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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

——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9-08-08 19:20:55
作者: 姜鹏  
爱皮丹弩斯人认为,科林斯人和科基拉人一样,有权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殖民地,实施母邦保护的责任。另外,作为科林斯人的后裔,爱皮丹弩斯人怨恨科基拉人对母邦的轻蔑。[⑤]

  

   科林斯人对爱皮丹弩斯的援助导致了科基拉人的怨恨。双方于公元前435年春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却出乎意料,科基拉人对自己的母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科林斯人为了复仇,于公元前433年再次准备向科基拉发动新的战争。但这一年向来以不结盟为特征的科基拉以“希腊有三大海上强国——雅典、科林斯和科基拉。如果你们让其中两个合二为一,让科林斯控制了我们,那么你们就不得不防止与科基拉和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舰队作战”[⑥]为理由,迫使雅典与科基拉结成有条件的防御性同盟。[⑦]这就导致了科林斯为了实现重新夺回对科基拉与爱皮丹弩斯这两个殖民地,就必须寻求来自伯罗奔尼撒盟主斯巴达人的帮助。

  

   公元前432/431年,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人以“不要让我们其他盟邦不得不在失望中加入其他同盟(这里指雅典人主导的提洛同盟)……诸神不会谴责那些在危难之中被迫去寻求新援助的人们,而会谴责那些冷眼旁观并拒绝给与盟友援助的城邦”[⑧]作为威胁,迫使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做出了为帮助盟友科林斯恢复对殖民地科基拉与爱皮丹弩斯的控制权力[⑨]而向雅典宣战的决定。至此,地缘政治的博弈战场正式从科林斯与科基拉区域性“狭小舞台”跃升为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体系性“宽广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两极格局与美苏两极格局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所处的国际体系是开放的。在古希腊两极格局背后,隐含着波斯帝国、马其顿、叙拉古等庞大的侧翼强权。因此,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均非常珍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⑩]后双方达成的“三十年和约”。这一和约就像今天美苏之间约定欧洲现状不可破坏的《赫尔辛基协定》一样,构成了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例如,公元前433年,当科林斯对科基拉的进攻因雅典人援助而受挫时,雅典人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选择对科林斯海军网开一面。为了避免激怒背后的斯巴达,严格奉行防御义务的雅典人在面对科林斯使者质问时不仅制止了科基拉人要求杀掉科林斯使者的鼓动,同时也表明了其防御目的:“伯罗奔尼撒人啊,我们既没有发动战争,也没有破坏和约。如果你们往其他方向航行,我们绝不会阻拦你们。但是如何你们航行去进攻科基拉,我们将尽全力采取防御。”[11]残存的科林斯舰队在得到雅典维护和约的防御性答复后平安地使出了包围圈。

  

   虽然斯巴达人对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惧,但尚未做好准备的斯巴达人也不愿过早结束这一对护持自身霸权有利的和约。在讨论是否对雅典开战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国王阿奇达姆斯综合分析了雅典的海军、双方的公共资金、域外大国波斯的虎视眈眈、国内黑劳士暴动等因素后认为,为了科林斯而过早地结束与雅典的“三十年和约”是一件不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当整个同盟为了局部成员利益而宣战,而战争的进展又是无法预测的,想求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非常不易。[12]但在阿奇达姆斯国王发言后,对国王不法行为具有监察和审判权的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则从“温泉关记忆”中认为,如果我们是贤明的,就不应该对于别人侵害我们的盟友坐视不管,不应将今天援助受害盟友的责任推延到明天。我们不应让别人批评我们在盟友受到侵害时还在讨论法律诉讼的问题。我们应当给予同盟者迅速而强有力的援助,以免导致更多盟友的恐惧……不要使我们的同盟者陷于毁灭![13]至此,经过拉栖代梦公民大会的表决,“三十年和约”在缔结后的第14年宣告失效。

  

   科林斯人与雅典人无冤无仇,他们只想夺回对殖民地科基拉和爱皮丹弩斯的控制权;雅典人与科林斯人无冤无仇,他们被迫吸纳科基拉进入同盟,只是想确保科基拉的海上力量不被伯罗奔尼撒人所兼并。同时,三十年和约也有助于雅典人应对波斯帝国的威胁。前446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进攻让雅典人明白,以雅典帝国的实力无力同时在两条战线与波斯和斯巴达争雄。[14]卡根认为:“从雅典签订三十年和约后的表现可以看出,它不再野心勃勃,其行为也不再威胁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任何城邦”[15]。在波斯帝国等强权环伺的大背景下,斯巴达人享有与雅典人维护和平条约的利益,却陷入到要么支持科林斯人从雅典口中夺回科基拉,从而引发“世界大战”;要么接受科林斯因愤怒或战败而加入提洛同盟[16],从而彻底丧失与雅典的“权力均衡”。科林斯人将自身的地缘政治难题推给了盟主斯巴达,而斯巴达为了防止盟友因失望而背叛,不得不放弃与雅典和平的总体战略。转而带领伯罗奔尼撒同盟投向了导致整个大希腊全面衰落的体系战争。以上就是国际关系史中的“科林斯难题”。它是弱小盟友科林斯的区域难题,却最终上升成为了整体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体系难题。

  

   (二)“科林斯难题”的前提假定

  

   本文构建理论的前提假定主要有三点,故只有在满足以下三点假定的前提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才具备生成条件与环境。

  

   第一,“科林斯难题”产生的政治条件是体系存在两个势均力敌、均无法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安全同盟。[17]本文认为,两极均势是权宜性的,大国构建安全同盟的目的不是维持权力均势,而是为了最终获得单极优势。为了获得霸权地位,争取控制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4]]——往往成为两大同盟主导国赢取战略优势的核心锁钥。 “三大核心区”的共有地缘观念很容易衍生出三种战略迷思,即“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和“黄金之国推论”。这就意味着有能力给同盟主导国带来“科林斯难题”的地区盟友应是处于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的国家。

