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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

更新时间:2019-09-05 22:51:08
作者: 赵世瑜   杜正贞  
若丧考妣,诘朝乡绅有楼船广筵纵观竞渡者,愤而刺之”[19]。对此,昆山人归庄也作诗批评:“书生闻变涕沾裳,狂悖人心未可量。青绶铜章□比日,吴歌楚舞醉霞觞。”后面的注说:“四月晦日,粮储道署中演戏,五月朔至端午,嘉定知县日挟妖童娼妓观龙舟。”[20]许多人对气节问题另有看法,对腐朽的明王朝的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未必有很多人同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太阳生日”的潜在含义呢?

  

   二、明清易代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性话语

  

   有些学者认为,太阳生日的习俗与台湾的特定历史有关,如“三月十九‘太阳公祭’。据考这天为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公园)之日。明郑时代,定于此日面北遥祭崇祯亡灵。清统一台湾后,台民假托祭拜‘太阳公’(‘太阳’暗喻‘大明’),将此俗延续下来”[21](P71)。这虽然明显忽略了大陆地区存在此种习俗的事实,但却指出这种习俗源自明郑时代。有的学者说得更明确,说三月十九固属太阳星君诞辰,但又是明思宗的忌日,“祭典由郑成功开始,入清之后,亡明(日月为明)的祭典,恐怕招致清朝官吏的降罪,所以就托称为‘太阳星君’的诞辰了”(注:飞云居士:《细说台湾民间信仰》,益群书店1993年版,第156-157页。书中也引用了《太阳星君真经》,即“太阳明明珠光佛”的一段,内容与前引第一段基本相同。现在还很难判断这是从大陆流传到台湾的,还是相反。)[22](P156-157)

   另一位台湾学者翁同文发表《太阳诞辰节的起源与天地会》,这大概是目前仅见涉及太阳生日的研究,尽管本文主要是研究天地会问题的。该文据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272页所附《潮州某华侨社区的信仰》认为,闽南粤东人以阴历三月十五日(另说三月十九日)为太阳诞辰节,又据连横《台湾通史》卷23《风俗志》,认为这是为了纪念明思宗殉国,而太阳诞辰节又起源于天地会。因为康熙十六年蔡寅假托朱三太子于三月十九日起兵;雍正四年、六年在台湾破获两起父母会结盟案件,其结盟日期都是三月十九日。因此以崇祯忌日转为太阳生日加以纪念,“应当始于天地会,后来才传播到闽南民间”。又因直到雍正六年民间尚无太阳诞辰节,因此天地会的起源当在雍正初年。[23](P190-196)该文虽以判断太阳生日来判断天地会起源,但却提出太阳生日习俗起源于雍正六年之后、并且是由天地会所创的重要观点。当然,本文无意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但如果证明太阳生日习俗出现得更早,那么它与天地会起源的关系便值得怀疑了。此外,该文认为此节为“他省所无的节日”,显然是错了,至于此俗在闽南、粤东一带的流传情形,目前尚未找到更多的证据。

   嘉道年间鄞县人徐时栋(1814-1873)在他的《烟屿楼文集》和《烟屿楼笔记》中难得地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太阳生日习俗的一种说法,这至少使我们排除了这种习俗与晚清革命党“排满”思想的联系。我们不妨赘引他的《太阳生日赋》如下:

   维暮之春,旬有九日,董子觉轩自高唐之故里,来城西之草堂。徐子同叔止而觞之。已乃出门野眺,携手徜徉,入其闉阇,折而南行。至月湖之西曲,过日月之新宫在湖尾,俗谓之太阳殿。乾隆鄞县志未载,盖此时尚未建也。近日新志亦失之,见朱门之洞辟,众攘攘以憧憧,喧士女之杂沓,佥膜拜乎其中。怪而诘之,则曰是日也,太阳之生日也。诵元文与梵典,肆伐鼓而考钟,祝天上之圣寿,将获福以无穷。二子笑而去之。

   既而,董子问于徐子曰:“礼若是,其野乎?”徐子曰:“夫朝日而夕月,乃天子之事守,彼僧道之敛钱,于典礼乎奚有?”董子曰:“是则然矣,顾尝见省中之颁时宪书,举神术之诞生纷列,终而并列,生太阳于仲冬,惟仲旬之九日,欲私议其无征,早见称于著述《玉芝堂谈荟》第一卷云: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予忖度其用心,盖阳生于子月,谓阳生即日生,斯犹有意之可说也。而必以十九日为生朝,则真无理可诘也。且夫天无二日,书则同文,纵立说之荒谬,岂易地而异,云何居乎吾乡之故事,乃复以今日为降神,不改日而改月,而易子以为辰,斯岂有异闻乎,又何以说之纷纭也。”

