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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张宏艳: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

更新时间:2019-08-05 00:07:40
作者: 赵世瑜   张宏艳  
通过对故事的剥解,我们可以透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求。

  

   二 黑山会的故事

  

   黑山会之所以知名,当然还在于刚铁故事的流传。清代志书关于它所在的地点记述之误,已见诸梁绍杰的考证,不赘述。但黑山会作为刚铁以及其他许多宦官的葬地,在记载中还是存在一些令人疑惑之处。

   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中说:“处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兹后内官内□葬此者不下百数冢。”《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则说:“因命择佳地赐葬,得都城西距十八里许黑山会之原。”到清乾隆五十三年赵秉冲所撰《重修褒忠祠碑记》中,则发展为“公之祠堂,建于明永乐初年”(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5册,101页。 )。明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说的就更早:“灵福寺……洪武末,择为功臣刚铁太监葬所。”(注: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出版社,1961年, 197页。)众所周知,明初建都南京,至永乐十九年才正式迁都北京,三年后成祖即死于北征的归途。如果刚铁长期效力于太祖、太宗,并死于永乐年间,那他应长期居住在南京大内才对,为什么却在北京选择葬地?另一种可能是,刚铁确曾为燕王府内官,并死于洪武时燕王就藩北平期间,但这样他与靖难及北征的关系就纯属子虚乌有了。即使如后者,大批宦官死后葬在此地,应该是永乐末年迁都北京以后的事,尤应在仁、宣、英宗时期,因此黑山会这个地方,不可能在永乐时期就成为宦官的圣地。天顺元年,英宗复辟,为王振在智化寺立旌忠祠,据王世贞说,这是“内臣立祠之始”(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中官考一》,1731页。)。按王世贞为史学家,考据严谨,如其所说属实,综合其它迹象,那么刚铁的祠堂就不可能建于永乐中,至多如沈榜所说,只是利用以前某个寺院的遗址,作为他的墓地所在。

   “黑山会”一词初为地名,屡见于有关碑文。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起首就说:“距都城西十八里,有地名黑山会,峰峦抱环……”(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35页。)但到万历壬辰大学士王家屏所撰写的《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中,对黑山会的解释就已经变化了:“若刚公者……葬黑山。黑山者,在燕万山中,庶几象祁连……于是诸贵人之从九原者会焉,故称会。”在这里,地名变成了“黑山”,而“黑山会”则成为宦官公墓的代称,比喻宦官死后都到这里来相会(注:“九原”本为山名,在今山西新绛县北,为春秋时代晋国贵族的墓地,后以此代指墓地。)。到万历三十五年冯有经所撰的《重修黑山会褒忠祠碑记》中,则说刚铁“卒葬黑山,因为之祠。祠曰褒忠,忠可知已。嗣后中贵人置会其间,岁时以上命致祀如礼,而建寺居僧以守之”(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8册,195页。)。似乎是说,自从建立了褒忠祠之后, 宦官则在这里建立了某种祭祀组织,黑山会则是指这一组织。

   关于以上两种解释,明代碑文中也还都有一些证据。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中说司设监太监黄珠见墓地残破不堪,“复□□发己帑,鸠□同事诸人,各抽所施”;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中说:“以故后先中贵,莫不以公为山斗准则,而仰之慕之;虽捐馆,咸依公墓侧,左环右□,前旋后□,无非仰公之为人,而乐从于地下也。”黄珠倡导修墓,则“一时中贵公咸笃高谊,莫不辐辏赞成之”。嘉靖三十年《护国寺记》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内官监掌印太监高忠见刚公祠墓“岁久倾圮”,便“约会诸公,各捐己资”云云(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5册,155页。)。 在嘉靖三十年《黑山会流芳碑记》碑阴的题名最末,还署有“义会张务本等”24人的名字。因此黑山会不仅是死人会聚的地方,而且的确有一部分宦官以此结成了某种特殊的联系(注:出现这样的宦官祭祀组织还有旁证,如嘉靖二十九年《义会寿茔地产碑》记:“坐落大兴县北八里庄魏村社……卖与内府内官监西□厂太监高等会中□造盖义会寿地,会中坐委住持明灯在□供祀香火,住坐永远管业……嘉靖十七年六月立。直隶顺天府大兴县魏村社八里庄东林庵。内官监太监会众高忠等于嘉靖二十年六月买到香火地四□,共计买地八十七亩五分,坐落关庄地方,每年出纳粮草银共四两五钱。”(《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5册,145—146页)。碑阴题有内官监、御马监、尚膳监、司苑局、惜薪司等衙门宦官的名字。)。