  

   第二,“科林斯难题”的适用对象是“安全互补型”同盟,即试图通过构建相互借重的互助同盟获得各自的战略需求。同盟主导国与区域大国并不存在高度一致的安全威胁。尽管全球均势变化对体系超级大国十分重要,但地区国家结盟的目的主要针对区域内部周边国家的权力竞争。由于实力限制了利益诉求,同盟中区域大国首要地缘战略目标往往是如何借助盟主的力量获得“地区优势”,而非主导国更加关注的“全球优势”。因此,对于区域盟友来讲,加入同盟的问题永远不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更强大”而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更愿意帮忙”。这就将区域与全球地缘战略目标高度相合的“威胁一致型”同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在“威胁一致型”同盟中,小国由于缺乏选择而更怕被大国抛弃,并最终形成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骑士与马”的主从关系。

  

   第三,因空间、地貌与水体阻隔等“地理磨损”要素的存在,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占据重要战略位置或是具有改变本地区权力平衡的区域大国——战略平衡砝国家——享有较高的行动自由与结盟自主性。这就将“权威支配型”同盟——苏联控制下的华沙条约组织、雅典控制的提洛同盟、纳粹德国控制的欧陆同盟,以及拿破仑控制的欧陆同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三)“科林斯难题”生成的政治逻辑

  

   从同盟主导国角度来讲,当两大对立同盟都试图获得权力相对优势时,关键性区域盟友的去留就变得十分重要,至少在主导大国的认知中看上去非常重要。在传统地缘战略话语逻辑影响下,主导大国对盟友价值认知可能会出现偏差并导致其陷入到“多米诺推论”、“黄金之国推论”与“心脏地带推论”。布热津斯基认为,美苏霸权国争夺的重点是除它们之外的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即技术核心区——欧洲(欧洲桥头堡)、生产核心区——亚太(远东之锚)、资源核心区——中东(欧亚大陆之巴尔干)。[[5]]其中,“多米诺推论”主要表现在美苏两大阵营在亚太地区的争夺;“黄金之国推论”主要表现在美苏同盟在资源核心区——中东地区的结盟竞价;“心脏地带推论”主要表现在西方与苏联在欧洲地区的争夺。

  

   首先,在生产核心区的“多米诺推论”源于第二次波希战争的历史经验。[[6]]当时的斯巴达国王里奥尼达认为,如果温泉关失守,波斯大军将像决堤的洪水涌入希腊各邦。今天,“多米诺推论”往往指某一具有地缘政治“前沿阵地”作用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冷战时期,美国在越战中不断追加筹码也源于这一错误战略迷思,即如果丢失了越南,整个东南亚地区就会向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向共产主义,进而威胁到澳大利亚安全。同理,美国积极介入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如果任由整个朝鲜半岛并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海峡对岸日本将很可能也倒向共产主义阵营。

  

   其次,在资源核心区的“黄金之国推论”主要指蕴藏大量资源,却很容易被征服的地区。[[7]]因此,必须通过在这一地区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同盟,才能确保将此地据为己有,至少防止它落入敌手。“黄金之国”的逻辑认为,对“资源核心区”的排他性掌控可以使己方在物质实力对比中获得优势。为了获得在“黄金之国”地区的排他性优势地位,美苏在冷战期间在中东地区进行了最激烈的、不计成本的争夺盟友竞赛。历次中东战争背后都能找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而这些超级大国“代理人”则可以利用美苏两国害怕失去该地区盟友的心理,不断地以转换同盟为要挟迫使同盟主导国支持其区域地缘战略目标。

  

   第三,在技术核心区的“心脏地带推论”主要指现代国际体系发源地的欧洲部分。[18]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正式迈入“洲级大国时代”。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体系主导权从欧洲“中等强国”向美苏“超级大国”转移。如果说英法霸权时代将中东欧视作影响海陆权力格局演化的“心脏地带”,那么美苏两极格局——后来变为美国单极格局——时代争夺的技术核心区就扩大为延伸至北大西洋沿岸、包含英法德所有“中等强国”的整个欧洲。纵观整个冷战时代,从地区生产总值、安全开支、知识创新到金融信贷四种结构性权力,欧洲地区都是最能影响美苏两大同盟体系权力分配的力量要素。[[8]]

  

   “技术核心区”居于三大核心区之首。它是两大同盟集团最敏感、也最具进攻性的地区。两次世界大战均源于欧洲。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在于技术对产业升级、生产效率提高、能源结构优化、资源机动性增大等起着决定性作用。控制技术核心区的意义在于,即便苏联可以凭借蛮力并依靠“烟囱工业”再现19世纪80年代那种蛮力经济增长,即便其钢铁比美国多80%,生铁产量是美国的200%,发动机产量是美国的5倍,如果它不能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去适应一个日益建立在以硅晶和软件产业为基础的新时代,就算传统重工业烘托下的GDP增长再多,也会因日益拉大的技术代差而愈发脆弱。[[9]]309-310

  

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均对“技术核心区”——欧洲地区——的权力波动均异常敏感。除了发生在美国后院的古巴导弹危机外,两次柏林危机是最有可能导致美苏不用“代理人”——朝鲜、越南、非洲、美洲和中东地区美苏为了避免直接对抗都采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而亲自走向超级大国对抗前台。鉴于欧洲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美苏两国在压力允许的范畴内均对地区盟友的诉求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和满足。美国方面对北约盟友的经济援助与安全承诺自不待言。即便是依靠权力构建的“权威型同盟”,苏联对华约盟友的经济扶持也是不遗余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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