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具体政策尚未出台，而且其设计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如“一个中国”的原则，如“两只手”的原则，如“尊重现实”的原则，如“特殊地位”的原则，等等。邓小平讲：“‘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36） 但是，由于英国人在“九七大限”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冰封”的香港问题提前“解冻”，解决香港问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争取未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邓小平在继续倾主要精力于解决“国家统一”的“重中之重”——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将解决香港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开始考虑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根据其基本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形成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和在1972年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逐步形成的以“1997年”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成熟时机”的决策和特殊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邓小平会见麦理浩时阐释的“制度不变”的新观点就是“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香港问题上的具体化。当然，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在适用于香港问题时有比较大的难度，虽然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均事涉“国家统一”的问题，但是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性质毕竟不同——一个是国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一国两岸的政治谈判来解决；一个是国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中英两国的外交谈判来解决。而且解决香港问题还关系到一个“结束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因此，邓小平不能不考虑“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在直接参与对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国家统一”的战略、策略原则和解决香港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有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首次公开介入香港问题，是在1974年。1974年5月25日，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与访华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的会见。“毛主席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轻同志）的事情了。”（37） 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邓小平说：“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38） 1975年、1977年，邓小平会见第二次、第三次访华的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也都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邓小平晚年以麦理浩访华“解冻”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香港问题为历史契机而发轫的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大背景下逐步成型、成熟的。当时邓小平进行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设计欲“解惑”的主要难题是：一方面，由于“结束英国殖民主义”是关系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没有让英国人“讨价还价”的空间，而且，“1997年”是“香港回归”一个绝不允许“过期”的时间底线；另一方面，具体在什么时间、具体以什么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必须考虑如何尽可能地减小中英两国通过外交谈判的“和平”途径“圆满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阻力和冲击力，必须考虑如何维护“香港回归”前、后“旧香港”、“新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资本主义“自由港”和“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地位、经济资源、经济价值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是在研究“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过程中对自“1949年的香港”至“1979年的香港”的“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的。由于英国占领香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掠夺性的殖民”，而是为了开发经营其为英国商品、英国资本进入亚洲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滩头阵地”，开发经营其为英国、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亚洲、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因此，英国人登陆香港之初即宣布香港是“自由港”，并一直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整整100年以转口贸易为单一经济结构的慢速、匀速发展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加速发展时期。短短的30年，香港经济经历了由传统的商业中心和单一的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向新型的工业中心和多元的、复合的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结构的嬗变，经历了由近代化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的嬗变。这30年，是香港开埠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建设成就最多、经济面貌变化最大的30年，是紧紧追逐世界经济大潮创造香港经济奇迹、创造“香港现象”的30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普普通通的转口贸易港，其经济实力尚逊于中国内地的大城市上海、广州，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几十亿港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不过几千港元，至1979年中国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后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和“东方明珠”、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国际运输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其经济实力足堪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相提并论，一年的进出口贸易额高达几百亿港元（1978年约630亿港元、1979年约858亿港元（39）），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高达几万港元（1978年总值约692亿港元，人均约15000港元；1979年总值约873亿港元，人均约18000港元（40））。香港经济腾飞只用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41） 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工作重心自“阶级斗争”转移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解决香港问题与解决台湾问题一样，“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都不能不将“制度不变”以维护其“稳定和繁荣”为“国家统一”的一个战略出发点和支撑点。

　　 为了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香港化”，1979年3月麦理浩访华一结束，邓小平即开始对香港问题进行了逾三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台湾方案”为蓝本，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为自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

　　 注释：

　　 ①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②邓小平：《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24）（25）（3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410、430、442、465、474、478、500、500～501、501页。

　　 ⑩197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1）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12）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13）廖承志：《香港出版工作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1978年8月19日），《廖承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页。

　　 （14）（英国）彭定康：《东方与西方——彭定康治港经验》，蔡维先、杜默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中文版，第22页。

　　 （15）（16）（20）（21）（29）（30）（32）（34）（英国）罗拨·郭瞳：《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68、58、72、69、78、79、79、78页。

　　 （17）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18）David Owen,Time to Declare,London,1991,p.407.（欧文：《宣告之际》）。

　　 （19）White Paper:A Draft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September,1984.（白皮书：《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草案》）。

　　 （22）（23）（27）钟士元著：《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20页。

　　 （26）（28）《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谈话》。

　　 （33）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35）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1997年编印，第6页；（英国）罗拨·郭瞳著，岳经纶等译：《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88页。

　　 （36）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37）毛泽东：《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1974年5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38）《邓小平副总理在欢迎英国前首相希思的宴会上的讲话》（1974年5月25日），197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39）《香港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02页。

　　 （40）《香港经济年鉴1980》，香港经济导报出版社1980年版，第二篇第3页。

　　 （41）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