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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张宏艳: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

更新时间:2019-08-05 00:07:40
作者: 赵世瑜   张宏艳  
而藉祠以存寺”(注:《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七·寺观二》引龚景瀚《游大慧寺记》,548 —549页。)。将此与刚铁祠寺的情形相较,颇有类似之处。 张佐来自世宗潜邸,可能对世宗的宗教态度比较了解,因此怒斥建佛寺之非,后来祠寺并存,亦不妨被视为类似大慧寺那样的崇佛与崇道之间妥协的结果。

   其次,它反映了儒家士大夫与大众流行观念在礼制上的冲突。祠堂往往是纪念真实人物的,而寺庙是祭祀神灵的,而且可能发展为偶像崇拜。洪武初年礼制曾对后者严加防范,但日后民间日益冲破礼制的限制。所以张佐改寺为祠,徐阶做《护国褒忠祠记》,并以略带轻蔑的口吻说,“祠为堂若干间……又其旁有寺,屡圮而葺”,都是表示对建寺以守的不同看法。万历十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复寺,拓祠会之制”,次年王家屏在所撰碑记中还专门做了解释:“佛寺之复,匪崇异教,惟是真武助顺,三犁奏功,信符感之不虚,明神人之一宗。爰作佛曲,大士罗汉,显现云表。此文皇神道之教,而刚公往所钦承者。先寺后寝,倘亦礼公严事圣祖之心如一日乎!不然,岂谓清梵贤于祠官之祝,而辄因公以彻冥福哉!”

   最后,刚铁祠寺的发展也说明了大众流行信仰对儒家原则的胜利。寺虽然是后建,而且是为保护祠堂而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刚铁的祠堂反倒成为护国寺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家屏所撰碑题为《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已经说明这种情况;到宣统三年的《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中,则是“凡彩画者则有灵福殿、三世佛殿、天王殿与褒忠祠”(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0册,94页。)。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还说明,刚铁作为对明朝社稷有功的人的形象在日益褪色,而作为宦官群体、或甚至一般人的保护神的形象在逐渐凸显。这一方面体现了王朝更替的事过境迁,另一方面则亦符合民间造神过程的一般轨迹。

   自麦福、高忠奠定了刚铁祠寺的基本规模,“殿宇房屋计五十五间座”,以后双陆续有人在这里锦上添花。如万历元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除“重修鼎新”之外,“复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区,以为崇奉香火之资”;万历十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除重修之外,“至营房山县,资修山厂一区、庑十余楹,又置依寺地六十亩,庐守祠者,以供佛及公”;万历三十五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孙隆等人也“建舍置地”。由此入清,在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时均有多次重修更新之举,其中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中记载,“灵福殿东西配殿六间,牌楼一座,则今之所增建也”(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4册,52页。),是规模较大的一次扩建行动,而此殿大约就是在原灵福寺的遗址上修建的;宣统三年,长春宫总管张兰福(字祥斋)在此创建同仁院,因闲散太监生活无着,所以“募得共七万余金,筑院之余,存储生息,以为长年经费,俾闲散之贫老者居于斯,养于斯,终于斯,殡于斯”(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0册,112页。)。不过这一新建筑, 已与刚铁祠寺的原有功能没有直接关系。

   但有关刚铁祠庙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

   道光十九年,国子监司业单懋谦撰写的《重修护国寺记》竟以《重修黑山神祠记》为题,起首就说:“黑山神祠,不知建于何时,或曰始于明。祠自武圣殿、山神殿外有所谓天王及佛、菩萨诸殿,其西又有褒忠祠,自明以来,屡有兴废。”(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0册,181页。)与明嘉靖二十九年麦福、 高忠重修的结果相比较,当时新造的护国寺有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伽蓝堂、祖师堂等;而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会护国寺碑记》讲“黑山神祠,相传建自前明……爰谋于同志,醵金庀材,克相有神,厥功告成。其灵福殿、三世佛殿、山神殿、武圣殿、天王殿,皆即旧基而新之者也。”可见所谓黑山神祠,乃是原护国寺增添了武圣殿、山神殿和灵福殿,从一座佛寺变成了具有佛道二教杂糅特征的山神庙。

