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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张宏艳: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

更新时间:2019-08-05 00:07:40
作者: 赵世瑜   张宏艳  

   内容提要:关于明清时期宦官的研究,以往史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入手,探讨宦官干政及其与皇权的关系。本文从黑山会这样一个宦官的祭祀组织出发,探讨他们塑造刚铁这样一个宦官祖神的意义,从新的角度理解宦官政治,并进而探索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角色。

   关 键 词:刚铁  黑山会  宦官政治  民间社会

  

   明代的宦官干政之重,与清代宦官的束手,恰成鲜明对比。但无论明清,由于宦官的出身、来源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具有比较独特的社会身份,既与宫廷显贵、又与民间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等方面也与民间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试图摆脱以往对宦官所进行的政治史研究——即注重宦官干政及其对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干预,而以一个个案为引子,对明清宦官的问题从社会史角度做一点探索。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民间祭祀组织形式与活动,发现宦官政治的一些新线索,达到“自下而上”反观历史的目的。

  

   一 刚铁的故事

  

   1949年底,新中国政府在北京筹建烈士公墓,墓址确定在八宝山。那里原有一座褒忠护国寺,当时还住着许多宦官,所以当地人俗称其为“太监庙”。选址的干部曾向一个宦官询问这处所在的来历,后者回答说,明永乐时因司礼太监刚铁之墓在此,故赐建祠庙。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中,正有跨度为明清延至民国的约23通碑刻资料提及这个明代宦官刚铁,以及与他有关的宦官组织黑山会,成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基本凭依。

   据碑文所载,刚铁其人乃明朝开国元勋,初侍从太祖朱元璋征伐,继而随成祖朱棣靖难有功,死后官葬黑山会,岁时享祭,并建有祠庙——护国褒忠祠。自明至清,宦官对刚铁颂扬奉祀,对护国褒忠祠屡加修缮。在这里留有诸多我们熟知的宦官和朝臣的名字以及他们和民众的活动轨迹。然而恰如香港学者梁绍杰撰文指出的那样,在碑文中得到高度评价、并得到明清两代宦官烟火不断地崇祀的刚铁,在明代却不见经传,碑文中对他的描述或与史实不符,或根本无从查考。徐阶在碑文中怀疑是“谋夫勇将以及心膂之臣,往往有史氏所不及载”的缘故,而刘若愚则在《酌中志》中怀疑是大内误祭了辽代的“番将军”。以至梁绍杰假设刚铁有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事迹则可能取自史传多见的永乐朝宦官狗儿王彦,纪念他的褒忠祠成为类似宦官的“祖庭”。而这个造史的过程,大约始于嘉靖,出自当朝宦官对嘉靖裁抑宦官的反弹(注:参见梁绍杰《刚铁碑刻杂考——明代宦官史的一个谜》,载赵令扬审订、梁绍杰辑录《明代宦官碑传录》,香港大学中文系,1997年,314页。 同名论文曾载《大陆杂志》91卷5期(1995年11月),9—25页。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陈学霖教授寄赠,特致感谢。)。

