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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永军: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更新时间:2019-08-06 00:12:05
作者: 傅永军  
道德行为必然与意志自由相关联,道德法则是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的因果法则。而后一种结果直接将归责难题呈现在人们面前:如果自由只属于理智世界成员,如果有理性的存在者按照道德法则行动完全出于自律意识,而不道德的他律行为总是依据自然的感性原则,被归咎于人的不自由的感性品格。道德法则作为命令对于感性存在者来说,本身就蕴含着不愿意服从命令的可能性,且在人的经验品格中有其根基。这样,道德法则就把“强制”以命令伴随物的方式加于感性存在者身上。而行为一旦成为一种被强制的行为则行为的道德意义必然丧失。如此一来,人们就必须承认,自由意志绝无可能选择违背道德法则的行为,以败坏道德法则。自由地选择不道德行为就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而变得不可理解,而人们不必对非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任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解决归责难题的先验要求

  

   归责难题从内部构成对康德的自由学说的严重冲击,康德必须给予重视。如前所述,归责难题的产生,源自康德对自由可能性的论证采用了感性世界(现象)与理智世界(物自体)相区分的方式。行为的道德性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相关,而行为的非道德性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相关。理性存在者作为自律的行动者,服从道德法则是一种绝对无条件的命令,理性行动者绝无违背绝对命令之可能。除非把不道德行为归责于他律的经验意志⑤,在现有这种论证框架中,康德就不可能对归责问题作出符合其道德哲学旨趣的说明。因为,按照康德的观点,“假如一个有理性的受造者在某个时候能够做到完全乐意去执行一切道德法则,那么,这就会等于是说,在他心中就连诱惑他背离这些道德法则的一种欲望的可能性也不会存在”[6]。所以,人作为理性存在者认自己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就同时意味着他必然服从在自由理念中包含着的理智世界的法则,把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法则视为绝对命令,把行动必须出于道德法则视为自己的义务。相反,感性存在者作为他律的行动者,其经验性的品格使得他必然是基于自己的自然本性而行动,因此,他律意志就是一个有条件的被动的意志,它总是联系着法则的质料内容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对于他律意志来说,它是一种被经验法则所规定的条件性意志,通过当下的感受性将意志与法则联系起来,因此不能被看作一个与道德相关的意志。这样一个受制于感性、受制于经验法则而没有主动性的被动意志如何能作出符合道德责任的行动,又如何能够要求行为者对它的行动命令担负起道德责任呢?

   退一步说,接受将道德责任转嫁给经验的他律意志这样一种观点,似乎能够在康德关于自由可能的现有框架内解决归责难题。但是,笔者的分析将指出,这种解决又会造成另外的理论困境,即把作为实践概念的自由的可能性逻辑与现实性逻辑完全分离,使得自由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而这一点恰恰是康德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前所述,康德对自由之可能性逻辑的证成,从存在论出发,通过将自律的意志和他律的意志分离且分别化约到不同的层面,给出了一种形而上学解决方案。单从功能角度看,无论是从理性层面对自律意志之特征的分析,还是从感性层面对他律意志之特征的分析,这一解决方案均可以分析地推出。一方面,意志自由、道德法则、自律以及立法行动之间的同构关系,使得道德法则和自由之间形成一种循环论证关系,既可以分析地从道德法则中析取出自由,也可以从自由中析取出道德法则。另一方面,被动感性、自然法则、他律以及基于法则质料的行动之间的同构关系,使得用感性的有条件性解释不道德行为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违背义务的存在论基础是因为人的感性存在。这样,在分离框架下,理性行动与感性行动的合法性均可以满足。

   然而,按照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一个存在者同时是理智世界和感性世界这样两个世界的成员,意志自由所立定的行为法则作为一种命令,应当对理性之经验性格的主体也同样具有约束力,所以,即使“我”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也应当服从自由理念中所包含着的道德法则,以便给予自己的行为以道德规定,毕竟如康德所说的那样,“知性世界包含着感官世界的根据,从而也包含着感官世界的法则的根据”[3](426/4:453)。但是,由于康德先验地将理性与它的经验性格区分开来,理性与其经验性格的主体之间的联接就不能分析地完成,而只能通过先天(就绝对命令是先天的而言)综合来完成。这势必会造成这样一种后果:由于感性主体缺乏对道德法则的尊重,它的行为或许会是合乎义务的行为,但绝不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故道德法则与感性主体的行为之间的综合只能借助道德法则的强迫命令来完成。强制对于理性存在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对感性存在者来说则意味着非道德性。正如陈士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存在层面上这先天综合亦可以如此表示:道德上的应然涉及智思世界的成员且同时作为感性世界的成员。因而他使理性的亦是感性的,以智思世界的成员的身份命令却以感性世界的身份拒绝。康德亦从作为命令的应然概念中分析出必然性(Notwendigkeit),这必然性乃强制性(N?thigung)之意。但强制者与不服从者是分别被解释的,只是一个外在的结合——理性的是智思的,不服从理性则是感性的。这种对主体的割裂并不能由定言令式的先天综合来解决的,因为在拒绝义务的意志本身并不包涵任何服从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可能性是在于理性,是在他律意志之外的。因而康德的理解不但未能完作主体的同一性,反而把主体割裂了。”[7]可见,康德对自由的解决不仅没有成功为道德奠基,反倒在不经意间为不道德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辩护。

