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体化”作为研究的一个事实背景，一种前置的结果或标杆。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将“一体化”指认的“整体事实”认同为“全部事实”，确认文学的高度组织化乃“铁板一块”、“滴水不漏”，且视之为阐释所有文学现象的一个逻辑基点。本是学术对象的“一体化”，由此成为一个预设的前提，或阐释与判定许多问题的终极目标。这种研究活动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将复杂的学术探讨，简约为某种理所当然的陈述，一些原本可以具体展开的、矛盾重重的文学环节，被化约成一个个简单的文学“事实”。比如，“十七年”中的“群众作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群体，它的产生与文艺创作“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一时代要求有关，组织刊登“群众作者”的来信、通讯和文章等来集中交流工作或讨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十七年”文艺界推进工作的一种方式。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所有“群众作者”的写作都是“组织”的结果，他们所有的文学诉求都受制于主流文坛的引导。事实上，当时“读者就是批评家”的舆论环境赋予“群众作者”的，不仅仅是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信心和勇气，还有对文学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在条件适合的时候，他们也会自觉地写文章，真切地谈论基于自身视野的阅读感受与问题发现，尽管不免幼稚，却也原真与诚恳。就像某一工人作者所说的那样：“我打算写这些建议时，我的朋友老马说：‘你小子别班门弄斧啦！’我的确是个门外汉，不过也想对人民文学尽点责任，所以还是写了出来。”(15)也就是说，“十七年”时期“群众作者”的构成情况不能一言概之，里面存在一些变化，与文艺规范的松紧、文艺斗争的激烈程度等外部环境有关。“毫无疑问，越来越鲜明的特征告诉我们，‘群众作者’在不同的时期，都是话语霸权的附属物，有内容，能够产生能量(甚至是巨大的)，却无法逃避被组织的命运”(16)，这样的判断或许不失“群众作者”在当时的整体性存在，但是否笼统了些？是否与“一体化”认知的先入为主有关？包括我自己在内，早年在考察“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时，致力于寻找“读者来信”被“组织”的思想根源，发掘其形式被“资源化”、属性被“阵地化”、操作被“程式化”的状态，铺陈其被“组织”的几种方式，好像“读者来信”的“一体化”早已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为它的这种存在提供史实与逻辑的根据。(17)显然，这种学术研究受到了“一体化”认识装置的制约，学术空间一开始就已被“自觉”地作了限定。

　　 一度引发了学术热潮与某种研究范式的“重返文学现场”，也有着被“知识化”处理与对待的相似情况。无论是洪子诚的“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还是程光炜、李杨的“重返80年代”，“重返”在最初都是提出者研究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18)或实现当代文学从“‘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到“作为‘学问’的可能性”(19)的路径。作为一种学术理念与策略，“重返”是为了避免对既有结论、知识的盲从与迷信，隐含着对已经“历史化”的知识的怀疑，彰显着对被既往的叙事视而不见或有意剔除的事实、知识的尊重，主张以提供更多历史现象、细节与材料的方式，来呈现更为立体、多元与复杂的历史。“重返”本身就包含着浓郁的“知识反思”意味，是努力挣脱“成规的障碍”的产物。

