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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

——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9-08-08 19:20:55
作者: 姜鹏  

  

   [摘 要]本项研究认为,战略迷思与同盟类型构成了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客观原因。在洲级大国时代,虽然区域盟友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明显式微。但沿用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及思维仍可能导致同盟主导国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分别陷入到“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与“黄金之国推论”的战略迷思。同时,通过对两极格局下同盟类型与同盟管控的研究发现,在“威胁一致型”与“权威支配型”同盟中,主导大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对盟友的约束力。而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则多发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以至于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通过细化同盟类型并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进行同盟分化,还能够帮助其避免战略冒进而导致对手同盟关系从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转化为事与愿违的、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

  

   [关键词] 权力转移;大国战略;大国外交;同盟理论;安全同盟

   [作者简介] 姜鹏,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同盟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类有趣的现象,当体系中存在两个主导大国且它们之间处于势均力敌的战略僵持背景下,构建同盟则成为“两极”各方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性与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护持霸权最有效的路径。但问题在于,主导大国借以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同盟,可能因其惧怕被抛弃与背叛而面临如下困境:一方面,大国积极构建同盟的目的在于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性;另一方面,为了彰显同盟内部利益一致性而逐渐丧失对内战略主导权。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如果说同盟间爆发的体系战争多由任性妄动的弱小盟友所引发,那么何种类型的同盟主导国更容易受其摆布而逐步丧失掌控能力?为什么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降的同盟政治中经常会出现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并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即便这种“区域战略目标”与“整体战略目标”走向出现了明显背离?探寻“砝码国家自抬身价”这种现象发生的政治条件是本项研究的根本目标。

  

   当前同盟理论认为,同盟内部主导大国与追随小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位差,使其成员之间呈现出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相比于主导大国的战略韧性与承伤能力,小国往往更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同盟主导国具有充分的自主性来根据自身的利益计算进行战略规划。战略设计可以更多地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漫天要价。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欧洲“中等强国”为中心的狭小舞台向全球“超级大国”为中心的宽广舞台演变趋势加速推进。超级大国与其盟友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使得后者任何退出或重新站队的威胁都变得无足轻重。“寡头垄断”市场模型更能够解释并防止大国被弱小盟友拖入不必要的同盟战争。[[1]]

  

   这种以权力“结构性”为关注重点的同盟理论倾向认为,在等级性同盟内部,当某项区域子战略与整体战略出现矛盾时,主导大国将运用权力优势迫使盟友对自身区域战略进行调整,以实现次要战略利益服从与整体战略利益的理想要求。这将有效降低地区性冲突越轨升级为体系战争的风险。[[2]]这种观点得到了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等人的研究成果证实。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国际战争爆发前的外交斡旋中,与争端双方具有同等亲密关系的强国成功斡旋率只有31%,而与争端一方有同盟关系,而与另一方没有同盟关系的强国成功斡旋率则高达81%。该理论认为,同盟主导国成功斡旋冲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同盟内部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使得主导大国可以迫使己方小国接受其方案;另一方面在于同盟关系对未结盟方起到了威慑作用。[[3]]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既然大国谋求外交斡旋,就意味着战争方案不符合主导国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仍然存在19%的大国不仅没能约束弱小盟友,反而被弱小盟友拖入到力图避免的大国冲突之中的反常问题。通过对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991冷战结束以来主要四种同盟类型(参见表1)占比统计发现,外交斡旋失败的案例构成了这一阶段“安全互补型”同盟的一个真子集,即在主导大国外交斡旋失败的19%案例中,其同盟关系类型均属于占比24%的“安全互补型”同盟。[①]这一高度正相关为本项研究分析同盟类型与同盟效力的二元关系提供了突破口。

  

表1:由作者自制

  

   此外,传统的同盟关系理论将重点放在权力“结构性”问题上。但结构性权力位差普遍存在于所有同盟之中。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结构性”同盟内部大国无法约束小国的特定现象。本文认为,这种“骑士与马”的同盟关系更适用于“威胁一致型”和“权威强制型”两类同盟,却并不适用于同样存在权力位差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威胁一致型”同盟假定区域盟友与主导大国对共有威胁的认知高度一致。“权威强制型”同盟则假定主导国能够将权力相对优势充分转化为对盟友的控制和影响,并依靠强制权力迫使区域盟友参与并服从其全球战略。上述两类同盟确实能够保证主导国对盟友享有充分灵活的自主权。

  

