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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论历史学家的直觉

更新时间:2019-09-05 22:31:02
作者: 赵世瑜  
其“本无甚可疑也”,但根据玄奘于阗上表中的前后文,“吾忽觉此语有矛盾”,“忽觉”二字很说明问题。随后,他排列考订各种史料,通过逻辑推理确立他的假说。

   其次,历史学研究绝不会仅仅停留在描述,而必会注重分析和概括。历史的描述出自史料,除了史料记述者的主观成份外,撰史者一般较少有意在描述中掺杂自己的主观成份,大体上依据可信史料进行客观叙述。但即使在此过程中,史学家的直觉和(依据知识及依据直觉的)想象仍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前举鸿门宴外,《史记》记载项羽“力拨山,气盖世”的人物性格,他在垓下之围中那种与虞姬的生离死别的哀惋气氛,甚至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言壮语,凭什么作者与读者都认为可信?我想应该是出自他们对整个历史氛围的直觉,这是由前述史料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历史学的发展早已把历史学家基于史实的概括和分析摆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所谓概括和分析,是指史学家并不停留在摆出事实这一步,而通过自己的主观思索,分析其人其事的前因后果、表象背后的支配性因素,摸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等等。这里一方面增加了历史学家主体的投入,加强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另一方面概括和分析所得出的东西往往是深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捉摸不定的东西,直觉便也要起作用。清人戴名世引曾巩的话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戴南山集》卷1)。可以明“万事之理”、“通难知之意”、“发难显之情”的史学家,必须有极广博的知识、敏锐的直觉,才能见他人所未见。当然,如果着史者并不欲摸索人间万物的规律、通晓潜在不露的底蕴、发掘史料上未直接揭示的种种内在因素(如人的心理因素、潜意识),就并不需要具备这种直觉的感悟力,当然其所撰之史则必非良史。

   李自成农民军为什么在占领北京之后迅速失败?要探讨其原因,首先要在史料上寻找其蛛丝马迹。是因为起义领袖骄傲?因为清军力量过于强大?是因为起义军战略错误?还是革命性太强、搞“追赃比饷”所致?史料证据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究竟原因是什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分析者的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直觉。为什么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认为这原因是起义领袖骄傲的问题?恐怕这里面有主观直觉的因素。按传统人口统计,清代中期人口一下子达到4亿,而清初只有1亿多,成为今天人口危机的基础。显然,分析它陡涨的原因很有必要。但传统中国的人口统计是不准确的,认为这是因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政策所致,或是因为某些高产作物如玉米、白薯之类的引进所致,或是因为康乾间较和平的发展环境所致等等,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在没有重大突破之前要想做一暂时性的结论的话,恐怕也要依赖分析者的某种直觉。

   第三,宏观史学研究对史学家的直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驰骋的空间。所谓宏观史学,指的是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无论是汤因比式的思辨的,还是分析批判的)以及对宏大历史场面的概括式研究,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之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具体的、考实的、描述性的微观研究。黑格尔虽然崇尚理性思维而蔑视直觉,但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却免不了主观想象、猜测和直觉感悟的成份。他有一段话常常被人们引用:“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这并不是完全从历史事实得出,或完全是从逻辑推理中得出的,人类完全可能在大海的无限中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引起恐惧。他认为“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这个武断的结论基于他主观地认为“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他这样一种见解源出于一种方法观,即他所说“着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动,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有这种出发点的人是免不了主观想象和直觉感悟的。

   这个反面的例子并不能把直觉因素在宏观研究中的作用全面否定。汤因比有个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是用来解释文明起源这个重大课题的。在解释之前,他警告说,“不要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的历史思想时,采用专门研究无生物的自然界的科学方法。……且让我们暂时闭起眼睛不看科学的公式,以便能让我们听得见神话的言语”。至于这个并非完全出于经验而部分出于直觉的假说,我在一篇文章中略做了分析(《汤因比与中国二题》,《史学论衡》,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出版),认为这个公式在文明起发源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可以为中国文明发源地的一些考古证据所证实。

   第四,史学的重要功能便是对未来的预测。预测虽然离不开经验事实的基础,但它又是一种猜测和预感,所以直觉在此中便大有用武之地。波尔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很早就以他深遂的直觉认识到,复杂的原子核的存在和它的稳定性带来了一些奇异新颖的问题”。⑩后者预感到原子物理学方面会有许多重大问题值得研究,便沿着这条思路走了下去。而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既以发现规律、探索规律为己任,就正是为了鉴往知来。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对当时现实的经验分析,在周密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是人类必然未来的预测,但共产主义究竟如何实现,实现后是什么状况,他们并不能准确详实的预言,他们的概述往往体现着天才的直觉。斯宾格勒通过文明“生、老、病、死”的假说,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世界痛苦的现实,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预示;无独有偶,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的时候,不仅对西方甚为悲观,而且预示未来将由中国来统一世界,这些假说中均有直觉的成份。

