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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社交媒体时代民主的迷思: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9-08-27 00:40:05
作者: 陈文胜 (进入专栏)  
如皮埃尔·奥米戴尔(Pierre Omidyar)指出,社交媒体制造了一边倒的观点和信息的泡沫,使偏见的观点永久化,使健康言论的机会减少。(26)对此,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认为,即使在严肃的社交网站上,交流都是围绕日常电台报道的极端内容而进行的极端辩论,很少有真正建设性的观点、积极的讨论或有力的辩驳。同样,扬·范·戴克(Jan Van Dijk)也指出,软件的技术能力不容易导致共识和结论。(27)

  

   四、社交媒体对建构公共领域的影响

  

   众所周知,没有真正的公共领域,民主就无法正常运作。而在哈马贝斯看来,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用于公共协商的空间——这是一种建立于理性争论基础之上的交往场域,而且在这样一个非强制性的“思想市场”里,其偏好是协商、交流思想和研讨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卡梅伦·诺里斯(Cameron Norris)等曾经指出,公共领域的运作有三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通过强大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一个强大的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广泛的信息获取途径。(28)在数字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成为向所有人开放的“电子公地”“虚拟空间”和“公共论坛”,为民主实践带来新的技术载体和渠道。

   当今,一些西方学者把媒体视为公共领域,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指出,媒体就是公共领域。(29)一些学者强调今天的公共领域已不只是物理空间,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迅速成为民主参与的公共领域和网络工具。社交媒体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互相交流的民主空间,其魅力就在于其所蕴含的公共精神,即平等性、开放性、自主性、批判性。这些使社交媒体在复杂的、异质的社会中俨然成为一个多元话语的平台和“观点的公开市场”,社会各方就一些公共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社交媒体建构了一个新型的拟态社会形式和一个共享的道德框架,最大限度地将不同的观点纳入公共辩论,以达成共识。尽管分歧并非总得到解决,但是它毕竟为个人提供了超越其主观性的机会,并在考虑是什么构成公正和民主社会这个问题时,将这些分歧纳入他们的思考之中。因而,齐齐·帕帕卡瑞斯(Zizi Papacharissi)指出,社交媒体最接近于重新创造一个“公共领域”,所有成员都可以加强话语的联系,共同参与到公民社会的构建之中。(30)

   对于社交媒体在构建和创新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也有不少质疑者提出了反对的观点。其一,社交媒体并没能有效地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如帕帕查瑞斯指出,社交网络和Web 2.0的存在并不能直接导致互联网用户参与政治并产生有价值的讨论。马吕斯·约翰内森(Marius Johannessen)也直言,在公民发起的电子参与中,社交媒体不能被视为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因为社交媒体不够包容,缺乏目的和规则,参与率不高。(31)其二,社交媒体加剧了信息的碎片化、话语的片面化和群体分裂的风险。一些人认为,在创造新的交流和思考领域时,网络传播的碎片化会危及共享和融合的公共文化。如埃里克·吉尔伯特(Eric Gilbert)指出,数字通信可能会导致创建众多的“回声室”,造成分裂和孤立的风险。(32)汉斯·约尔格·特伦兹(Hans Jrg Trenz)也指出,社交媒体很难成为理想的公共领域类型,因为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才会在社交媒体上投入时间。(33)其三,社交媒体上存在着话语权的不平等。由于精英在经济、政治和媒体机构上的影响力,公共话语往往由权力来塑造。结果是普通公民往往被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对此,罗伯特·麦可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强调,那些认为技术能够自动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共领域的人是在自欺欺人。(34)

  

   五、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作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历史产物,社会运动采取协会、公共集会、示威活动等特定的形式发生于特定的历史之中,尽管如此,“社会运动一直是民主社会的显著特征”(35)。事实上,社会运动和民主化之间有着广泛的一致性,二者密不可分。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一定条件下促进了民主化;反之亦然。从历史实践来看,社会运动部分源于民主化斗争,并常随着民主化的程度兴盛或衰颓。此外,社会运动并非必然会拥护或推动民主,运动的形式更多地取决于特定的利益诉求,而并非出于民主化本身的要求。所以社会运动很容易走向激进,带来混乱无序和暴力。

