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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小捷:从农业剩余提取角度看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9-09-05 23:05:23
作者: 房小捷  
在我国进口商品总额中,生产资料分别占到92.1%和92.0%;同期出口额中,初级产品的比例分别为79.4%和63.6%,其中仅食品就分别占到30.9%和27.2%。[17]

   3.工业化的超高速推进大大加剧了商品粮供应压力

   以粮食为主的商品食物供应,是保证工业人口增加和城市扩张的前提条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国家人口总量和城市人口数量日益膨胀,商品粮供需矛盾日益扩大。

   自1952年到1957年,全国城镇人口从7163万上升到9949万,涨幅38.9%。为了保证日益膨胀的城镇需求,我国粮食净收购量从2819万吨上升到3387万吨,涨幅20.1%。尽管粮食净收购量略快于粮食总产量增幅,但因为城镇人口增加过快,城镇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从1952年的394千克下降到1957年的340千克,降幅达13.5%。考虑到粮食收购工作的波动,“一五”计划期间城镇人口平均粮食占有量也只有384千克,比1952年下降了2.5%。[2]370,[3]6⑨

   由于城镇商品粮需求的扩大,农村就业人员劳均向城市提供商品粮数从1952年的744千克上升到1957年的784千克,涨幅为5.3%;其中数量最高的1956年,劳均负担819千克,比1952年增涨10.1%。[2]370,[3]7除去征购,农村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2年的270千克上升到1957年的295千克,涨幅仅9.2%,但由于农业抗灾能力差和城镇购粮数量的变化,1953年和1954年两年还低于1952年的水平。[2]370,[3]7显然,农村劳动力的生产负担明显加重,本就普遍贫困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十分有限,通过维持甚至压低农民既有生活水平的办法提高商品粮供给显然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开始,极其薄弱的工农业基础同艰巨的工业赶超计划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似乎注定要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成为泡影。

  

   三、解结: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农业剩余有效提取的制度基础

  

   根据上文分析,难以破解的要素全面短绌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增产,工业所需的农业剩余无有着落,新中国似乎很快就会因社会剩余不足导致的资本品供需两不旺陷入某些发展经济学家口中的“贫困的循环”(cycle of poverty)[18],国家工业化仿佛注定成为死局。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新中国通过农业合作化这个办法,集中了劳动力的投入方向,增加了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大大改善了劳动对象的质量,实现了农业持续增产,从而为提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新中国通过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制度设计,完成了农业剩余向工业投资的持续转化,上述“因为穷,所以穷”的“经典理论”被新中国的实践击得粉碎。

   在现代化劳动资料短绌、作为农业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资源难以迅速扩大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较快改善劳动对象质量以实现增产,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据1956年10月报道,该年度累计灌溉面积达到5亿4002万亩,比1949年的累计灌溉面积3亿392万亩增加了2亿3610万亩。除掉水井、水车和抽水机灌溉,依靠水利工程增加的累计灌溉面积为1亿4363万亩,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其中,依靠群众性工程实现的累计灌溉面积从2亿6162万亩增加到3亿8673万亩,增加1亿2511万亩,依靠大型工程的累计灌溉面积增加1852万亩,群众性小水利占了87.1%。[19]645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集体农民突破了个体小家庭的藩篱,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大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完成这些农田水利建设的主体主要是被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而,尽管有山西省离山县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水土保持工作的先进经验[20],整体上看,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人力物力投入需求巨大的农田基本建设来说规模毕竟还是太小了。初级社的规模一般只有十几户到几十户,还不如一个较大的自然村;高级社的规模一般也不过十几户到一百多户,最大也就是几个自然村的水平[4]4⑩;除了极少数几百户的大社外,绝大部分合作社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不过数十亩到一两千亩。可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惠及范围往往达数万亩甚至几十万亩农田,绝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合作社可以胜任建设和日常管理的。农村普遍缺乏“识字人”,连高小毕业生都每每需要跨合作社分配的人才匮乏状况[21]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依靠初级社组织农田水利建设和水利设施的管理,很快就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是较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中各个具体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诸如民工动员和工资,如何确定受益人群并合理分配水利负担,水利施工占地[22](11)滞洪、分洪、蓄洪区淹没损失赔偿,水库、蓄洪区移民,水利投资和贷款如何在不同项目和不同举办主体(国家、群众)之间分配使用和怎样偿还等问题[19]569-572,长期困扰水利部门,导致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问题重重。

   二是水利工程使用中的受益和负担合理分配问题十分棘手。尽管中共中央连发指示,国务院也转批了《水利部关于用水排水纠纷处理意见的报告》,一再要求各地妥善解决水利建设报酬、合理安排劳动力以避免冲击农业生产、解决与防止水利纠纷[23],但是,在当时资源极度紧张的条件下,实际工作当中合作社本位利益与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利益之间,矛盾一直很难协调。截至1957年,迅速发展、到处林立但规模有限的合作社,其降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本和维护费用的作用已经日益减弱,甚至在局部地区起了负作用。