   由此可知,将不道德行为化约到感性层面,借助对感性的有条件性的分析解释违背道德法则行为的发生,并不符合康德的本意。事实上也是如此。笔者发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道德归责问题不在康德关注的范围之内。此时的康德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解决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康德通过对责任行为和道德法则的纯粹理性特征的分析,将自由设定为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所具有的属性,在形而上学层面解决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问题。这种解决方案由于是将实践自由的可能性与人的存在状态相关联,可以称之为关于自由可能性的形而上学证明。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证明通过人的存在状态的二元划分,在证成自由如何可能的同时,也将潜藏在康德自己道德哲学中的问题突出了出来。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当康德作成此区别后,本应放弃与道德不相应的存在领域的一切关联,随之而来应该是追问这道德领域自身如何可能。但因为此时康德根本不承认违反义务是德性的一个模式,只是把他从道德性排斥到优先的制约性、现象性及意志的他律性等。康德把道德领域归属到自我立法、自由、服从义务等,把违反义务看成道德的彼岸,而且以存在性来解释。因而他的自律与他律等只是现象与物自身区分的变形而已。此时的康德并没有留意到:违反义务的格律之采用亦必须在自动而无条件的概念下才能成立,因而不是经验的而是先天的”[7](57-58)。如此看来,在保持道德独立于经验的尊严的同时,人作为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既必须对自己行动的理由给予充分的说明(服从与不服从道德法则的根据),亦应当对自己的行动担承完全的道德责任,就成为摆在康德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自由选择与道德责任

  

   如前所述,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自由可能性的探讨,取存在论立场,即从自由与准则施予感性对象必然造成冲突这一事实出发,将自由赋予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之上。尽管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但是,此时的康德并没有从存在者的实践能力,即没有从行动者自由地选择准则作为自己行动理由这种意欲能力角度去讨论自由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这就是说,从存在角度对自由问题的讨论所导致的道德哲学中的归责难题,使得康德清楚地意识到,从批判的道德哲学自身逻辑出发,只有从意欲能力角度讨论人的道德责任问题,才能对人服从道德法则,履行义务,或者人不遵行道德法则,做出不道德行为这样两种冲突的道德现象给予理性的证成。这种解决问题思路的改变,使得康德在自由问题上不再坚持一种存在论观点,从世界的二分(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和人的双重存在(感性人和理性人)出发,将遵守道德法则的行为归之于绝对无条件的自律意志,将违反道德法则的行为归之于有条件的他律意志。康德虽然没有放弃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区分,但是却大大降低了这种区分的重要性。他从实践理性出发,要求立足于人的自发性行动的抉择能力去理解自由,即从自愿选择服从道德法则或自愿选择违背道德法则意义上解说自由,并据之讨论道德责任。这构成了《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讨论自由问题的基础性命题,从而规定了此阶段康德讨论自由问题的方向。

   从道德行动者的自由抉择出发,讨论人的道德责任,意味着康德对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作出了一种新的理解。自由指称着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在这里,责任的主体是自由行动者,责任的对象是自由的行动以及自由行动所需符合的道德法则。人的行动的道德性是因为行动的主体自由地让行动出于道德法则,而不道德行为同样是自由地选择不遵行道德法则的结果。行动者违反道德法则的意志亦必须是绝对无条件的,因为假如行为者是为条件所制约而不自由,则其意志本身只相关于行为者的自然本性而与道德无关,对行为性质的道德评价就失去了可能性、价值以及意义。由此产生的直接的理论后果至少有两个。

   第一,道德行动可能的无条件性要求并不是其道德性的必要的理性根据,履行义务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只相关于意志与道德法则之间出自纯粹动机的自由抉择。道德行动可能的无条件性要求并不等同于道德的,无条件性要求只是检视行动道德性(或者说进行道德批评)的最高条件。行动的道德性的根据与行动者的自由选择直接相关。

   第二,行动者的善良意志是行动者选择道德法则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的主观根据。就道德必然要表现为一种实践现象而言,行动者的善良意志无所谓道德不道德。道德是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无条件地契合造就出来的实践现象,完全是行动者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行动是因为其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自由地服从或不服从)而有了道德价值和意义,它与纯粹的动机和行动的表现有关,但既不是因为纯粹的动机(它只是道德行动成为可能的主观根据),也不是因为行为者的行动表象(哪怕行动的表象表现出符合道德法则之特征,如康德所说的“童叟无欺”)而成为道德的实践现象。自由才是人的道德行动的根据,也就是善的根据,由此决定了行动者对其行动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

   这样的两种理论后果将康德道德哲学的重心引向如下问题:道德行动主体的意志自由与行动选择及其责任要求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由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已经理据充分地论证了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同构关系,给出了判定一种行动之为道德行动的标准,所以,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的主要任务是探讨人作出道德行动选择和不道德行动选择的根据,或者说,善与恶在人性中的根源,以便为道德批评敞开可能性,解决道德归责难题。从道德哲学角度说,康德的“人性论”的主题便在于此。

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人性论”是一种道德动力学,它探究人性⑥中存在的驱动人们自由地选择某种行动的主观根据。按照康德的观点,尽管人的本性中有着朝向善的禀赋和趋向恶的倾向,但是人并非天生就是善的或者恶的。善、恶既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经验现象、一种行为的后果,也不能想当然地被解释为人的自然本性。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善的(或者是恶的),总是因为这个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性质符合(违背了)道德法则,因而让人可以理性地推论出其内心中不仅存在善(恶)的准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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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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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道德与文明》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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