　　 然而，一些受到“重返”学术思想启迪与激励的研究者，在实践中却把“重返”简单地理解为学术“公器”。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重返”可以客观地“复现”历史现场，是可以攻克各类“文学周边问题”的不二方法。对这些研究者而言，“重返”是“确凿”的而非“可能”的，是“再现现场”而非“触摸现场”。然而实际情况是，“重返”只是学术方法，是研究主体的学术姿态，是一次我们必须严肃投入但永远无法抵达“彼岸”的学术行动。研究者以“重返”的名义提供的“现场”，不仅受制于研究者掌握的资料，更被规训于研究者自身对“现场”的想象，他最终提供的，也只能是一个自己所想看到的“现场”。对这个“现场”的自制甚至怀疑，则不仅是所有“重返”活动应有的学术品格，也是科学接受“重返”学术理念的重要症候。洪子诚曾坦言：“我对‘原生态’这个词，包括‘原汁原味’等通常的那种解释都不大信任：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比喻性说法吧”，“‘原生态’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概念”(20)。问题是，一些研究者对自己提供的“现场”是如此确认，话语是如此肯定。这种学风，恰是研究者“知识化”、“概念化”接受“重返”提法的直观写照。二是对经由“重返”而“历史化”的历史进行“知识性”接受。“重返”所倡导的“重新历史化”，是为了呈现历史的复杂或另一种可能，并不是要将“重返”的历史重新“固定下来”，凝结为另一种历史常识或权力知识。先前被某种特定的“认识装置”固定下来的历史虽然不无片面或简约，但这种“认识装置”的生成，以及在这种“装置”下把历史“固定”下来的行为，却是我们无法抹杀的历史真实。正所谓我们可以怀疑甚至否定某种知识，却无法抹去制造了这种知识的历史行为。“重返”提供的是历史的参照与对话，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理性地面对历史。然而，一些“重返”的学术活动，却隐含着“从一种历史走向另一种历史”的认知倾向。在他们眼里，已然的历史是一个“误会”，是“被塑造”的和“失真”的，而那个被细节、材料重新点亮的文学“现场”、“周边”，才是真正可靠的历史。这种对“重返”的“现场”的高度确认与“发现新大陆”式的亢奋，是不是也已背离了“重返”作为“学术理念”而非“知识规范”的初衷？

　　 不论是“一体化”还是“重返”，概念的提出者都十分警惕它们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所可能导致的某种“危机”，都曾反复呼吁不要将这些概念当作知识教条。(21)后来的研究者应清醒地对这些概念的“集体趋势”保持某种戒备，因为它们一旦被人们习惯性地视为真理的标准，“那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概括，只要包含于现有集体趋势之中，就必定是真的，而与其冲突的概括都必定是假的；无论什么事实，只要验证了现有的集体趋势，就必定是现实的，而似乎否证它的，就必定是不现实的”(22)。这不是真正的学术活动应有的品格。当代文学一度较多地受到了某种力量的规约，在当下，那些极富学科贡献度的学术理念，则不能因我们的简单接受与随意使用，而沦为自身研究工作的压制性力量。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也显现于某些具体的研究范式之中。一些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学术活动，因研究范式的空疏或绝对，使“问题”、“思想”等得不到很好的彰显，“论述”变成了“陈述”，“分析”被“判断”取代，史料研究在不经意间成为一次“知识”的言说。

　　 罗列材料而非智性地呈现材料，是史料研究“知识性”言说的常见范式之一。这种通常被指为“堆材料”、“玩材料”的研究活动，其实并不缺乏材料的丰富，有时甚至还会出示“元材料”，但是，由于缺乏对材料的主导、统领与学术性勾连，使材料成了材料本身，成了散落的个体或某种类同性材料的集结，最终无法有力地指向某个学术问题。