   徐子于是愀然改容,正襟危坐而言曰:“吁嗟乎噫嘻,此其事盖昉于我圣朝顺康之间,沿流以至乎今日,则既历二百有余年矣,父老之所不道,记载之所未编,讳也而秘之,远也而失之,是以后世无传焉。然而吾知之,吾能言之。今夫三月十九日,非他故,明庄烈皇帝殉社稷之辰也。日维子卯,岁在甲申,虞渊坠北,陆昏鲁阳,挥而不返,夸父追而逡巡,是时忠义之士尤莫盛于吾鄞,世禄华胄,先朝遗绅,枌榆故老,蕨顽民,知景命有属,众归往于圣人,而其黍离麦秀之触处,而哀感者恒郁郁而莫伸。岁以是日吊其故君,被发野祭,恸哭海滨,速方袍而礼佛,集羽衣以朝真。然而黄疏告哀,青词荐福,始稽首以默祷,继露草而披读,而苟仍胜国之徽,称颁神号于太祝。纵熙之不讳,夫不亦惊耳而骇目乎!于是乃神其说愚其人,易其名而隐其实,而诡而扬于众曰:是日也,太阳之生日也。夫太阳,日也,日者,君也。故君不可以灼言,故易人鬼为天神;天神不可以有忌,故易国恤为生辰。斯实惟吾乡先生不得已之苦心隐恨,其事可以感风雷,而其志可以泣鬼神。其时盖相视而共,喻其故则呜咽而难陈。年运而往,莫知其因,乃今而始得与吾子细论之也。夫耆旧之动止,桑梓之所则效也;荐绅之话言,缁黄之所奉教。信俗语为丹青,据吾言为典要,彼不识君子之所为,徒遗神而取貌,舍其旧而谋新,遂转圜以改调十一月十九日之说,盖出自道书,旧时吾乡未必不尔。诸先生欲愚僧道,想必有说以更正之,使舍汝而从我也。浸假而状其尊严,浸假而建之宫庙,由日及月,象形惟肖,惑众箕敛,奉事二曜故事,则会众而岁举,故国则无人而凭吊,后之君子,昧其本初,观其末节,叹斯礼之犯分,笑其期之区别。一知夫愚僧诈道之矫举,而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之碧血也。”

   董子闻之,奭然若失,瞿然而下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觉也。此则吾乡先生之灵所默牖子以相告者也。夫论有古,而非实语,有新而可凭。听子言之侃侃,动余心以怦怦,余既惊喜而诚服,夫何事曲引而旁怔,抑二氏之荒唐,虽不辨而奚害,而吾子之论议,实先民所嘉赖,盍即以今兹之问答,屡敷陈乎楮墨,岂惟是留掌故于甬句,抑将使天下后世知吾鄞为忠义之乡而秉礼之国也。”(烟屿楼集)[12](P11a-12a)

   按他的说法,太阳生日的习俗起于顺治、康熙间,是明遗民的发明创造。但是,他说二百年来别人不清楚,唯他自己知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如果此说得到证实,那么它就必然早于天地会的起源,或者至多成为以后天地会所利用的资源之一。

   从一般记载来看,好像太阳生日的习俗遍布浙江、福建、台湾,加上朱天君的信仰,则扩及江苏,但最集中涉及的似乎多在浙江的绍兴和鄞县一带,考虑到这里是南明鲁王政权的活动中心,清初战争与破坏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切肤之痛,因此我们似乎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地方性话语”(local discourse)。