   到清末民国,黑山会便逐渐从一个公墓发展成为宦官养老送终的行业慈善组织的所在地。根据护国寺最后一代住持信修明(此人任至1950年该地被辟为革命公墓时止)的回忆录:“太监养老义会由明代至今,由来久矣。凡为太监者,无贵贱皆苦人,所以有养老义会之设……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其纯粹养老者,庙亦有二,一在北平市为北长街万寿兴隆寺,一在平西黑山护国寺……凡入会者……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做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后死者送先死者,较亲族有过焉。”(注: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燕山出版社,1992年,139—140页。)从光绪二十年《故宦官题名碑》中我们发现,清中叶以后,管理庙务总管谷丑、领善圆明园首领张成兴、杜庆,引善长春宫总管刘进喜,参与修葺的圆明园总管邵文英,乾清宫总管田廷魁等人均葬于此(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87页。)。这显然是明代公墓功能的一种延伸。

   但只要是有庙有神的地方,就必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或者说,刚铁的神化和祠庙的修建本来就采取了民间文化的形式,特别是明清宦官与民间社会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黑山会的祭祀组织也从宦官的内部组织向更大的空间扩展。黑山会明确有了祭祀组织,在清康熙年间称作“刚祖圣会”,似乎并不自称为“黑山会”。据《刚祖圣会碑》载,康熙五年,即四大臣辅政、裁抑宦官势力之时,司礼监监丞裴某、惜薪司管理郭宪臣、江宁织造卢九德、御用监管理赵琏城、御河等处提督焦继祖、帘子库管理马腾蛟“公议诚心复起胜事,春秋祭祀”。这表明以前已存在的祭祀组织,中断一时后于此时恢复。康熙二十五年“马腾蛟接领胜事”,成为会首,康熙四十年移交新的“接会之人”(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5册,182页。)。这时, 明代的大部分碑刻都得到修补,并分别补题“康熙四十年岁次辛巳合会内外众等捐资前后修补建新”字样。所谓“会内外众等”应该是指宦官和非宦官的各种参与者。

   在康熙四十年的另一块碑《重修褒忠护国寺刚祖祠堂记》碑阴题名中,还列有房山县正堂及黑山会各村众善人等地方官民的题名。可见尽管黑山会为宦官的祭祀组织,但该组织活动的参与者超出了宦官的范围,影响波及了整个黑山会地区的各个阶层。围绕着这里的祠庙建筑和刚铁神话,“四境士民,每年三月廿一日有黑山圣会,至今不衰。祠俗呼之曰刚祖庙”(注: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燕山出版社,1992年,137页。)。

   以庙会概称之的游神赛会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黑山会这一宦官祭祀组织最终与庙会组织合流,同专职的护国寺、褒忠祠演变为黑山神祠的综合体系一样,都表明了宦官群体与民间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当我们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原则的局限,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宦官群体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另一番景象。

  

   三 刚铁祠庙的故事

  

