生产力变革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动农业增产,并在此基础上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剩余集中起来供给工业化投资之需,同时确保农村稳定。有学者已经从工业化资金积累、现代劳动力培育、成本承接、维持基层社会稳定等方面论证了这一努力的合理性。①也有学者从割裂城乡联系、抑制乡村工业化并影响民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其过度运用造成效率损失、资源滥用和环境破坏等方面指出了这一努力引发的一些问题。②但是,从有效筹集农业剩余以填补工业投资缺口的角度,系统论证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新中国工业化面临的历史条件入手,对此展开专门讨论,以补充对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既有认识。

  

   一、“死结”: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面临的农业条件

  

   近代以来,中国新式产业的发展对原有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局部地区和某些领域形成了资本主义形态的近代市场,发展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先封闭落后的社会结构。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1952年,中国在整体上仍然是一个现代工商业极不发达、小农经济居于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水平低下的工业,不但无法快速实现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反而需要向贫穷落后的农业索取大量剩余产品用作工业积累。历史上形成的现代工业偏集于东南沿海狭长地带的畸形格局,更进一步加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撕裂以及工业与农业的相互脱节。这种状况导致工业对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能力极其低下,从落后的农业中筹集剩余产品供给工业化所需亦十分困难。

   1.从生产能力看,农业落后构成新中国工业化的瓶颈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建立在农产品商品化的基础上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这样国民经济整体建立在手工劳动和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落后的农业国,要实现工业化更是“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1]。

   新中国成立后,分配的公平、战争和奢侈性消费的削减以及农业增产,大大提高了农业剩余的数量和对积累的贡献。以最为关键的粮食供应为例,自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1952年到“一五”计划收官的1957年,粮食总产量(原粮)从1亿6391.5万吨上升到1亿9504.5万吨,涨幅19.0%。与此同时,净收购量(原粮)从2819.0万吨上升到3387.0万吨,增长20.1%。1955年净收购量更是达到3617.5万吨,比1952年增长28.3%。[2]370同一时期内,我国人口总数(年底数)增长了12.5%,农村人口数增长了8.71%。由于人口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仅仅从285千克增长到302千克,涨幅5.8%,年均仅增长1.1%。剔除城镇人口,农村人均粮食产量仅仅从325.8千克增长到356.5千克,涨幅9.5%,年均增长仅1.8%,增长同样十分有限。③主要受制于人均粮食产量增长缓慢,我国同期粮食净商品化率(粮食净收购量/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7.2%上升到1957年的17.4%,涨幅仅0.2%。考虑到农业生产波动,“一五”期间,我国年平均粮食净商品化率也只有18.3%,比1952年只上升了1.1%。[2]370,[3]6能够用于城镇人口消费和工业增长需求的粮食增长十分有限。而粮食又构成了当时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和农业产值的绝大部分。由此可见,农业从根本上制约了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2.从发展条件看,农业面临着要素全面短绌的现实困境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具体到农业领域,要取得生产进步,需要从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以各种技术装备为主的劳动资料以及以耕地为主的劳动对象三个方面加强投入。

   中国农村自明清以来就陷入了劳动力投入“过密化”④的窘境,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已经接近于零,甚至出现大量农村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口。自1952年到1957年,我国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由3.217市亩下降到3.143市亩,降幅达4.68%。因不计成本的大规模垦荒、田尽其力特别是复种指数提高,才使得农村人均播种面积从4.21市亩提高到4.31市亩,但也只增长了2.40%,人多地少的问题十分突出。⑤除极个别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边远地区外,依靠增加劳动力数量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显然是缘木求鱼。