   由于各碑文中未对明代护国寺各殿中供奉之神做详细交代,因此猜测原来的伽蓝殿中可能供奉有关羽,因为他曾被封为佛教的护法伽蓝,他的武将身份也可与刚铁的战功故事协调起来,入清后这里就逐渐变化为武圣殿。原来的祖师堂不知供奉何神,不知是否有可能是供奉刚铁?因为祭祀组织即称之为“刚祖”;也有可能是供奉已故历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等人的灵位,因为《帝京景物略》卷6 《罕山》曾记载“铁后凡掌司礼者,祀寺左堂”。入清后,当年司礼监的赫赫声名已然灰飞烟灭,这里就被改造为山神殿。当然,这些推测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明。

   此外,据刘若愚记载:“京师黑山会地方,有赠司礼监太监刚公讳铁之墓焉,寺中藏有遗像三轴,皆曰靖难时有功之太监,至今宛平县有祭。凡掌司礼监印者,继续修葺。又曰三义庙,概祀先主、关、张君臣也。其五虎将军像、庞士元先生像,皆先监掌印时,令经营内官率塑将往钟鼓司仿汉时装束服饰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传也。”(注:《酌中志·见闻琐事杂记》,204页。)另外,《日下旧闻考》卷104亦载:“黑山会今并无灵福、延寿二寺名,惟三义庙亦称护国寺。”在明清各碑文中,这里并没有出现过三义庙的名称,但由于黑山神祠或护国寺的神谱在佛教诸神外,还有忠义之神武圣关羽,可能其伽蓝殿或后来的武圣殿中确塑有刘、关、张的塑像,而民间对关帝的热衷,远超神化了的宦官刚铁和释迦牟尼,因此以讹传讹,使其俗称“三义庙”,从而出现了又一次“喧宾夺主”,这也又一次说明大众流行信仰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成功改造。

   刚铁祠庙的沿革变化说明了什么呢?在旧寺的废墟上,别有用心的宦官建起了刚铁祠,制造了有关刚铁的神话;其后,有宦官建寺以代祠,又有宦官移寺而复祠,最后是二者合一,祠、寺均为刚铁而建。明清之际,寺的部分被改造为黑山神祠,而在民间,寺内的关羽得到空前凸显。这样,刚铁祠庙日益民间化,即在褒忠祠的昭忠意义之外,又增加了信仰的功能。实际上,正是这种信仰的功能与忠君思想的汇合,维持了这座刚铁祠庙在明清两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这里万变不离其宗的“宗”,就是宦官政治这条主线。虽然刚铁祠庙的民间化过程与宦官势力的衰落过程同步,刚铁祠庙的建设却始终是为宦官政治服务的。刚铁神话的创造、维护,甚至改造,都应该服务于宦官势力的某种特殊目的。这些,我们从上述沿革变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四 宦官的故事及其它

   如前述,碑文曾记载刚铁为燕王府的承奉正,这是王府内官中品秩最高,权限最大的人物。在弘治八年以后各碑中,刚铁又被说成是明代权力最大、品秩最高的宦官——司礼监太监。就碑文所载,历代对刚铁祠加以修葺的内官也多为司礼监太监。这可以说是明中叶司礼监于宦官行政系统中脱颖而出,掌握最高权力,司礼监太监作为权宦出现的表征。而杨博、王家屏、徐阶、冯有经等高官甘愿为其撰文颂功,也说明了明中叶以后宦官社会地位的高扬。

   但是,在所有碑文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那些在明代历史中最臭名昭著的太监的名字。比如王振、曹吉祥、汪直、梁芳、李广、刘瑾、陈增、魏忠贤等人,似乎都对这个宦官的“祖庭”不感兴趣。相反,为刚铁祠庙尽了大力的,多是史传中较有好评的宦官。

   关于正统时太监李德(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 《内臣李德》记载,景泰初,镇守浙江太监李德上书,说王振的爪牙马顺、王贵等罪犯,应该由皇帝亲自处理,群臣在皇帝面前一起将其打死,是“变祖宗法度”,“悖礼犯分”。这种说法立刻引起于谦等众大臣的愤怒。从理论上说,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确有为王振党羽说情之嫌。但即使此李德即本文中之李德,也还不能判断此人的倾向。)、弘治时太监黄珠,史料中没有什么记载,但成化时司礼监掌印太监覃昌却深得宪宗信任,曾赐其象牙图书两枚,文字为“忠诚不怠”和“谦亨忠敬”;又赐其金、石图书各一枚,文字为“才华明敏”、“补衮宣化”(注:《弇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一》,1728页。)。在他之前的司礼监太监怀恩是被《明史》本传称赞为“性忠鲠无所挠”,使“正人汇进”的君子,当阁臣弹劾汪直时,宪宗使怀恩、覃昌、黄高去斥责阁臣,但后者却对阁臣表示同情,暗示他们“倘上召问,幸勿变前言”,并回奏劝说宪宗罢西厂(注:《弇山堂别集》卷92《中官考一》,1761—1762页。)。后来在碑文中留名的司礼监张佐、麦福、黄锦等人,在《明史》中的评价是:“世宗……即位后御近侍甚严……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注:《明史》卷304《宦官一》。)

