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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阿伦特:沉思与反抗——纪念汉娜·阿伦特诞辰100周年

更新时间:2006-11-20 00:20:30
作者: 林贤治 (进入专栏)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著作,有八种汉译本,不同的传记数种。虽然她的主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大陆未见出版,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她的名字及主要的思想,已为广大读者所知悉。

  阿伦特于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母亲还是卢森堡的崇拜者。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先后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1933年纳粹上台后,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一度被捕,后流寓巴黎。在法国,她继续为犹太组织工作。1940年,与流亡的共产主义者海因利希•布吕歇尔结婚。同年,被关进居尔集中营,法国沦陷后,同母亲和布吕歇尔一同逃往马赛,次年前往美国。总的来说,她是喜欢美国的,二战胜利后,大批德国知识分子返回德国,她坚持留了下来。在这里,她最先为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工作,曾任舍肯出版社编辑,芝加哥大学教授,并在多所大学开设讲座。其间陆续出版多种政治学著作及其他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论革命》、《共和危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时代的人们》等。1975年12月4日,因发作心肌梗塞,病逝于纽约审所。

  阿伦特的政治学者的形象是在美国完成的。作为学者,她大大拓宽了政治科学的论域,譬如“极权主义”论,便极具原创性质,它取自时代经验,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经典所未见。由于她坚持自由写作,因此不能不打破经院式的“学术规范”,她的绝大多数著作,以评论和随笔的形式出现绝非偶然。然而,在充满激情的表达中,却又无处不显现着她固有的沉思的气质。她是从哲学走向政治学的。

  在实证主义学者看来,阿伦特的著作当有许多不够严谨或者偏颇的地方,事实上,她在生前便遭到不少这样那样的损毁。可是关键的是,她及时地介入现实,把她的思考集中到带公共性的问题,“人的处境”问题上面,直逼时代的核心。她确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打开。不是由自己终结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人们,而是打开思考之门,让自己和人们一道在思考中行动,这正是阿伦特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同于传统学者的地方。

  在确立个人身份的时候,阿伦特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的德国人,或者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她拒绝被德国文化同化,同时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来说,她也是“外来的女儿”。她要做一个边缘人,局外人,“有意识的贱民”。学者总是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而她争取的,惟是身份的独立而已,价值倾向却是鲜明的。对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终坚持独立批判的立场,不惮于自我孤立。关于艾希曼审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看到,她不但从中挑战广大社会的惯常的善恶观念,“美化”屠夫和公敌,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受害者团体——自己所属的种族团体——犹太委员会以致全体犹太人,终至于众叛亲离,这需要何等超迈的道德勇气!她固然不是那类埋首于专业的麻木的学者,但也不是那类与时俱进的聪明的学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学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时代,因为她确信,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组织、宣传与恐怖

  

  二十世纪人们最为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阿伦特于1949年完成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这一人类境况,并通过对传统社会的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了深入的总结。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为“反犹主义”,第二部为“帝国主义”,第三部才说到“极权主义”。前面两部对欧洲18世纪以降的历史进行多个方面的考察,指出极权主义的崛起,乃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崩溃过程,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前奏。所以,雅斯贝斯建议从第三部读起。最后一部对极权主义的起因和条件,表现形态和特点,做了缜密的分析,指出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荷”,并且警告说,极权主义并未终结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终结。

  “极权主义”一词并非阿伦特的发明,而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惯于使用的,但是,阿伦特在著作中赋予它以确定的限界和内涵。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大众运动。“群众”、“运动”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她在书中对“群众”和“暴民”做了区分。暴民是从十九世纪阶级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人们,而群众则是阶级社会解体的产物,因此不像暴民那样拥有“阶级的基础”,他们反映的是 “全体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群原子化的人们。极权主义运动,实质上是由这些互相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它的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忠诚,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和精英人物必须不断维系群众的忠诚,以激发他们在运动中的献身精神。他们要让群众知道,他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因为他们属于一个运动,是政党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只能“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党和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运动,不断地运动,它在实践上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人们引入其中并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维持下去。