   全祖望说:“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东拒命,虽一岁遽定,而山海之间告警者尚累年。吾宁之首事者为钱、沈二公,其间相继殉节者四十余人,而最后死者为尚书张公。”[24](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P21)这一带对清兵的抵抗也比较激烈,“刘忠愍公祠,祀明安洋将军刘世勋。……国朝鄞全祖望碑记: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风而靡,所向几不血刃。其最难下者,江西之赣州、江南阴泾县、吾乡之翁洲,即大兵亦以为出于意外”[13](P8b-9b)。甚至在清兵破城之后多人死节,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据定海康熙志:“国朝荆溪陈璇《重修同归域记》:王师围城,及旬而下之。一时名公卿侨寓于此者,俱慷慨就义,而居人闻声,亦不谋而同。一饭之顷,横尸若山。郡幕僚乔君钵收而火之,悉瘗于城之北岗,题其域曰同归。此顺治八年辛卯九月初二日也。”[13](P26b-30b)面对这座“同归大域”,即使是当时人亦留下许多悼念性的诗句,如做过知县的鄞人万言有《癸酉吊同归域有感》一首,其中说到:“跨鳌楼堞高几丈,螺髻双尖屹相向。有客含凄吊北邙,苍凉满目难为状。……冠履几时聚一堂,每年寒食展秩祀。人生万古留忠义,阐幽扬芬匪异事。伤心不敢话前朝,忍使重泉没姓氏。我欲击碎竹如意,恨无西台洒涕泗。”[25](卷8“艺文”,P22)而当时的定海县令缪燧则在其《同归域放歌一首并序》中写到:“盖闻号鼎攀龙,莫改忠臣之节,盟津扣马,不加义士之诛;……各乃到今不死、同归域者,葬故明与难翁洲之诸缙绅先生也。……乃于暇日,偶作放歌,扬已逝之幽芳,阐不朽之奇节……呜呼君父之大伦,安问兴亡何代,忠孝关乎,至性不分,群怨皆诗,下笔含悲,行歌当哭。……。”[25](P28a-29b)在当时那个时代,竟能写出“伤心不敢话前朝”和“行歌当哭”这样的诗句,虽表现出诗人的勇气,却也说明人们对这里发生的惨痛事件的深切悲哀。

   与此相同,在鄞县和定海等地,还修建了一些纪念明清之际死难烈士的祠庙,到乾隆公开表彰忠节、抨击贰臣之后,这种行为就更为普遍。在鄞县的“重恩祠……崇祯六年重修为重阁,上祀宋邑宰王安石,下祀明邑令王章。章令鄞有惠政,后以御史死甲申之难,时当三月十九日,鄞人岁于是日祭之”[25](卷11,“坛庙上”,P5)。虽然王章并非鄞人,也不是死于这里的抗清斗争,但因做过这里的县令也得到人们的崇敬。还有“旌忠庙……嘉庆二十年邑人黄定文、罗文义等建。正室祀明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钱肃乐、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煌言,左右侧……”[26](卷11,“坛庙上”,P13b)。又有“惠民祠,县西二十里十字港,祀明冢宰闻渊。正德间,儒士杨钦奏湖田折银事,渊在朝,实与有力,乡人德而祠之(朱志)。每岁三月十九日讳日,湖民醵祭(闻志)”[26](卷13,“坛庙下”,P26b)。这段记载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建祠缅怀一位有功乡梓的明中叶大臣,但语焉不详地又说三月十九日的讳日,湖民在这里举行祭祀仪式,是纪念这位闻渊呢,还是借此祭祀崇祯皇帝?在定海,则有“成仁祠,在北门外。康熙四十二年知县缪燧捐建,以祀明季殉节诸人。乾隆间知县庄纶渭分三龛,各列官爵姓名。设王妃陈氏以下十二位为一座,大学士张肯堂以下四十二人为一座,贡生黄希范以下十三人为一座。咸丰间署厅事王承楷复分四龛……”。[13](卷21,“祀典志”,P8b-11b)这种大张旗鼓地纪念清王朝敌人的做法,在其它地方并不多见。

   在这些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地方传统。前面提到的鄞县重恩祠是纪念王安石的,因为后者在任鄞令时为当地做了好事。可是历代统治者都不喜欢王安石,清朝也不例外。徐时栋在《烟屿楼笔记》中记,“雍正间,李敏达公卫巡抚浙江,严檄鄞县撤毁王荆公祠,不知何以至今其庙无恙,且荆公祠在鄞者非一处,愚谓荆公在朝,误国罪不胜言,而令鄞时则惠政甚多,于吾乡水利尤极整顿,故他处庙可废,而鄞庙独不可毁,此亦改祀于乡之意也”。[27](卷1,P4b)对统治者的严令可以置若罔闻,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地方性传统。

定海也颇有自己的个性。“元旦各户设香烛,……上元夜,诸祠庙张设灯裘群聚,里人装先朝故事,连骑结队,鸣金击鼓”。[25](卷5,“风俗·岁时”,P37a)这个“先朝故事”无论是否指明朝故事,但至少应该是汉政权统治时期的故事,这是否有意向现存秩序挑战呢?在各地,一般中秋节都在八月十五,但浙江东南的一些地方却在八月十六。据说舟山的这个习俗与明朝俞大猷抗倭有关,[28](P59)而在定海,“八月十六日,士人家祀月于庭,为月饼……案中秋在十五日,惟宁俗易于十六日,相传昉自南宋宗藩所更,今沿其旧”。[13](卷15,“风俗志”,P7a)“南宋宗藩”的故事显然又与元代南宋遗民的历史记忆密切联系。此外,“九月二日,阖城鸣钲鼓逐厉,延僧设焰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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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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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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