   可以肯定,黑山会纪念刚铁的地方,本来是元代的灵福寺。相传此寺是元至元年(1264年)间海云大师所建,“后经兵火,遗址尚存”(注: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出版社,1961年,197 页。)。据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记载,正统七年以前的刚铁墓“有堂……有祀,牌楼、石门之属,井井其备,历岁久,入于坏烂。”于是正统壬戌(正统七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对其加以修葺。但这里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些毁坏的建筑究竟是刚铁的祠墓呢,还是原来的灵福寺?又此碑文称为《重修黑山会坟茔碑》,并不称“重修刚铁祠”云云,可见这时未必有刚铁的祠庙。如果早有祠在此,按规定建祠时必然有祠碑,但这时也丝毫不见提及。如果是永乐间新修的祠堂,不至于到正统初仅20年的时间就已“坏烂”;经李德修复后,又不至于经50年的时间,到弘治黄珠时已“见其颓垣断□,□□蓄牧□”。从此碑及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来看,正统时李德的修缮工作,也许只是对残破的旧寺略加修整,弘治三年(庚戌)黄珠对此再加修复,而后司礼监太监覃昌“请于孝庙,令有司致祭,岁以清明为期,著为令典”,才使这里真正有了纪念刚铁的祠庙。因此弘治八年碑文还是《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而嘉靖以后的碑额就全然不同了。

   严格地说,认为永乐时就开始表彰刚铁,为他建祠立庙,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正统时李德、弘治初黄珠希望“借尸还魂”,不过只是修寺;到覃昌以后才使刚铁“死而复生”,是真正的建祠。否则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到嘉靖以后有关的碑文才突然多了起来。到此时,有关刚铁的神话通过祠祀制度的确立正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嘉靖六年(丁亥),有尚衣监太监李某、内官监左少监娄斌在刚铁墓的神道中建造了一座佛寺,碑文未记名称,但应该就是后来的护国寺。嘉靖九年(庚寅),司礼监太监张佐“见梵宇之当道,蔽然目前,甚非所以奠幽灵而慰忠魂,报功德而昭国典也。询之父老,□曰所无,遂决议迁之□地,以复旧制”。似乎张佐对佛寺或对建佛寺的太监颇为不满,因此这篇《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口气十分激愤,称“故我今日司礼□贤公有正大之□,□梵宇之非。不然,则刚公忠义之心无以慰□,先朝褒崇之典、悯□之意,□夫嗣续诸公景仰之诚举,无以昭□□后世矣”。对此,康熙四十年《刚祖祠记》称为,“司礼监张公佐以寺墓神道前,议□之东南数武,即今护国寺地也”(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5册,173页。古以六尺为步, 半步为武。)。而万历二十年《重修护国寺碑记》中则说:“……岁清明,以上命享,亦得称祠。而所称护国寺者,则由内官监太监李公德始也。嘉靖庚寅,大司礼张公佐撤寺,仍祠会之旧。”这说明建立在旧寺基础上的刚铁祠曾被改造为佛寺,后来这个佛寺又被恢复为刚铁祠。

   直到嘉靖二十九年,即“庚戌之变”发生的当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和内官监掌印太监高忠不仅重建了祠堂三间,又增两庑六间和石门一座,同时在其东南又购地再建了护国寺,从此开始了祠寺并存的体制。从表面看来,这种体制的目的是以寺养僧,再以僧守祠,所谓“公等念刚公有功于国,恐后为耕樵所废,延访行能之僧守之,相传崇奉香火,庶得经久”。这种情况,又不独此处,如有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阉人既卜葬于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注:《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七·寺观二》引龚景瀚《游大慧寺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548页。)。 无论如何,从此,这组建筑就被合称为“刚公祠寺”。祠称“刚公祠堂”,寺称护国寺。至于“褒忠”一词,嘉靖三十年(辛亥)徐阶所撰碑记称“护国褒忠祠”,万历三十五年冯有经所撰碑记称“褒忠祠”,至清乾隆、道光等碑均称“褒忠祠”,只有康熙四十年碑记称“褒忠护国寺刚祖祠堂”。

以上过程或许反映了多种因素的矛盾冲突。首先,这里的祠寺变化可能牵扯到嘉靖皇帝对佛道二教的态度。西直门外有大慧寺,为明正德间司礼监太监张雄所建。嘉靖中,麦福提督东厂,在寺左增建佑圣观,寺后又有真武祠。“盖当是时,世宗方尚道术,阉人惧其寺之一旦毁为道院也,故立道家之神祠于佛寺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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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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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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