   社交媒体强大的动员能力和传播能力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逻辑,为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域”和“政治环境”。“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发生之后,学者们从四个方面对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机制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第一,一些学者将新的社交形态命名为“网络集体行动”和“连接行动”,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理想场所。(36)第二,一些学者从社会运动组织成本的角度来论述社交媒体所起到的作用。如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认为,社交媒体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增加了相似的个体形成群体的倾向。(37)第三,一些学者从工具性的角度论述了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如西蒙·林格伦(Simon Lindgren)指出,社交网络有潜力为各种参与活动提供一个平台。(38)克莱·舍基(Clay Shirky)还强调,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世界上几乎所有政治运动的协调工具。(39)第四,一些学者从建构集体认同、塑造舆论生态等方面来论述社交媒体在运动中的作用。如斯特凡尼娅·米兰(Stefania Milan)指出,它们通过提供始终在线的平台来增强集体行动的“交互性和共享性”,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共话语的管理者”,改变了实践、话语,甚至是抗议的动力。(40)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在助推社会变革和民主运动发展的同时,也给民主化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第一,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如凯文·德卢卡(Kevin DeLuca)认为,“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为激进主义创造了新的环境。”(41)第二,社交媒体促进网络集体行动和政治激进主义的生成。如戴维·齐姆布拉(David Zimbra)指出,极端主义运动积极地利用互联网作为一种快速、廉价和匿名的交流手段,克服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信息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42)美利娜·林(Merlyna Lim)则指出,社交媒体多年来一直是埃及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也指出,移动通信技术(移动电话、无线笔记本、黑莓)的日益普及也使“智能暴徒”的出现成为可能。(43)第三,社交媒体在民主运动中作用有限。如舍基认为,从长远来看社交媒体很难建立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的民主政治,甚至会走向民主运动的反面。⑩还有人认为,社交媒体只能帮助公众参与集体行动,而不是直接推动民主化,也不能改变公众对民主和其他政治行为的态度。

  

   六、社交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社会网络或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联系或关系而获得的利益和资源,它被认为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民主社会的基石。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将其定义为“个人—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和可信赖的规范”(45)。他认为网络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信任、宽容和合作的基本条件,为充满活力的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他还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激发公民的行动主义,塑造民主政治的核心。可以说,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影响了人们建立、发展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方式,从新的维度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如网络资本、参与性资本等),对民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社交网络的固有资源。对于社交媒体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学者给予了或肯定或批判的阐释。肯定的阐释认为:第一,社交媒体的使用加强了社会资本的结构环境,使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资本)和正式关系(参与资本)变得更有可能。学者们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通过社交媒体建立或维护社会联系、实现互惠和信任的相关价值,以及如何对民主产生好处等方面。第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资源和联系是丰富的,社交媒体具有促进社交和互动的特定功能,是加深信任和共同规范的社会粘合剂,能够扮演桥梁和纽带(“连接”和“粘接”)的角色,降低发展关系的障碍。如哈维尔·萨胡里亚(Javier Sajuria)认为,社交媒体创造了跨越传统地理边界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促进了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交流,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结构特征。(46)第三,社交媒体可以视为加强现有关系的一种手段,加强了社会资本。如凯蒂·皮尔斯(Katy Pearce)认为,社交媒体可以通过维护关系、发展新关系、构建声誉三种机制提高社会资本。(47)

   关于社交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给出了以下理由。第一,认为社交媒体会取代现有的社会关系,以往通过紧密关系培养的社会资本可能会下降。如帕特南认为,计算机媒介使得网络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原因在于:其一,面对面的交流比在线交流更有效;其二,在线互动只是在志同道合的人之间进行,这将产生“网络分割”;其三,数字鸿沟阻碍了公众之间的互动;其四,互联网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娱乐形式而非促进交流。(48)第二,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导致了精英主义的强化、信息的碎片化等,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增殖。如查尔斯·斯坦菲尔德(Charles Steinfield)指出,并非所有社交网站的使用都是积极的,人们可以说别人的坏话,可以跟踪不知情的用户;公司可能侵犯用户的隐私,利用SNSs数据推销产品和服务;等等。(49)第三,一些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将解构传统的人际关系,阻隔个人情感的表达,结果导致严重的社会孤立或网络隐私主义。(50)有学者还指出社交媒体上一些异化的信息也恶化了人际关系,加大了社会隔离。如奥米戴尔指出,不同平台因自身政策和特点不同,可能为仇恨言论、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和性骚扰提供便利。(51)

  

   七、结论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民主之间复杂政治关系的争论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在国外学者中,社交媒体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常常被简化成“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和“技术愤世嫉俗者”之间的辩论。“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网络乐观主义者)认为,社交媒体在获取信息和思想交流方面可以增强政治参与、公民社会和民主,开启公众直接民主的新时代,“在全世界推动民主化浪潮”(52)。相比之下,“技术反乌托邦主义者”(网络悲观主义者)对社交媒体在民主发展中的作用不屑一顾。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并不是民主的福音和天然的恩主,其带来的只是民主的幻像和潜在的风险,权力束缚、经济制约、技术掣肘、精英操控等都对民主构成了损害。

社交媒体是否会促进或阻碍民主是一个实证和概念性的问题,学者们的争论实际上触及了民主的本源性问题。事实上,“信息和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发展,并没有让民主陷入困境”(53),相反,它为民众参与民主进程和程序提供了新的机会。正如埃里克·尤斯拉纳(Eric M.Uslaner)所宣称的那样,社交媒体“既不是魔鬼的工具,也不是新的耶路撒冷”(54)。社交媒体对民主的挑战是机会还是风险,除了取决于政治行为者本身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技术与权力在现有民主制度中如何被占有和使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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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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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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