   万历年间对刚铁祠庙出力的司礼监太监是冯保、张诚和陈矩。冯保和张诚是两个褒贬不一的人物,前者与张居正相勾连,权势极大,《明史》本传说“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同时也说他“亦时引大体……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关于张诚,《明史》上只是说他在万历十二年代掌司礼监,十八年取代张鲸掌东厂。到二十四年时,“以诚联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侄皆削职治罪”(注:《明史》卷304《宦官一》。 ),并没有说其他方面的问题。沈德符说,“张诚自张鲸失权,遂兼管厂印,凡八年。号称驯谨,政府与交欢无间。即科道诸臣,亦无以骄恣议之者”。所以后来因他弟弟与贵戚结亲被神宗贬斥,“穷困以死。然士大夫或以为罪不辟辜”。由于“上素憎臣下交结外戚”,所以他弟弟张勋被杀,“识者冤之”(注:《万历野获编》卷6《张诚之败》。)。 陈矩则被《明史》本传称为“为人平恕识大体”,在国本之争中保护沈鲤等人,对矿监税使的活动持不赞成的态度,为一些受冤屈的朝臣平反出力,可说基本上是正面人物(注:跟随陈矩“捐俸助工”的还有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孙隆,此人曾负责苏杭税务,激起民变。但传他曾在杭州岳庙铸秦桧夫妇、万俟、张俊四人跪像(李乐:《见闻杂记》卷6),说明他还是辨忠奸、识大体的。)。

   如果不是偶然性所致,那么是这一批宦官而非另一些宦官在这里留下姓名,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况且,这些宦官不仅基本上是司礼监的系统,而且某些人间还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如张诚为覃昌门下,陈矩为高忠门下,等等。所以,面对王振、汪直、刘瑾这样大权独揽的宦官,面对皇帝对他们的宠信以及朝臣和舆论对他们的反感,对什么是“忠”、什么是“护国”,这些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他们借机塑造出一个“忠心护国”的形象,并围绕刚铁这个形象表达他们自己的理解,以示与那些宦官不同的行为态度。

   如前述,当我们仔细阅读碑文,就会看出碑文歌颂的并不完全是刚铁,而是修建刚铁祠庙的这些宦官,是这些宦官借杯中之酒浇胸中块垒。

   在经历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干政之后,公众舆论已对宦官集团不利。因此最早的弘治八年碑立即表示,重修黑山会坟茔是为了“使民归厚而勉于忠”,黄珠、覃昌等的用心,“其亦异于恒哉”!到出现刚铁故事雏形的嘉靖十年碑中,更表示张佐等人的做法是为了“妥幽灵而慰忠魂,报功德而昭国典”,“意忠义之在人心,古今同然也”。宦官们渴望通过对刚铁的颂扬来证明自己对皇帝和国家的确是忠诚和立有功勋的。

在所有与刚铁有关的碑碣中,嘉靖三十年一年之中竟留下了三通,应该说也是奇事。其中《流芳碑记》颂麦福、高忠二人忠孝贤良、为国舍家、荐拔贤能、不骄谦下的品行。另一徐阶亲撰碑文则说,“仰惟皇上神功圣德,增光二祖,麦公、高公同出而受眷知,侍帷幄,勋劳行能,亦与刚公后先相望……刚公之功赖二公以益彰,二公之贤因刚公以不泯,皆可为后劝也。”之所以如此,在于嘉靖朝宦官势力遭到压抑,而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中,高忠所统率的京营溃不成军,所以九月俺答兵退之后,就将高忠的京营提督罢免了,并将十二团营改为三大营(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9《庚戌之变》。)。京营的腐朽固然不能全由高忠负责,但此时也应正值他失意之时。十一月,高忠与麦福即来此修庙,当然有求神赐福保佑之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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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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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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