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铁青:论叶燮对韩愈诗歌的独特定位

更新时间:2019-08-05 23:40:04
作者: 李铁青  
张际亮也重视“志士之诗”,并认为这类诗流传更加深远,而韩诗正是“志士之类”的典范。

   结合韩诗的题材内容来看,“志士之诗”的定位是符合实际的。从诗学承传上看,叶燮之“志士之诗”与司马迁之“发愤著书”、韩愈之“不平则鸣”、欧阳修之“穷而后工”可谓一脉相通。就诗学意义和影响来看,“志士之诗”的提出,不仅拓宽了诗歌类型划分的范围,也更新了对韩愈诗歌的认识。

  

   三、奇与平的有机统一

  

   苏轼在评析韩愈与柳宗元的诗歌时指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15](P2109-2110)认为韩诗“奇险”有余而“平淡”不足。

   在叶燮之前,有很多人就已注意到韩诗具有“奇”的特点。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云:“愚常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16](P196)张戒《岁寒堂诗话》曰:“退之喜崛奇之态。”[17](P18)又曰:“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奇崛,无施不可。”[17](P55)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韩退之亦有之。”[18](P114)叶燮同样注意到韩愈诗歌有“奇”的特征。他在论诗时多次用到“奇”,还提出“奇险”“奇矫”等。具体到韩愈,叶燮明确指出:“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7](P68)又云:“其怪戾则自以为李贺,其浓抹则自以为李商隐,其涩险则自以为皮、陆,其抝拙则自以为韩、孟。”[7](P224)叶燮在这里指出了韩愈诗歌呈现出“奇奡”“抝拙”的特点,并把韩愈与李贺、孟郊等韩派诗人联系在一起看待。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了韩愈与李贺、孟郊等在诗风方面存在的相互影响,也反映出崇尚“险”“奇”“怪”是韩愈当时及此后一段时期内较为普遍的诗歌追求。故而“奇奡”诗风的显现,是韩愈及韩派诗人应对陈言而进行诗歌革新的自觉选择。

   不过,叶燮还指出韩诗做到了“奇”与“平”的有机统一。这涉及到叶燮对韩愈诗风的另一种新颖理解,即叶燮是否会因大力肯定韩愈而全盘接受韩诗的“奇”呢?《原诗·外篇下》云:“李贺鬼才,其造语入险,正如苍颉造字,可使鬼夜哭。……‘奇过则凡’一语,尤为学李贺者下一痛砭也。”[7](P382-383)告诫学诗者在学习与具有“奇奡”特点的李贺诗歌时,万不可过于追求“奇”。“奇过则凡”为学诗者之箴言,实乃包含对“过”的两层把握:一为错误之“过”,所谓过于求奇难免会产生“务趋于奥僻,以险怪相尚”[7](P241)的弊习;二为转变之“过”,所谓真奇之诗往往是平淡的,“奇过”则自然归于“平淡”一途。《南疑诗集序》对此有精到论述:“语有之:绚烂之极,乃归平淡。予则以为:绚烂、平淡初非二事也。真绚烂则必平淡,至平淡则必绚烂。……客子历观古今诗家之变态,穷此中自得之性情,久之而为得心应手之作,见者破骇其忽事于平淡。不知其平于辞不平于意,淡于句不淡于才,平淡在貌而绚烂在骨。人谓客子善变,而实非变也。”[6](P86)叶燮以苏轼《与二郎侄》中对“绚烂”与“平淡”的论述为引[15](P2523),提出了他对于这二者的独特认识。与苏轼强调绚烂之“极”方归平淡有所不同,叶燮则指出绚烂与平淡“初非二事”,更注重二者间的辩证关系,所谓“真绚烂则必平淡,至平淡则必绚烂”。因而他这里虽没有明确指出韩愈诗歌也具有平淡的特征,但结合前论韩愈“诗变八代之盛”“志士之诗”,以及对韩愈力大思雄、因时善变的肯定来看,他对韩诗的绚烂与平淡是有一定认识的。韩诗主奇奡,可谓“绚烂在骨”;韩诗也兼有平淡的一面,可谓“平淡在貌”。可以说,叶燮已认识到“平”与“奇”既是两种对立统一的表现技法,也是两种不同的诗歌风格。一方面,他注重以“意胜”来把握“平”与“奇”。对于“平”,他强调是辞平而意不平;对于“奇”,他反对“本无奇意,而饰以奇字”[7](P110)的做法,认为“韩诗用旧事而间以己意易以新字者”[7](P292)。后来其弟子沈德潜对此有所发挥:“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19](P332-333)另一方面,叶燮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提出“诗无一格”,平与奇皆可为诗:“所以平奇、浓淡、巧拙、清浊,无不可为诗,而无不可以为雅。诗无一格,而雅无一格。”[6](P103下)

