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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作为现代寓言和政治哲学的《骆驼祥子》

更新时间:2019-08-10 22:51:38
作者: ​张旭东  

  

   内容提要:本文致力于重新解读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骆驼祥子》。通过文本细读,作者力图表明,《骆驼祥子》中的核心形象不是人,而是动物和幽灵(“个人主义末路鬼”);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不是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物性格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矛盾,而是“经济人”在雇佣劳动、等价交换、量化积累和线性增 长等抽象概念指引下所做的“理性选择”带来的可预见性,与小生产条件下的“命运”的不可预见性(“意外”)之间的周期性、毁灭性碰撞。作者认为,《骆驼祥子》决定性的风格特征不是写实主义—人道主义叙事,而是现代主义—反人道主义的结构性摹仿和再现,其对象是20世纪初中国人的整体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基于对 小说隐喻—寓言结构的分析,作者引申出《骆驼祥子》隐含的政治哲学洞察:祥子和他的世界作为一个历史现实,仍处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准自然状态,针对这种状态,一个民族自觉的精神努力和集体性实践必须首先致力于创制一个能够保障劳动、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一般性制度条件,即利维坦式的近代 主权国家。

  

   关键词:老舍  《骆驼祥子》 现代寓言 政治哲学 现代主义

  

一、人,还是非人,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一个外号。” 《骆驼祥子》这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伟大经典是以这样一个貌不惊人、闪烁其词的句子开始的。祥子和骆驼的关系是《骆驼祥子》的文学性起点,因此这个句子的复杂性乃至“欺骗性”不能被轻轻放过。

  

   说“祥子是车夫”,读者得到的仅仅是社会学信息,但若说“祥子是骆驼”,作者就是在隐喻原则上确立了一个文学形象及其深度。然而同“阿喀琉斯是狮子”这样基本的文学隐喻相比,“祥子是骆驼”无疑指向一个更具体、更广阔,也更阴暗的意义空间。“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1,难道负重、耐渴、沉默、被动的沙漠行走者不构成1930年代北平人力车夫形象的诗学韵味和哲学底色吗?骆驼日复一日的单调、机械、廉价的劳作,又如何不让人想到生命本身相对于社会化生产组织的渺小、低贱和无谓呢?不过,这样的理解仍可能流于肤浅。从表面上看,“骆驼只是外号”,而“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仍在五四新文学“人的故事”/“人的文学”的写实主义基调上展开叙事。同时这个句子似乎也在邀请读者加入一个日后同老舍“讲故事的人”的形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口语化、市井气的(“老北京”)场景。但随着文本的徐徐展开,读者会发现问题绝非如此简单透明。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这种欲擒故纵的开场白,正是在暗示和鼓励读者从反面去领会这句话的字面意义,目的在于迂回地建立起一个根本性的阅读疑问,即这部小说的核心形象究竟是“人”(个人、个体、主体)还是“骆驼”,以及由这个动物形象所打开的一个“非人性”的隐喻空间和意义链。

  

   祥子是人,还是非人,这个问题是作品阐释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文本分析的方法论原则,也决定着文学阅读的终极性的审美判断和哲学评价,即这部中国新文学史上伟大的长篇小说究竟是一部写实主义—人道主义作品,还是一部现代主义—反人道主义作品?它是在具象、写实地描绘一个人力车夫的形象,讲述他的故事,还是在隐喻和寓言的意义上抽象地——也就是说,在观念和结构的层面上——摹仿中国人的普遍性生存状态及其内在困境?显然,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我们怎样阅读这部作品,更决定了我们将在什么意义上将它经典化。

  

   或许一些读者仍旧会对这样的问题抱有不解乃至拒斥的态度。毕竟,按常规的,即由主流文学史研究、语文教学经验和文学消费习惯建立起来的标准看,《骆驼祥子》分明有一个具体、有血有肉的核心人物形象;这个形象被包围在具体、逼真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该人物的行为、语言、情感、思维是高度“个性化”、栩栩如生的;最终,祥子的经历和命运看上去具有无可争辩的“写实主义—人道主义”的再现力、揭示性和批判性。然而,这样不假思索的阅读习惯并不一定经得起进一步的分析和推敲。固然,《骆驼祥子》 的核心形象是一个人的形象,但这个人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打引号的人,一个同时被其非人、非写实主义—人道主义特质所界定的人。贯穿整部小说,“骆 驼祥子”之“人性”的呈现、发展和毁灭,无时无刻不也是其“非人”一面的呈现、发展和完成。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大写的人”,在《骆驼祥子》里面呈现出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般的面目。如果我们仅仅按小说字面去追溯这个人物的具体社会背景,探究其在历史舞台上的“情节”的意义,即其社会性存在所带来的位置、动作、功能和变化(“成长”)可能性,我们竟只能得到一些零星、模糊的信息;其“情节”更多是重复的、静止性质的、封闭在某种自我循环中的“逆生长”。即便我们从常规性写实主义—人道 主义阅读习惯出发,假定作品里那个叫作祥子的人想做人,想被他人当作人来 对待,从自身性格特点和特殊动机出发进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由此带来 “人物性格”和“小说情节”的具体的丰富性,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们也无法避免被更为强大的隐喻性力量和结构力量一步步带离那种前批判的出发点,而一步步深入到一个幽灵的文学现象学空间中去。

  