　　 罗列材料通常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情况是哪里有材料，论述就朝哪里行进。这种类似于“材料流”的行文方式，使研究主体几乎完全被材料淹没。史料研究离不开材料的支持，也有所谓“有多少材料就做多少文章”的说法；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材料本身并不是事实，而只是和事实有关的资料，呈现材料也并不等于呈现了事实，更何况有些材料呈现的恰恰是一种虚假。某种程度上，史料研究是对材料与事实之间某种“关系”的寻找、发现与阐释，而“跟着材料走”的做法，是绝无可能让那种“关系”不言自喻的。比如，研究“十七年”《文艺报》的“文学批评”问题，是不是罗列一些周扬关于文学批评的讲话、《文艺报》上的“编者按”、“读者来信”以及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发表的文章等材料，就等于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同样，“重返”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不是提供了“三个崛起”、“现代派的风筝”、“清除精神污染”、“垮掉的一代”、“伪现代派”等相关材料，就等于呈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周边”？就等于“重新化”了历史？“材料本身就能说话”并不是没有前提的，材料的“发声”及其话语价值，只能经由研究者的思想而激活，离开了研究者的甄别与组织，材料只是历史河床之下没有生命的沉睡之物。材料的用与不用以及如何使用，应该取决于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独到发现，以及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预设的学术格局与逻辑。离开了研究主体这一“思想的线”，任由材料本身来组织叙述，显然是难以抵达“学问”的境地。另一种情况是一味呈现同等价值维度的材料，即便这种材料重合度极高、数量再多，也一个都不愿放弃。比如研究“十七年”作家稿酬制度。意识形态的强大感召之下，“十七年”时期作家的稿酬意识普遍淡漠，这是当时文坛的集体现象，也是我们研究“十七年”作家稿酬制度的基点。然而，一些研究者涉及这一话题时，动辄致力于铺陈作家捐献稿酬、不受物质诱惑、乐于清贫和视创作为高级精神活动等各种生活细节。有当时的材料，也有后来的回忆；有当事人的叙述，也有其他人的转述；有故事形态的材料，也有言论类的材料。如此不避臃肿地引入这些材料，难道只是为了重复叙述一个历史常识？可以想象，当历史常识被作为研究的目标时，问题的探讨就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广度与深度。

　　 事实上，因性质与方式特殊，史料整理极易滑向一种机械性的技术工作，而史料研究也由此存在一个“为史料而史料”的陷阱。正因为如此，对史料研究者而言，保持一种清醒的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研究者应去俘获史料而不是被史料所俘获，在史料面前应该体现研究主体的摸索、发掘、质疑和挣扎，并在与史料的这样一种“交锋”中，展现研究主体发现或重构历史的想法。钱理群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要达到“学术、科学、理性”的状态，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努力收集，以至穷尽有关史料的功夫”(23)，这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同样适用。当然，这里所说的“穷尽”并非空间意义上的“全部”(在实践中也很难做到)，而是要求研究主体占有尽可能多的史料，以帮助自身形成高于这些史料对象的视野与思维。即“穷尽”只是面向史料的一种态度，其根本意义则指向学术思想与思维的生成。“穷尽”史料也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甚至只是一种事先的准备，断然不能取代研究工作本身。史料只有被放入“历史情境”与“主体情境”中加以审思，才能成其为“学术的史料”。值得说明的是，这里强调史料必须用问题去激活，并不是主张要在研究活动中事先预设一个问题，然后以此为目标去寻找与组织史料，让史料成为问题的装饰或点缀，这无疑让史料研究掉入了另一种我们必须警惕的“观念先行”的泥淖。我只是想说明，那些游离于研究主体之外的史料，不可能自成为“学术”，罗列得再多，也只是在“知识”这一层面上游荡。

　　 除了罗列材料，研究主体鲜明的“判断”意识，是史料研究“知识性”言说的又一表征。史料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然而历史何其诡异！作为一种过去的存在，历史的客体早已被时间淹没，它只能存在于某种观念与话语之中。从这个层面上说，历史是某种观念之下的叙事，而“事实”只是历史真实的一个修辞。由此，史料研究要做的，是耐心、细致、学理地呈现历史的可能与复杂，而非言之凿凿地将历史进行“本质化”。如詹姆逊所言，作为一种“展露历史可能性”的行动，史料研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对对象“作价值判断或试图解决它的矛盾”，而在于把对象“置于历史情境中以便使这些矛盾自身变得有意义”(24)。显然，这里所谓的“意义”并非对“矛盾”做出“判断”，而是对“矛盾”在“历史情境”中的具体关系进行揭示。“判断”是将对象加以“知识化”的极佳方式，却不是史料研究值得推崇的话语模式。因为任何关于历史的“判断”不仅存在简单化、狭隘化的风险，而且还存在反历史事实的可能。

如研究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坛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强调“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是1977-1984年，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伤痕”、“反思”和“改革”的浪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