   对此,莫砺锋在《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一文中不仅对“平淡”与“平易”进行了概念界定,主张“使用‘平易’而不是‘平淡’”,但也承认“‘平易’一词有时相当接近于‘平淡’的意思”[20](P146),故其文对二者多有互用,且在结论中指出:“韩诗有奇险雄鸷与平易质朴两种倾向,这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所联系,有所统摄的。韩愈本人认为诗歌艺术应由险怪归于平淡,他的创作实际也大致体现出这种变化轨迹,但是尚未达到平淡的极境。”[20](P160)莫先生的见解虽很独到,但似乎主要区分了“易”与“淡”之别,而没有像叶燮那样把重点放在“平”上,既看到韩愈诗歌“奇”之一端,又兼及“平”之一端,所谓“种种两端,不可枚举”[7](P245),“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方全其美”[7](P242)。这或许正源于叶燮既是一个“两端论”者,也是一个“相济论”者的缘故吧!

   由上可见,叶燮对韩愈诗风的把握是合理、新颖的。这既归功于他对韩愈及韩派诗人间相互影响的熟稔,也归因于他强调要以“我”与“创”的有机结合来会心读解、阐发韩愈的诗歌风格及内在精神。例如,他主张“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许读韩、苏之诗”[7](P292),倡导“昔人可创之于前,我独不可创于后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则司马迁,诗则韩愈是也”[7](P464)。正是在这种重真“我”、主独“创”的诗学精神指引下,叶燮超越常见,发现了韩愈诗歌具有奇与平统一的独特风格。

   总之,叶燮以“诗变百代之盛”“志士之诗”“奇”与“平”的有机统一来认识韩诗,反映出他的诗学卓识,有助于深化对韩诗的认识。叶燮立足于诗坛现状,毅然扛起救弊和革新的大旗,从“理、事、情”与“才、胆、识、力”等一般观念和范畴出发,坚持两端论与相济论的统一,力起衰而重变盛,尽扫浅说,力去陈言。叶燮以韩愈为宗,力图还原当时的诗歌情境,读出了韩愈诗歌中的“不得已”,可谓“会其指归,得其神理”[7](P104)。同时,叶燮坚持评、论、创三位一体,把评析韩愈诗歌与创作践行结合起来。《已畦诗集》中就有多首用韩愈诗韵的诗歌,不难看出叶燮对韩诗发自内心的推崇。如《壬戌九月十六日吴孟举集同人鉴古堂限昌黎酬卢司门望秋作韵》云:“王风蔓草哀怨起,六义陈陈阁荒函”“唐宋元明均冶铸,更追八代挥斤劖”“莫言觞咏泥小道,俯仰宇宙通至諴”[21](P279),学韩的痕迹相当鲜明。此外,即便是论述为官之道,叶燮也常引韩诗来立论,其云:“韩退之有诗云:‘驽矢前驱烦县令,里门先下敬乡人’,是可为居乡者之法。”[22](P653)不难发现,叶燮是把韩愈作为“英雄”来取法的。海德格尔在《什么叫思想》一文中曾指出:“我们把自古以来、因而总是不断给予思想,并且先于一切地、因而永远给予思想的东西称为最可思虑的东西。”[23](P137)对叶燮而言,韩诗正是“最可思虑的东西”。以韩诗为理论资源,叶燮望古制今,独创生新,也成就了他清初伟大诗论家的地位。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579.html
文章来源: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