   除了一些有关北京的地志的简略记载之外,上述23通碑记是讲述刚铁及黑山会故事的主要资料(注:据上书,梁绍杰只辑录了有关的16通碑刻,其未加辑录和利用的7 通分别是:清同治九年《白衣庵碑》(白衣庵为黑山护国寺之下院,在今阜城门内白塔寺南能仁胡同)、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会护国寺碑记》(潘祖荫撰)、光绪七一十二年《护国寺题名碑》、光绪二十年《故宦官题名碑》、宣统元年《刚铁祠碑》、宣统三年《张兰福感德碑》和民国三十六年《信修明自述碑》。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册,213页;第84册,52页;第90册,208页;第87册,87页;第90册,9、112页;第100册,115页。)。据明刻《刚铁墓碑》,上书“洪武年开国元勋正承奉刚铁之墓”,估计为较早的碑(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41页。),此碑并未明确将其与朱棣联系在一起。据刘若愚《酌中志》载:“京师墨(当为黑——作者注)山会地方有赠司礼监太监刚公讳铁之墓焉。……按,刚太监坟,大冢一,其石碣差古,书‘燕府承奉正刚公讳铁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则书‘赠司礼太监某之墓’,概似后人所立者……”(注:刘若愚:《酌中志·见闻琐事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204页。 )此处所记则把刚铁与朱棣联系起来了。按洪武三年设王府承奉司,有承奉一人,承奉副二人;洪武四年申定王府官制,承奉正正六品,副正七品(注:见《明史·职官志三》、《明太祖实录》卷64,洪武四年四月己丑条。)。一般来说,墓碑上所书官职应为墓主最后和最高的官职,因此即使刚铁确有其人,他在生前也不会担任过司礼监太监(注:对此,刘若愚已有质疑。他说:“近年修坟所勒碑文皆曰公有靖难犁庭等功,按碣称‘承奉正’,是成祖未正大位时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难犁庭等功,则自有别衔,岂仍以‘承奉正’勒碣乎?”见刘若愚《酌中志·见闻琐事杂记》,1994年,204页。)。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洪武六年六月乙卯,朝廷任命内官金丽渊为秦王府的承奉,李清为承奉副,刘寿、吴祥、刘旺、潘亨为晋王、燕王、楚王和靖江王府的承奉副(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1722页。)。这应是首次任命王府内官,其中只有秦王府任命了正副承奉,其它四府仅有承奉副,而燕王府的承奉副为吴祥,刚铁之名未列其中。

   有明确年代记载的第一块碑是明弘治八年的《重修黑山会坟茔碑》(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35页。),从碑额来看,只不过是个墓地的记事碑,与刚铁的关系还不大,但就是在这里,出现了“处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的说法。直到嘉靖十年的《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中,刚铁的事迹才突然丰富起来,记述了他的交阯血统,洪武时“参侍帷幄”,常从太祖征伐,后封为燕王府承奉,曾随朱棣起兵靖难、征漠北,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等等故事(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4册,191页。)。太祖亲自参加战斗到吴元年(1367 年)后 就基本上绝迹了,此前他身边是否已有交阯籍的宦官还是疑问。以后,万历元年杨博所撰《重修黑山会司礼监太监刚公护国寺碑记》中,又增加了他在靖难之役中“亲犯矢石,首擒平保”及随成祖“北征瓦剌,智压阳和”的细节(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3页。)。所谓“首擒平保”,应是指靖难之役中夺取永平、 保定的战役;而“北征瓦剌,智夺阳和”,应指永乐十二年成祖亲征瓦剌,但阳和之役似未见于史载。有趣的是,此碑文中并未提及刚铁在太祖时的任何事迹。

   附带说,交阯籍的宦官一般是永乐以后征入宫内的。“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注:《明史》卷304 《宦官一》。关于著名的宦官兴安、陈谨、金英以及谢徕、梁端等人的籍贯,《明史》俱缺载。查他们的碑记,知道他们都是永乐五年前后来自交阯的。),这当然指的是永乐五年至十二年前后征交阯的事。如果刚铁与此有关,那么就与太祖朝事及靖难、北征等事没有干系了。

   除此两碑之外,其余各碑对刚铁其人其事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谈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宦官如何修复这个特殊的地点,实为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有徐阶所撰《护国褒忠祠记》解释说,“而前碑不克详其事者,由史事之遗之也”(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6册,139页。),也暗含怀疑之意。我们遍检各碑,发现只有5通碑把刚铁与太祖朝联系起来:附弘治八年后《刚铁墓碑》,上刻“洪武年开国元勋正承奉刚铁之墓”;嘉靖年间《刚铁墓碑》,上刻“洪武开国元勋司礼太监刚公讳铁之墓”;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刚公墓记》、嘉靖三十年《黑山会护国寺碑记》亦载,“皇明洪武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祠墓”;及万历二十年《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其中王家屏撰文中有“时则有若刚公者,始从高皇帝廓清中原”之句。其余各碑都只提他与太宗朝的关系。可以说,碑记撰者对于刚铁的来历出身实在没有把握,大约谨慎一点的人认为将其与永乐朝联系起来更可靠些。