   国家重要的粮棉基地、水利建设历史悠久的陕西关中地区便是一例。泾惠渠灌区由于耕作方法错误和用水不当,棉花亩产由新中国成立初的六七十斤下降到1952年的20斤左右,还不足当地旱田收成。[19]553,6191956年在涝恵渠灌区,合作社干部多出于本单位的狭隘利益迁就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应付甚至逃避应承担的水利整修和管理责任,引发了各种严重问题,诸如配水机构没能做到专人专业;渠道整修不彻底,铲草不及时,影响渠道安全;对重点斗渠的领导工作抓得不紧,工作拖拉诱发斗渠决口事故;用水组织不健全,纪律松弛,组织性很差,各生产队之间甚至发生截水争执的严重事件;因技术力量限制,多凭群众习惯制定计划,导致水文年采用和灌水定额等重要计划制定脱离实际,最终导致灌溉计划完成率异常低下。[24-25](12)又如,黄土高原上另一块农业精华区域——太原附近的晋水流域,水利设施自古以来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深远。[26]据当地人回忆,截至“文革”末期之前,当地水利段所有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和技术人员都从受益村抽调上来。在刚刚开始接管水利的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年轻人的境遇相当糟糕,时常被人从村里(生产队或相当农村基层组织)轰出来,而一些大的村子更是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公然将他们的要求当作耳旁风。[27]

   由此可见,在日益复杂的大型水利建设面前,合作社规模明显过小。在当时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且跨生产单位的组织手段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历史条件下,加之人才极度匮乏,协调大量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行动的成本很高。广大农村迫切需要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高一级的具有一定权威的常设机构来组织稍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等农田基本建设并进行日常维护。于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乃至建立一乡范围的“人民公社”便成为当时人们很容易想到的一条思路。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反思和调整,基本适合当时中国赶超型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方式逐渐稳定下来。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建立起一套以单位制为基本细胞、以国家直接兴办为主、生产和核算规模相对较大的生产体系的同时,在农村和农业领域,则将人民公社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形式上,确立了生产队作为基层生产组织者和基本核算单位的角色。

   当然,能有效降低农业劳动力集中使用成本的集体化升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保证了中国能够依靠高强度的劳动力动员快速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从而为向工业输送大量农业剩余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劳动力的轻易误配甚至发生“大跃进”那样严重的国民经济失衡创造了条件。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制度是基本适应当时农业发展需要的。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田水利建设效率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初级社和高级社。1958年,全国共建有人民公社23630个,入社户数1亿2861户、社员5亿6017人。平均每个公社拥有农户5443户、人口2万3706人。比起高级社平均每社150~200人的规模来说,能够在内部统一调度的劳动力提高了上百倍。人民公社强大的动员能力,再加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感召以及其他一些历史因素,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迅速形成一个历史高潮。从1957年冬到1958年6月,我国“扩大灌溉面积四亿亩,不但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八年扩大面积的总和,而且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几千年积累的灌溉面积”,在群众中创造出了“长藤结瓜”“白马分鬃”“葡萄串”“满天星”等多种多样适合地方特点的水利规划。[28]仅在1957年冬到1958年初的4个月时间里,就开辟灌溉面积1亿1700多万亩,而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累计灌溉面积仅2亿3000万亩,4个月的成绩等于4000年的一半。[29]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总体来看,当时的全民性农田水利建设不但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而且对进一步摸清水土资源、掌握治水规律和培养锻炼水利队伍都起到很大作用。[30]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在总结当时农田水利建设经验时认为,当时的农民群众不但打破了“谁受益,谁负担”的老观念和一家一户的界限,而且开始打破社、乡以至区、县的界限,使水利建设成为全民运动。农田水利建设的大发展,为我国在人多地少、现代化生产资料匮乏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农业增产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整体上实现了农业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双增加。1957-1982年人民公社体制结束前夕,我国粮食、棉花、油料、黄红麻、糖料、茶叶、水果、猪牛羊肉和水产品的总产量分别提高了81.8%、119.4%、181.6%、252.2%、266.6%、254.5%、137.5%、239.0%和65.4%,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0%、4.0%、5.3%、6.5%、6.7%、6.5%、4.4%、6.3%和2.5%,增长速度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在同期人口增长57.2%的情况下,相应的人均粮食、棉花、油料、黄红麻、糖料、茶叶、水果、猪牛羊肉和水产品产量分别实现了15.6%、39.5%、79.1%、124.0%、133.1%、125.4%、51.1%、115.6%和5.2%的增长。[3]6,37-38这就为稳定持续地筹集足够的农业剩余投向工业领域、完成既定的工业化计划创造了前提条件。

  

   四、开路:为工业化提取农村剩余的主要途径

  

   实现了农业持续增产,还需要通过适当的渠道将农业剩余集中抽提并转移出来,才能够形成工业投资,推动工业化任务的完成。新中国在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农业增产目标的同时,还依托农业合作化形成了一套在农业商品化率低下的历史条件下有效提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的途径。

   1.长期维持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农业剪刀差[31](13)

尽管工农业产品比价一路下跌[32]41(14),但以单位产品中蕴含的实际劳动量同其销售价格的比例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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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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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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