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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 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更新时间:2019-08-21 00:34:40
作者: 彭希哲   胡湛  
“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大陆有60岁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数量分别为1.23亿户和8803.6万户,占全部家庭的30.6%和21.9%,比2000年有明显提升。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家庭户中有1个老年人,但有多个老年人的家庭户增长趋势明显快于有单个老年人的家庭户。不仅如此,“纯老家庭”(全部由老年人组成的家庭)目前已近3000万户,传统中少见的3人及以上的纯老家庭户也在不断增多,且主要集中在农村。

  

   从单个家庭来看,1982~2000年间的户均老年人数量稳定保持在0.22~0.24人,几乎没有变化,而至2010年陡增至0.41人/户。但与此同时,户均孩子的数量却从1982年的1.48人陡降至2010年的0.51人,平均每个家庭少了差不多1个孩子。考虑到此间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减,显然每个家庭内的老年人比重正快速上升,而孩子却越来越少,中国家庭正在经历“少子老龄化”的进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少子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家庭养老困境。目前我国养老保障的覆盖广度和支持力度有限,来自于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仍是我国老年人保障和照料的主要来源,大部分老人也与其子女同住(包括孙子女)。1990年老人(65岁及以上)与子女同住的比重与1982年基本相当,但2。00年和2010年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重则相继下滑了10个和5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10年,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重分别为75.8%和63.8%,其中2000年的比重与1982年和1990年相比保持了相对稳定,但至2010年骤降12个百分点。

  

   虽然与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但其比例在近20年来持续降低,尤其是“多代同堂”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降到了半数以下,至2010年更降到了四成左右,不再是绝对主导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与之相对应,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家庭户比重却持续提高,2010年已超过四成。其中,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在1990~2010年间提升了12个百分点,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总的来说,独居模式和“多代同堂”模式已开始并列成为我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老年人独居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少子化严重,减少了家庭人口;另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改善,使独居成为可能,尤其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更倾向于单独居住。“六普”资料也显示65~79岁的低龄老年人中超过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相对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同时,工作流动的加快,子女外出求学、务工等迁移现象越来越多,也是老年独居的重要原因。尽管联合国曾提出“老年人独立居住的趋势不仅符合发达国家国民喜好独立生活的愿望,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的一种主动选择"。但在社会福利制度缺位或不完善的情况下,“独居老人”已不仅是个人或家庭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策命题。


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

  

   普查数据还显现出我国家庭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涌现,如纯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在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迁移流动加剧的背景下,这些非传统家庭的类型和数量很可能越来越多,并越来越难以应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结构性冲击。

  

   “纯老家庭”是指全部由老年人组成的家庭户。“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纯老家庭户(65+)近3000万户,约占家庭户总数的8.1%,占全部有老人家庭户总数的三成。除了常见的纯老空巢家庭,有两类纯老家庭形态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组成的二代纯老家庭户(一般是低龄老人与自己的高龄父母同住),另一类是老人与兄弟姐妹同住的一代纯老家庭户,这些家庭户中的老人大多膝下无子女或子女常年工作在外。不难看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发展,当生育资源所转化出的家庭养老资源日渐稀释,而相关的社会保障尚未完善,老年夫妇相依为命、老年人与同龄兄弟姐妹、低龄老年人和自己的高龄父母选择生活在一起相互扶持。

  

   又如“隔代家庭”,是指祖父母与孙子女同住但没有中间一代的家庭户。其比重在2010年为2.26%,虽只比2000年增加0.37个百分点,其数量却增加了260多万户,是1990年和1982年的4.70倍和5.75倍。隔代家庭户明显集中在农村地区,这说明当前农村中青年夫妇二人一同外出务工并将子女留给家乡的父母照看的情形增多。这种隔代家庭尽管从形式上应归于二代家庭户,但从代际关系上看,其属性却更接近于三代家庭户。因为中间一代虽未与其父母和子女住在一起,但其与留守乡间的隔代家庭户的经济互动都比较频繁,也经常回家探望父母和子女,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抚幼和赡老的责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中间一代大多选择赴我国东南沿海等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务工,其收入远高于在家乡时的水平,因此也提高了其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但这种家庭模式对老人健康、子女教养乃至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从对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政策和家庭户变动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当代中国经历的是人口与家庭的“双变迁”,快速而激烈的人口转变加快了家庭户变动的进程,并引入诸多不确定性。稳定的超低生育水平、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剧烈的人口迁移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及经济包括住房条件的改善等,是我国家庭户变动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老龄化和人口迁移流动对家庭户变动的影响将愈加深刻。当代中国家庭户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动都在“少子化”或“独子化”现象相对普遍以及“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境下进行,再加上人口迁移流动所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地域分割,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从家庭中获取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正在减少。虽然这并不必然导致家庭成员间经济关系的弱化,但他们之间的生活互助必然受到制约。

