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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

更新时间:2019-08-13 23:02:42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因为“在民主政治中,设立一个过高的——高于为赢得支持者和选举所必要的——同意标准是自杀性的”。

   里拉构想的“未来的自由派”,呼唤从身份政治的歧途中迷途知返,走向一种后身份政治,而这种转变需要从“曾经的自由派”的前身份政治中汲取经验:力求扩展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面,诉诸具有共性的整体“美国人”,强调基于普遍平等与自由权利的共享公民身份,并重视绝大多数人关切的问题。在触及性取向和宗教等文化差异的议题中,后身份政治应当以恰当的分寸感平稳而敏感地应对。里拉在其著作的第三章提出了对未来自由派政治的建设性主张,包括三种优先性——“制度政治优先于运动政治”,“民主的说服优先于盲目的自我表达”,“公民身份优先于族群或个人身份”,并提倡在校园中展开“公民教育”。显然,他的核心论旨在于以“公民政治”取代失败的身份政治。他承认公民政治本身存在许多局限,但坚持认为这是自由派仅有的最有希望的政治途径。

  

   公民政治的难题

  

   里拉的批评反思蕴含着“求同存异”的取向,强调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是立足于共同的普遍价值来容纳多样性,他担忧固执于差异的身份政治可能会自毁自由主义的根基。他所呼唤的公民政治,同时关注作为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的公民身份,以及致力于团结和积极政治的公民责任,实际上结合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公民观。然而,公民政治的主张并不新颖,这是1990年代在美国政治理论界曾被热烈讨论的议题。里拉或许知道其中的复杂争议,因此他有意回避了困难的理论问题,主要立足于政治现实主义的策略展开其论述。支持身份政治的政治理论家有理由对此不满,因为他们之所以投身于身份政治,恰恰是因为他们曾对传统的公民政治做过严肃的反思与批判。在他们看来,里拉是具有保守倾向的自由派,他只是借助特朗普大选获胜这一“证据”,向左派与左翼自由派发难。

   在我看来,辨析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它们在政治实践中的不同取向和效果是有意义的,这也是里拉的重要贡献之一。但将这两者做截然对立的划分却存在着弊端。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的联系,并建立可能的互为支持的关系。在1990年代西方学术界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和身份政治的讨论中,“公民政治”问题并没有完全缺席,而是被重新理解和界定,这甚至在激进左翼的学者论述中也是如此。

   左翼政治理论家查塔尔·墨菲(ChantalMouffe)构想了一种激进民主的方案。她批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公民观”(citizenship-as-rights),认为它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但从不阐释行使权利的导向和内容,把所有“规范性”关怀都划入“私人道德领域”,使政治愈来愈丧失其伦理维度,蜕化为“工具主义”的事务,仅仅关注既定利益之间的妥协。自由主义公民观的政治结果是公共意识的衰落和公民行动的畏缩,这样的“消极公民”无法形成激进民主所需要的政治联盟。但墨菲并没有放弃公民政治的概念。她主张左翼政治应当告别“全面革命”,转向在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展开激进民主的斗争,那么在失去了以“阶级”作为整体性政治身份的条件下,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主体身份,而“公民”则是最可取的选择。但墨菲阐述的公民身份并不是自由主义所简约化了的“法定身份”(legal status),也不再仅仅是享有法律的保护、被动的权利拥有者,而是一种出于共同关怀、服从政治行动的“语法”(一套由公共关怀所确立的规范原则)的政治身份。激进民主的政治语法就是“人人自由平等”的原则,这是对现存民主体制所允诺的政治价值所作的一个最为激进的阐释,其激进性在于:它要求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必须接受这一原则的“检测”:任何支配性的控制关系都不能豁免受到挑战。通过对这一原则(“语法”)的认同与共识,各种身份(女性、工人、黑人、同性恋者和生态主义者等等)的政治斗争就不再互不相关,而具有了激进民主的共通性,形成了一条(伦理-政治意义上的)“等价链”(chain of equivalence),从而构成了“我们”:激进民主的公民。在此,公民身份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通过对公共关怀的认同行为来获得政治身份”。“成为一个公民”意味着承认其规则的权威性,以此来指导政治判断和行动。公民是在各种社会运动的民主要求中所建构的一种集体性的政治身份,使各种批判性的社会力量结为联盟。

   墨菲主张的激进民主,正是试图以新的公民政治概念把各种局部的社会运动集结起来,形成最广泛的左翼政治联盟,从而争取激进民主力量的优势地位,在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建立了联系。但与此同时,这种新的公民政治仍然可能陷入里拉所指出的困境:如果选举政治要求获得最广泛的民意支持,包括既存体制下优势的或非弱势群体的支持,那么激进民主的公民政治何以实现这种目标?墨菲一贯主张民主政治永远是未完成的,必定是“对手之间的竞争性冲突”(agonistic conflict between adversaries),虽然这区别于“敌人之间的对抗性冲突”(antagonistic conflict between enemies),但如果群体政治之间的冲突(而非合作与团结)是这种公民政治的永恒特征,墨菲似乎无从应对或者根本不必考虑政治极化的问题,这对她而言或许是激进民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左翼阵营中,已故的政治理论家艾利斯·杨(Iris M. Young)是多元文化主义与“差异政治理论”的引领性人物。她在1989年发表的重要论文《政治与群体差异:对普世性公民观理想的批判》中,提出了“差异性公民身份”(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的概念。她指出,那种普世的超越群体差异的公民观是不正义的,因为在现存的社会中某些群体享有特权,而其他群体却受到压制,压制的形式包括剥削、边缘化、无力状态、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暴力与骚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如果坚持主张作为公民的人们应当抛开他们独特的归属关系和经验而采纳一种普遍的观念,那就只会加强特权。因为特权者的观点和利益会在统一的公众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他群体的观点和利益却会被边缘化而没有发言权。”因此,追求真正的平等政治,需要我们承认群体差异,认真对待他们的不利处境和特殊需求。对于在文化上被排斥的群体,首先针对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不利处境,应当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手段,寻求解决其需要的平等承认和平等代表的问题。其次,针对他们可能特殊的(比如在语言和习俗等方面的)文化需求,提供有效的支持性政策来满足这些需求。而相关的政策只有在考虑了群体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能形成和实施。

