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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真:经济外交研究的分析性视角及其路径

更新时间:2019-07-31 20:29:22
作者: 白云真  
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条件、工业状况、农业状况、商业状况、交往状况等。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制约着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反过来在运动形式则受到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制约。

  

   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形式,经济外交取决于一国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及其劳动分工状况以及与他国交往的发展程度,某种程度上维护自身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捍卫着特定劳动与部门的利益。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经济外交的形式与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经济外交是以特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及其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千篇一律的经济外交是不存在的。经济外交不仅仅从其本身或观念来理解,而且需要从物质的生活关系来理解。一国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其经济外交的进程,因而经济外交必定有其现实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并非立即影响到经济外交,但会或早或慢地影响着经济外交。随着一国经济外交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那么经济外交就越来越受到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四) 经济建构主义

  

   经济外交不仅取决于权力与利益,而且取决于目的与观念,也无法避免价值判断。然而经济建构主义并未得到有效地运用到经济外交研究之中,尽管经济建构主义成为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对权力、财富与安全的关注及其物质主义假设,经济建构主义强调主体间理解、观念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及其观念、知识与社会规范的权力。“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所有不确定性是由主体间建构而成的世界运行方式所解决的。”在建构主义看来,观念与规范等具有社会建构作用,即共有观念塑造着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世界。“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建构作用,而不是因果作用: 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因之产生作用,首先是因为观念使然。…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解释能力的权力和利益。”建构主义关注人类反思性的建构性权力。

  

   当然建构主义 “既不是个理论工具,也不是个研究计划”。作为一种分析性语言,建构主义强调认同、规范、知识等,然而理性主义侧重偏好、信息与策略等。建构主义并不把国家利益视为既定的、固定不变的,反而认为国家利益是社会互动而建构成的,强调国家行为的社会建构性质。“建构主义方法不是把角色和利益看成是既定的,而是质疑它们,把它们作为分析的对象。”观念与价值观及其结构界定着国家利益,从而界定着国家行为,而且国家外交在其进程中也会维护很多观念与价值观。国内/国际观念与价值观一般因时而变,致使国家利益及其外交发生相应的转变。

  

   由经济建构主义观之,经济外交受到对经济外交进程的主观偏好与理解、认同与信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的建构性影响,即经济外交实践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事实上,作为信念体系以及社会原则,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也社会建构着经济外交。经济外交所追求的利益并不是自然的或既定的,而是由观念与认同等主观性因素所建构与约束的,而且经济外交实践是由国内/国际观念和价值观所塑造的,并且由其赋予经济外交以意义。因而经济外交受到理性的概念、情势的判断、果敢与进取的精神与观念、强毅的民族精神与意志以及合理的知识与道德、价值观、公共舆论、意识形态等的影响与塑造。经济外交往往遵循着 “适当性逻辑”( a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争论逻辑”( a logic of argumentation) 而非 “结果逻辑” ( a logic of consequence) 。

  

   总而言之,经济外交影响因素中的权力、观念与利益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民族主义观、经济自由主义观等政治经济学思想本身就受到政治权力及其经济利益等维度的影响,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实践上,经济外交既需要国内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为基础,又需要足够的政治力量与观念力量的支撑。对此,或许可行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性折中主义。尽管折中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但是需要强调因时而中,而且各种分析性视角或方法是一种必要的启迪。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 “折衷主义不是进行精确的理论研究的一条道路,但有些时候它却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任何合理的经济外交行为必然参照理想与现实的影响因素,谋求调和理想与现实两种力量。

  

三、经济外交研究的未来路径

  

   高超的经济外交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需有辩证性质,因而它需要中国哲学思维的中国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往赋予经济外交一种特殊的意义,而且经济外交往往因事而异、因时而变、因势而进。对经济外交本质及其过程的判断需要辩证法思维,因而经济外交研究的中国化尤其需要思维方法论层面的支撑。

  