  在论及极权主义运动时,阿伦特着重指出宣传和组织二者的作用。极权主义宣传之所以需要在大众中反复不断地进行,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原本便是虚构的,非事实、非经验的;但是无庸置疑的是,某些观念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产生长期不变性,也可称为“彻底性”。阿伦特认为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然丧失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正好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以恐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代用品——“科学”的谎言。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需要和恐怖相互为用的话,那么,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便为灌输(Indoctrination)所代替了。

  关于组织的任务,阿伦特在书中写道,是“把经过宣传所粉饰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主要内容一一转化为现实,并且把各个地方尚未被极权主义化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按照这种虚构的现实而行动”。这样的组织是分层级的,有先锋组织,有精英阶层,也有普通成员,领袖则处于核心位置。在这个类似洋葱头一般结构的组织内,越靠近运动的中心,越是远离外部的现实,于是悉数埋入为极权主义教义所虚拟的世界之中,为“彻底性”所蒙蔽。

  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第二版,阿伦特加写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取代初版的“结语”部分。她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极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滥用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成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而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她在书中对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历史上各种专制政治、独裁制和暴政形式做了区分,分析它的“现代性”的特点。在最后一章,她指出,极权国家除了独一(monolithic)结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党和国家并存的现象,完全缺乏制度。极权统治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发展到全面专政,就是警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从而消灭行为(活动)的空间——没有这种空间,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极权统治的结果,人们不但丧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无所作为。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对于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戕害,阿伦特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倾全力加以揭露,反对“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可以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但是她的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她的一生思想中的一个聚合点。后来,她论革命,论共和,论责任伦理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不妨看作极权主义问题的不同维度的延伸。

  

  平庸的恶,责任与良知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随后带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杂志连续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阿伦特的文章被普遍误解并遭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犹太人委员会,众多犹太人领导人对大屠杀同样负有责任,这无异于拿自己的民族开刀,用阿伦特的话说,她揭开了“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认,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阿伦特写道:“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杀人者”,因此同意法庭的判决;但是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而且也不像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这正是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果。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了?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

  还有一个集体不抵抗问题。阿伦特发现,犹太人委员会提供“遣送名单”,从中协助了纳粹的灭绝行为的主题,在审判中被故意回避了。她指出,犹太人领导人几乎都无例外地用某种方法,某种理由和纳粹合作。没有他们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后来发生的那种规模。在报告中,阿伦特还列举了欧洲国家在德国下达驱逐犹太人命令后的不同反应,并做了分析。其中,丹麦、保加利亚、意大利并没有出现反犹主义;丹麦还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帮助隐藏和拯救犹太人,曾经将5919个犹太人运往瑞典。相反,罗马尼亚公民普遍反犹太人,甚至以自发大屠杀的方式屠戮犹太人,以致党卫军为了贯彻“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进行屠杀而不得不进行干预。阿伦特认为,罗马尼亚不仅是一个谋杀者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堕落的国度。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没有在“帮助犹太人迁移与帮助纳粹驱逐他们”之间做出抉择,同样是一种“恶行”。没有个人的反抗,也没有集体的反抗——对于纳粹在欧洲社会,不仅在德国,对几乎所有的欧洲各国,不仅在迫害者之间,而且在受害者之间引起的整体性的道德崩溃,她认为,耶路撒冷审判所提供的内容,是带冲击性的。

  谁之罪?对于一个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伦特在这里留下的启示是,必须在法律犯罪与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作出区分,不但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所谓历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责任。正如究诘共同罪责一样,认为共同无罪也是不成立的。

  关于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中表达的观点,诺曼•波特莱兹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准确的:“取代罪大恶极的纳粹,她给我们的是“平庸的”纳粹;取代作为高尚纯洁的犹太殉教者,她给予我们的是作为恶的同案犯的犹太人;而代替有罪与无罪的对立的,她给了我们是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合作’。”对于一段苦难历史的批判反思,阿伦特是丰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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