  

   不仅如此,中国家庭变迁还内嵌于社会转型之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家庭在20世纪70年代末再次成为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元。而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个体已由过去的“单位的人”重新变成现在“家庭的人”,除了国家负责的一些有限的保障职能,很大一部分养育服务需要家庭承担,家庭成员间的传统互助模式仍然是应对外部风险的前提和基本形式。与此同时,社会变迁无疑改变了各人口群体特别是年轻人口的家庭观念,重塑了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亲子和夫妻之间的权利格局不断变化,代际之间对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传递趋于减弱,小家庭在抚育后代、赡养老人以及家务劳作等职能面前逐渐变得独力难支。互联网和现代科技革命对家庭模式正在形成新的冲击,网络信息技术广泛地渗透到人际交往、习惯养成和文化传承等传统的家庭功能领域,改变着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互助方式,这在增强家庭凝聚力的同时,也使家庭面临极大的脆弱性。


中国家庭变迁模式的认识误区及其政策困境


   在当代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结构简化的背景下,以夫妇或夫妇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当代中国家庭户的主要形式,不少学者也由此提出“中国家庭核心化"的论断。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家庭规模变化并不代表家庭模式变动,简单地将户均规模缩小等同于家庭核心化的论断存在很多问题。许多学者转而寻求其他折中性指标,例如有学者提出“家庭核心化”的实现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核心家庭在家庭总数中所占比例超过50%,二是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人口超过家庭总人口的50%。按这一标准,中国社会已基本实现了家庭核心化。但也有学者指出,核心家庭比例和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核心化”,也有可能是人口结构和居住模式变化的反映,这是采用家庭户指标分析家庭模式变化时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尽管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家庭”与“家庭户”有其一致性,尤其用家庭户资料分析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是有效的,但涉及“核心化”这一概念时,由于还涵盖家庭关系及功能,因此很难将代表居住模式的“家庭户”指标与“家庭”相等同。

  

   事实上,就原生意义的“现代核心家庭”概念来说,它不仅是指居住模式,更与一整套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紧密相关,是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之一。按其理论,核心家庭与扩大的亲属制度相联系的义务关系被削弱,有益于西方工业化社会所需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而且能够促进个体平等、独立和自由,与工业化所需的价值观念相吻合。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家庭核心化研究建构在居住模式数据之上,强调家庭对社会的适应,而忽略家庭关系、功能及观念的变迁,显然是片面的。笔者认为,把中国家庭模式的变迁路径归结为“核心化”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方面,以核心家庭与工业化之间的相互适应为核心观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家庭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理论继承了现代化理论的“一元化”模式和“单线演进”发展逻辑,即工业化使西方社会的传统家庭制度瓦解,使其经历了一种从大家庭向小家庭变化的过程,独立于家庭以外亲属关系网的核心家庭大量涌现,并且全世界不同民族、种族、文化的国家和地区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和历程。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古德曾断言,中国的家庭因为工业化的影响而必然核心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用核心家庭来覆盖家庭形式的多样性是“虚伪”的,将其作为所有家庭的理想形式更是欠妥;工业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对家庭和个人来说依然重要,工业化的出现和家庭关系变弱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大规模的人口与社会调查还破除了“小家庭是现代社会显著特征”的神话,大量数据表明西方社会的核心家庭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后来,连古德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工业化之前大家庭占主导的说法是一种“臆造”,并不是只有核心家庭才算“现代家庭”,现代社会的家庭有不同的形态。遗憾的是,这些批评与反思并未在国内引起足够重视。

  

   另一方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家庭革命就一直和“强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核心家庭被视为现代家庭的理想模式,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仍然坚信“如果中国要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那么必须瓦解大家庭”,而出于社会建设的需要,小家庭(主要是核心家庭)更直接为国家所提倡。与此同时,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体系中,“传统”不仅与“现代”相对立,更是“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而工业化之后西方家庭研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家庭的大小由此成为评判家庭现代性的便捷测量工具。我国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又正好表明核心家庭户已是中国比重最大的家庭类型,完全符合现代化理论对“现代社会”的预期,也回应了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追求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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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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