   但是问题在于,当今同盟政治实践中并非仅存在着“威胁一致型”和“权威强制型”——随着1989年东欧剧变,“权威强制型”同盟关系随着权力政治逻辑的式微正在变成同盟理论中的“濒危物种”——两种同盟。还明显存在着并无共同威胁、各取所需、相互借重的“利益互补型”同盟。在这种安全互补的同盟类型中,主导大国吸纳地区盟友构建同盟的目标常常是服务于“全球战略”,但地区盟友参与同盟的动机却并非担心或制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希望获得本方主导大国的支持,进而谋求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优势。

  

   与前两种“等级制”同盟关系不同,“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关系更具“平面化”与“灵活性”特征。由于缺乏共同的安全威胁,享有结盟自主权的地区大国往往有机会借两大同盟竞相拉拢之机待价而沽。“砝码”国家自由站队给同盟主导大国带来的难题就是,不仅难以通过强制性权力迫使盟友甘愿压抑自身的局部利益诉求而服从同盟整体战略安排,甚至为了防止其退出或转换到对方阵营,而不得不对其与整体战略目标相悖的区域战略目标加以支持。

  

   “科林斯难题”是“安全互补型”同盟中长期反复出现的地缘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本项研究构建理论的兴趣起点。具体来讲,“科林斯难题”是指在“安全互补型”同盟国家间,处于弱势的地区盟友(天平“砝码”角色)以向对手同盟转换或退出同盟为要挟,借以提升自身在同盟主导国(天平“托盘”角色)眼中的地缘政治价值。迫使同盟主导国在绥靖、贿赂、安抚、争夺、讨好与无条件承诺盟友的竞赛中竞相哄抬报价,以至于逐渐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转而服务于地区盟友的次要战略目标。其最大特征就是主导国最初迟疑的、战术性的权宜之计最终却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演变为坚定的、战略性的命运抉择。

  

   经验与常识告诉我们,两极格局下体系大国积极构建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权。但“科林斯难题”的出现却导致体系大国陷入到为了维系同盟而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权的悖论之中。它是“安全互补型”同盟政治中主导大国面临的现实难题。战略手段通过何种方式逐步凌驾于目标之上并导致大国放弃了既定战略是本项研究试图解答的同盟政治迷思。本文从地缘战略心理学视角出发,试图通过揭示同盟内部的政治博弈过程来构建“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微观理论。

  

二、“科林斯难题”的理论阐释


   “科林斯难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通过对一种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同盟政治现象进行规律性探讨,借以构建逻辑自洽的微观理论。它意在探寻小国在何种条件下、采用何种方式自抬身价并将自身的地缘政治难题转化为整个同盟的共同难题。以下将遵循从现象到概念,从概念到理论的一般性认知规律对其进行理论阐释。

  

   (一)从现象到概念:历史中的“科林斯难题”

  

   科林斯(Corinth)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地峡。古时候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希腊人之间几乎所有的交往都是通过陆路进行的,科林斯领土是他们交往的必经之地。同时,它又是穿过萨罗尼科斯和科林西亚湾通向伊奥尼亚海的航海要道。古代船只要经过科林斯地峡,就需要从地峡的一边被拽到另一边。因此,科林斯自古以来不仅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最富有的城邦,也是一个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连接的战略要地。[②]

  

   科基拉(Corcyra)位于古希腊西部伊奥尼亚海,是由科林斯移民组建的殖民地。但与科林斯其他殖民地不同,在举行公共节日聚会[③]——例如,在举行祭神牺牲仪式——时都没有按照希腊城邦的习俗而在母邦科林斯人面前表现出应有的恭顺。科林斯人认为,科基拉自恃财富可以与母邦相比而表现傲慢。更让科林斯人愤怒的是他们还将自己的海军荣誉归因于原住民腓亚基亚人。[④]

  

   爱皮丹弩斯(Epidamnus)位于伊奥尼亚湾入口的右手边,是由科基拉移民建立的一个殖民地。追根溯源则是由科林斯人爱拉托克雷德斯的儿子法里乌斯建立的。在公元前435/前434年,爱皮丹弩斯与毗邻的异族人交战遭受重挫后,邦内平民驱逐了贵族。被驱逐者投靠了异族人并联合异族在海陆进攻爱皮丹弩斯。爱皮丹弩斯人在情急之下请求母邦科基拉的援助以便结束这一困境。但这一援助请求遭到了母邦科基拉人的拒绝。

  

当进退维谷的爱皮丹弩斯人知道他们无法从科基拉得到援助时,“德尔菲”神谕他们把城市交给更高的母邦科林斯人,请求并接受其保护。爱皮丹弩斯人按照神谶的指示,派人前往科林斯。他们指出,城市的建立者是科林斯人,并说出神谶的内容;请求科林斯人援助他们,使他们不至遭到异族的毁灭。科林斯人马上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并迅速派出了自己的军队和移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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