   水平落后且规模狭小的工业,无法为农业技术装备的快速改善提供基本条件。从相对增速来看,1952-1957年,中国农业装备水平发展极快: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5万马力增加到165万马力,增长5.6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机由1307台增加到14674台,增长10.2倍;机耕面积从204万亩增加到3954万亩,增长18.4倍;化肥施用量从29.5万吨增加到179.4万吨,增长5.1倍。[3]5,[4]39-40但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截至1957年,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只不过从1952年的0.1%增长到2.4%。而苏联在1932年时机耕面积就达到了集体农庄总面积的49%,1955年时这一数字上升到99%。[5]5,71958年中国农村用电2.4亿度,比1952年的0.5亿度增加了近4倍,但全国5.5273亿农村人均用电只有0.43度;1965年中国农村用电37.1亿度,人口5.9493亿,农村人均用电也不过6.2度。[4]39-401958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用电是平均每人538度、526度和60度。[6]可见,中国与相对落后的苏联也是无法比较的。从1952年到1957年,中国每亩耕地施用化肥量(标准化肥)不过从可以忽略的0.4市斤增长到聊胜于无的2.1市斤而已。[4]39-40与发达国家甚至与同时代的埃及、朝鲜[7-9]⑥等国家每亩十几斤到上百斤的施用量相比,差距犹如天壤。

   为了扩大农业劳动对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开荒,但中国可供开垦的荒地主要位于东北、西北。当地居民稀少且水热条件不佳,必须移民和使用机器,开荒成本高达东北每亩50元,西北每亩七八十元,而年产量仅一二百斤,经济上不合算。[10]1952-1957年,耕地面积从16.1878亿亩增加到16.7745亿亩[3]36,增长3.6%,年均增长仅0.71%,人均耕地不足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且随着人口增加不断加剧。依靠劳动对象的外延式扩大快速提高农业产量,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受制于劳动力投入“过密化”、农业技术装备落后和耕地资源短缺,我国农业实现增产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到1957年时,我国平均粮食亩产比1952年时的176市斤增长了10.8%,但也仅仅只有195市斤的水平,其中1953年和1952年持平,1954年因自然灾害反而比1952年下降了1市斤。[4]35

   从表面上看,由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全方位制约在短期内无法打破,中国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向工业建设提供足够原料、资金和商品粮等物质积累的任务,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似乎都难以推进。

  

   二、“死结”更加难解:超高速工业化急剧增加农业压力

  

   要素的全面短绌,特别是低下的工业化水平导致的物质手段匮乏,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的进步。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巨额资本和技术投入为保证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又提出了很高的农业剩余提取要求。工业化需要和农业现状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原材料供给、资金转移和商品食物供应作为农业剩余提取的三种主要方式,愈加困难。

   1.在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下实现工业高增长,必然对农业提出很高的原材料供给要求

   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工业领域尤为突出,重工业也得到了优先发展。按照MPS法,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57年的国民收入生产额比1952年增长了53.0%,其中工业增长了144.5%。[11]按照SNA法,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5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了55.6%,其中工业增长了147.2%。[3]12按总产值计,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35.5%上升到45.0%。[12]95

   但是,以工业与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结构和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现代工业体系的30多年时间里,轻工业长期占据工业的半壁江山。从1958年到1984年,除受“大跃进”影响的1960年外,轻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般在四成多到一半以上。轻工业所需原材料在整体上对农业的依赖很强。1952年、1957年、1978年、1984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87.5%、83.2%、68.4%、68.1%。[12]95-96由此可得,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长期占据我国工业总产值的1/3左右甚至更高。再加上重工业所需的由农业供给的原材料⑦,不难判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业能否稳定提供原材料对我国的工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依靠高投入推动的赶超型工业化必然从农业抽取大量剩余

   新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不具备完整的自我积累能力,工业的高速发展必然要向农业大量索取工业化资金。毛泽东于1956年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介绍,当时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270亿元,其中农业30亿元,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70亿元左右。[13]如此算下来农业对国家预算的贡献率超过了1/4。又据国家经委估算,1956年时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收入大约占到45%(含以农业为原料的工业创造的收入)。[14]

   自1952年到1957年,农业提供了我国国民收入积累额(MPS法)的40.9%,其中最高年份为43.0%(1955年),最低年份也有38.3%(1956年)。在有数据可查的1952年、1954年、1956年和1957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只有57.0元、64.1元、72.9元和73.0元,同期农村人均提供的积累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分别达到19.4%、24.5%、21.2%和23.6%。[2]32,[3]6,[15-16]⑧如此之高的积累负担,给本就贫困的农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从国外补充工业急需生产资料进一步加大了农业压力。1953年和1957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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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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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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