   梁绍杰根据信修明回忆录提供的线索:刚公“小字狗儿”,找到同样名为狗儿的明初宦官王彦。他将万历元年《黑山会司礼监太监刚公护国寺碑》所载刚铁事迹同王彦事迹进行类比,得出结论,刚铁事迹绝类王彦:“在目前我们所能考见的成祖内臣中,的确也只有狗儿的功绩,可以与各碑所述刚铁的勋劳匹配。”同时,“辑录者推测刚铁实无其人,至于他的传闻,是以狗儿的事迹作蓝本堆砌出来的,跟云奇一样,大概都是嘉靖年间的宦官刻意塑造出来的。”(注:梁绍杰《刚铁碑刻杂考——明代宦官史的一个谜》,302、68页。 )他猜测“刚铁”只是个“托名”,但究竟是谁的托名,就语焉不详了。

   显然,刚铁绝不会是王彦本人的托名,因为王彦的葬地就在北京昌平的桃谷口,还在那里修建了规模很大的寺院,赐额广宁寺,并由“三杨”之一的杨荣撰写碑记(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100页。),完全没有必要借刚铁和黑山会来传名。 综合来看,刚铁事迹与王彦相类的亦不过是笼统的“亲犯矢石”、“北征瓦剌”、“功高无匹”等,而具有如此勋劳的明初内官不仅王彦一人。如果与碑文中所记刚铁的功劳做简单地比附的话,在靖难之役及北征蒙古过程中战功卓著的宦官还有刘通、刘顺兄弟,王安、郑和、孟骥、李谦、云祥等多人。另有赵琮“早以俊秀,于洪武间选入内府,侍太祖高皇帝,小心慎密”,在太宗时又“随驾征迤北,命公前锋”(注:《明故神宫监太监赵公墓志铭》(刘宣撰),载梁绍杰前引书,31页。),生平事迹都有详细记载。相反,凡记述刚铁的事迹皆似是而非。如“劝上恭默求贤”,使成祖得姚广孝,于史无征;说他在靖难之役中“首擒平保”,不知究竟何指;至于说他“北征瓦剌,智夺阳和”,当时明军出万全向西北行,在今乌兰巴托以南(忽兰忽失温)与瓦剌交战,而阳和口在京师正西,大同以北的长城线上,明在此设阳和卫,是自己的地盘,不可能有“智夺”的说法。

   另有一个故事也强化了刚铁在靖难之役及北征蒙古中的武功。崇祯时人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记载:“铁从长陵靖难,把百斤铁枪,好先登陷阵。枪今存寺中。”(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6《罕山》,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279页。)到清康乾时励宗万《京城古迹考》中载,“惟有刚铁墓,则享堂画像戎装,旁植铁叉,长曰一丈,重八十余斤……僧云:‘铁叉久贮库,此照式铸立,以表厥勇者’”(注:励宗万:《京城古迹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21页。)。刘、于二人将黑山会的地点搞错,足证二人并未亲历其地,对此,梁绍杰已经考证。使百斤重的铁枪更是神话。况且此枪在清初已然不存,“至(康熙)二十年,所用器物一件皆无”(注:《京城古迹考》,21页。)。康熙二十五年马腾蛟为会首,“独捐己资置办诸样器物”,其中就有“弓箭一副架全,三股叉一柄架存”(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5册,182页。)。 可见励宗万日后所见、和尚言之凿凿的东西乃是后人新造,枪也变成了叉。

所以,除了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之外,其余碑刻文字的名称都是祠记、寺碑记,而不像别的宦官留下的都是墓志铭或者墓志、墓表;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这个地点及建筑物,而非这个人。看起来,如果刚铁确有其人,那他要么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要么就是一个完全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者干脆并无其人。假如是神秘人物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不见经传和无其人对我们的意义都是同样的。这样,附会在他身上的所有事迹便是从明初诸多宦官功臣那里综合而来的。后代宦官利用记载不详的刚铁,编造出利于自己的故事,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元勋神话。然而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各版本所宣扬的重点不尽相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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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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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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