   普世性公民身份将“公民”界定为与特殊性相对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相对的共同性,而杨认为,“实现普世性公民理想的企图,就是将公众具体化为与特殊性相对立的一般性,与差异性相对立的同质性,这将使得一些群体被排斥或处于不利之境地,即使他们拥有形式上平等的公民身份。”让每个社会成员获得平等的尊重与对待是公民政治的目标,而杨提出相当有力的论述表明,达成这种目标的方式要求我们承认和重视群体差异,而忽视和抹去这种差异的“一视同仁”或“无差别对待”反而会背离这一目标。对于“差异性公民身份”的批评与辩护曾经过了相当持久而深入的讨论,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也发现了差异性与共同性之间的兼容可能。

  

   构想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的调和论

  

   任何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都需要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整合”,使社会成员遵从共同的基本法律和规则。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往往依赖两个整合要素,一是社会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的同质化(或高度一致性),一是“自然的”(往往具有压制性的)社会身份等级化结构。这两种构成政治秩序的整合要素在现代性条件下都失去了有效性。在现代化过程中,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促进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也造成信仰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的同质性被侵蚀和瓦解。多元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事实。与此同时,现代革命造就了平等主义的权利观念,人们不再接受传统社会中“先天的”等级结构。如何在平等而多样化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这是现代政治面临的难题。

   在几个世纪的现代历史发展中,西方社会建立了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在原则上试图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以普遍选举权与代议制政府应对平等主义所诉求的基于人民主权的政治正当性;以宪法保障的公民自由应对信仰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政治就其理想而言,力图在缺乏社会同质性和先天等级结构的条件下,以尽可能低的国家强制实现新形态的政治整合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从而建立自由而包容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政治秩序中,政治整合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分歧——尤其是事关宗教信念,终极目标,人生理想,以及对于善的观念等等文化差异——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除,但却能够通过限定各自主张的边界、通过对话理解以及谈判妥协等方式来缓和与化解,并在政治基本原则问题上达成“重叠共识”,从而实现某种“和而不同”并“求同存异”的秩序。这是主流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期许的愿景。

   然而,文化实践总是有其政治维度,身份与文化的多样性蕴含着政治诉求的多样化,文化差异也就可能导致政治分歧。因此,政治自由主义的美好愿景总是会面对一个挥之不去的隐患:当文化差异以对抗性的形态发生,就可能突破被限定的边界而“溢出”,导致政治共识的瓦解,最终转变为严重的政治对抗,对政治秩序的稳定造成威胁甚至颠覆性的危机。当前西方社会的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文化差异“溢出”为政治对抗的征兆。面对这种危机,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政治自由主义的潜力,探讨它是否能够以及何以可能来应对这种挑战。

   在最简单化的阐释中,政治自由主义的“求同存异”方案可以表述为“求政治之同、存文化之异”。就身份问题而言,每个人可能具有多种身份,可能归属多种群体,但在政治意义上共同的公民身份优先于其他群体或个人身份,这种思路体现在罗尔斯对两类身份的区分之中:作为公民的“公共身份”(public identity)以及作为私人个体的“非公共身份”(nonpublic identity)。但是,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截然分离,并试图将政治完全脱离私人领域(包括个人归属的团体社群),仅仅限制在公共领域之中,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欲的。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方案遭到了从保守的社群主义到激进的左翼政治理论的批判。当下西方社会的政治现实是,罗尔斯期望对“非公共身份”予以“非政治化”的限制出现了危机,各种差异化的身份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并活跃在政治活动中。马克·里拉构想的“后身份政治”实际上试图以公民身份驯化其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构想是一致的,也就会遭遇罗尔斯曾受到的各种批评,并陷入同样的困境。

   力图“求同”的公民政治似乎必须以压制身份政治的“存异”为代价,而主张承认“差异”的身份政治可能会威胁公民政治的公共秩序。我们必须在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或者,我们如何可能应对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冲突?面对这一困难的问题,我尝试提出一些具有“调和论”(reconciliation)取向的初步思考线索,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调和论着眼于发掘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兼容性。在目前两种政治之间的张力被凸显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忽视了它们互相兼容的一面。在上文对两位左翼政治理论家的简短评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还是杨的差异性公民理论,都没有放弃而是坚持了公民这一理念以及公民政治所依据的平等和自由的规范性原则。墨菲的“激进化”旨在迫使自由主义政治更充分地兑现其根本承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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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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