   人类社会的发展较之自然界有着变幻不定、不易把握的特点,人们根据经验事实或者逻辑推理所做的许多预测,都有可能偏离未来的现实,因此,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应是一件不容易并需谨慎的工作。同时,这也说明,即使是根据经验事实或逻辑推理所做出的预见,也会带有直觉的因素,因为做出预见的时候尚无事实的检验,同时根据同一现象的逻辑推理所做出的预测却可能迥然相异。应该说,对未来的预测离不开直觉。

  

  

  

   应该承认,上述对史学中直觉作用的论证也有“直觉”的成份,因为历史学家,可能除了汤因比,不象自然科学家,从不明白道出自己的哪些作用、哪些结论是出自直觉或有直觉认识的作用。特别是在讲究“无一字无出处”的中国传统史学界,如果有谁承认这一点,仿佛就象是自己给自己抹上一脸秽物,玷污了历史学的圣殿。所以,要想找到史学家承认直觉的证据来支撑以上判断,难矣。

   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及创造心理学都承认直觉认识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并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而且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又起着重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同时也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有一致性,而且有自己的特殊性,即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认识的科学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历史认识当中存在直觉思维,尽管迄今为止没有多少史学家承认这一点。相反,史学界的这种状况或许表明史学家过于漠视甚至轻视直觉思维的存在,导致史学作品缺乏灵性、缺乏火花,难以启迪他人,亦难以接近真理。一个画家与一个画匠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后者只能僵死地如实表现表象,不能大幅度跳跃式地思维,不能向更深更广的表象背后探索,揭示表象的深藏不露的底蕴。为什么古往今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少,但大史学家屈指可数呢?他们的考据功夫、资料功夫恐怕相差不多,但眼界、知识面、资料功夫以及领悟能力就相差很大了,直觉认识就是后者中的一部分。

   那么,既然直觉认识能力在科学创造活动中如此重要,它有没有可能加以培养,或者说,在培养一位史学家的时候对此问题加以注意呢?由于直觉产生的生理、心理机制尚未得到完全科学的解释,我们不可能象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一样培养人的非逻辑思维能力、无意识思维能力。但我们大体可以说,直觉的产生以丰富的知识积累、广阔的知识面为基础,直觉的产生就是通过一个偶然事件把各个知识角落里暂时搁置无用的东西一下子串联起来,所谓触类旁通。如果知识贫乏是不可能引发直觉的,而历史学面对的对象包罗万象。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各方面、对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都有所了解,历史认识才可能有创造性;只了解一人一事是无法概括出历史规律的。简言之,博闻强记有助于直觉产生。其次,直觉的产生要求大胆丰富的创造性想象和快速反应的能力,还要求丰富大胆的联想能力。如果总是养成“无一字无出处”、没有确凿直接的证据就不敢下结论的习惯,如果对问题反应缓慢,如果只是拘泥于就一事论一事,不敢举一返三,也无法产生那种高速突发的跳跃性思维。第三,讨论、辩论即广泛进行信息交流亦有助于直觉的产生,所谓触发直觉或灵感的那个东西就有可能来自于他人的思想、话语、甚至是相互的激烈争论之中。

   显然,直觉认识能力的培养和产生都需要一个较缓慢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成为历史学家认知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乃至发挥作用,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直觉判断,但却应该把直觉认识能力的具备作为追求的更高目标。至于直觉认识的结果,由于这种认识自身的特点,以及历史认识的特殊性,我们就更不能对它是否一定正确无误加以苛求,它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谨慎小心的检验。

   注释:

   ① 张雄:《评汤因比〈历史研究〉史学方法论》,《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3期。

   ② 《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译本第17、24页。

   ③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24-25页。

   ④ 《历史的观念》中译本第273-274页。

   ⑤ 《新史学》中译本第234页。

   ⑥ 参见刘元亮等《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及王极盛的《科学创造心理学》,以及周昌忠《创造心理学》的有关部分。

   ⑦ 《爱因斯坦文集》中译本第1卷,第284页、第102页。

   ⑧ 《物理学史》中译本第63页。

   ⑨ 参见《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编译。

   ⑩ 转引自周昌忠《创造心理学》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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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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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 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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