   我们不妨直接跳跃到小说的结尾,从首尾呼应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祥子形象最终落在“鬼”上,而不是“人”上,而“鬼”无非是小说开头所建立的那个“人还是非人(骆驼)”隐喻的终极意象。老舍在小说开头以近似说书的方式引入祥子,“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而在小说的结尾——绝对的结尾——老舍却回到了书面文学——知识分子语言的极致: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587页)

  

   可以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骆驼祥子》,其叙事结构为它自身的阐释提供了方法和具体步骤。但从“人学”到“鬼学”的转化绝不是“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写实主义个人史、风俗史、社会史描述,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安排和设置。它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的,因为作者在作品中安排的事件和情节(即所谓祥子的遭遇和经历),尽管即便按写实主义标准衡量也是准确的,但其着重点并非在于通过丰富的细节和情节开展的内在逻辑去揭示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状态、矛盾和复杂性,而是突出其结构性的、游戏般的(也就是说,黑色幽默的、荒诞的)、无时间性的宿命的力量。富于阐释力的阅读,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把祥子作为一种反人道主义、非写实主义的幽灵一般的存在,作为一种行为和价值的内在概念和逻辑来把握,而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人物来观察、分析和理解。

  

   在此,一种批评语汇和批评思维的转换是必要的,因为这种文学现象学分析手段无非是像实验科学观测物理空间一样,借助工具使得观测对象变得清晰可见。在《骆驼祥子》里,我们的观测对象有可能并不是一个写实主义—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的形象,而是一个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空洞和虚无。这种现代主义文学分析对象的具体存在有时并非常规文学阐释经验的“肉眼”或观测仪器的焦距所能观察,有时只能得到模糊的感光和认知。但即便从写实主义—人道主义批评原则出发,我们也能够对“祥子人物形象”的飘忽、空洞和抽象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和认识。作为一个形象,“祥子”的复杂性和“深度感”来自一种简单。这种简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身份识别所能说明,比如他并不是农民、城市贫民、体力劳动者的淳朴,而是带有一种高度复杂的概念的严格性和单纯性。老舍在《骆驼祥子》里惊人的艺术上的纯熟和创造性,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静默寡言”的祥子不是一个语言主体;这个形象的创造者似乎并不打算通过人物的语言风格和语言交往去构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实和生活世界。即便“祥子”的自言自语或“内心独白”,也并非意在所谓“形象塑造”或“文学表现”;相反,它们大都以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tyle)的方式被提取到作者的观察和思维中来2,沿着一种严格的概念和逻辑,抵达寓言表意链的终点:谬误、失败、虚无。“祥子”是为再现这个虚无而设计、导演的一场能指(signifier)的游戏。

  

二、“鬼”的现象学


   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583页)

  

   在祥子“从人到鬼”的路上,《骆驼祥子》的写实主义—人道主义读解 和它的现代主义读解取得某种暂时的视觉错觉上的重合,但前者的阐释空间就此业已穷尽。所谓从“人”开始至“鬼”结束并不构成一个叙事学上或社会史意义上的过程,而仅仅是同一个隐喻结构的两个面向。从符号阐释的深度模式上讲,所谓“人”的表象无疑是表层,而“鬼”的内容则是深层结构。在写实的意义上,祥子是北平一个车夫,他终其一生一直奔跑在路上。他拉车的路,也就是他人生的路,是他走向衰老,沿着生命周期前进却哪里也去不了,最终无所进展的路。这个鬼打墙一般的路径毋宁说是一个迷宫,它只有单纯的空间 意义而没有丝毫的时间意义;祥子何时去过哪里、做过什么,在永恒的重复和循环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新意或意外之处。这个文学形象从年轻、健康到衰朽、糜烂的路并不是一个发现之旅,更谈不上任何个人或集体意义上的建设性。对此小说一而再地提醒读者:祥子即便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也不断地看到 比他年老体衰的车夫一个个倒在路上。所以祥子知道,尽管自己是健壮、乐观、正派、规规矩矩的,可以靠自己的劳动买一辆车自己挣钱,娶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做媳妇,但这一切只是被作者有意安排为一种围绕“人”的意识形态而不具有任何“人本身”的意义。祥子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也会一头栽倒在路上:这是他和所有车夫的命。因此跑在这条路上的都是鬼,只是有的还尚有口气。祥子所具有的宿命意识并不是我们的阐发,而是文本字面上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老舍的确是把祥子作为一个鬼、一个还活着但终究要栽倒在路上的鬼来写的。末路鬼,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本来就在末路上的,因此无须为其设计性格发展的情节和末路之外的其他道路,因为那样的话就还不是末路,小说结 构和核心形象就必须相应作出全盘的、根本性的改动。可以说,老舍笔下的祥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幽灵,而《骆驼祥子》就其根本性的隐喻—寓言结构而言 是一部幽灵学著作。

  

事实上,只有我们在文本分析和阐释上把祥子明确为一个鬼、一个幽灵,这个形象的具体特征方才具有叙事意义。在幽灵学的意义上,写祥子是个鬼,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极为虚无缥缈的存在。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却又是非常具体的,祥子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末路鬼”是主体的存在状态,而“个人 主义”不过是这种鬼蜮存在的一个界定性特征。可以说,祥子身上的一切写实主义特征,都是为这个终极形象服务的外在标记,而非常规意义上的人物刻 画、细节描写。对此我们不是要做一般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性格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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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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