   (一) 中国辩证法与经济外交研究

  

   中国辩证法是以事件本体论 ( ontology of events) 为基础的,即中国辩证法强调因事而异,注重事物之间的总体性。关键性或危机性事件往往促成了经济外交的重新定位。根据每个经济外交实际问题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不同国家的经济外交反映了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政治与外交特点。每个时代的经济外交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个国家里各个时期又不相同,因而经济外交在所有国家以及一切历史时代都不可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将经济外交置于更长的时间框架中,开展比较研究,以加深对当前经济外交的理解。经济外交确亦实然。情势的变化无论保护还是自由,都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经济外交研究者与政策实践者必须观乎其时,审乎其势,洞察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性变化之大势,尤其是政治、经济与军事等诸多变化。

  

   中国辩证法的核心思想阴阳概念的互系性,即阴阳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不可分离的。在经济外交领域,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物质与观念、利益与道德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反作,相互渗透与转化,并且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而利益或许为经济外交之本,然而道德并非经济外交之末。经济外交的基础必定是道德与权力或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在经济外交中,忽视权力或利益与忽视道德都是致命的弱点。经济外交需要权衡是非、轻重、缓急,把握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国内市场保护与国际市场自由、经济利益与政治目标之间的矛盾及其对立统一关系、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由此观之,经济外交是个矛盾与斗争的进程,需要考虑极限与底线。经济外交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根据形势变化与矛盾转化而适时调整利益意识与道德意识,屈伸异变,怀柔相兼。

  

   (二) 中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外交研究

  

   相比于上述的四种政治经济学分析性视角,中国古代先哲最早对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探究与研究,因而中国被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尚书·洪范》中提出国家治理的八政中,第一政是食,第二政是货。管子则强调 “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亦即靠权衡轻重思考与解决一切问题。中国政治经济学意味着市场或经济在国家或政治 ( market in state or economicsin politics) 的范畴之中,而不是与此相反。由此观之,经济在外交之中 ( economics in diploma-cy) ,而非外交在经济之中。

  

   尤其是,管子将轻重观运用到国家对外行为中,以经济战、货币战等经济外交手段致使鲁梁两国不战而降。再者如梁启超对管子之外交的看法,“管子之外交,首在审天下之大势,观己国所处之位置何如,然后应之以施政策焉”。那么研究者需要判断农工商等不同产业的轻重,由此判定中国经济外交的轻重缓急。再者,管子认为 “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而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这意味着当变则变,变则通,但是原则不能变,道不能变。那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需要坚持通权达变的原则审视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政策及其实践。任何经济外交战略或政策都没有绝对性,不是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应该根据一定的时空条件来变通。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以国实民强而教化成为目标,那么中国经济外交不仅涉及政治与经济目标,而且包括知识与道德目标。研究者需要注重管子轻重论这一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此推进经济外交研究的中国化。

  

   (三) 当代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与经济外交研究

  

   新中国伟大的经济外交事件需要学者们加以解释与提升,加强概念化与理论化,将经济外交置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中,立足于宏大叙述的传统真正研究与认识当代中国经济外交,从而创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外交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事实上,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建构自身的概念、理论评判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而不是仅仅限于经验地研究中国经济外交实践,尚需以此为基础在中国经济外交叙事及其故事的基础上把经验概念化、观念化和理论化。“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因而研究者时而会仅仅局部或片面地理解与认识当代中国经济外交实践,受其蒙蔽,然而无法从整体上加以审视。

  

   在中国经济大外交的新时代,经济外交构成 “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经济外交并不局限于仅仅解决贸易、金融与发展等经济议题,更要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也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西方学者议题的有效路径和手段。“中国尚未做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政策与心理准备,缺乏强烈的大国意愿和明确的大国目标。但中国的经济外交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其中一些特点使中国较其他大国 而言,更具大国经济外交的潜质。”中国传统的是非观、义利观、怀柔观、王霸观等必然是理解与建构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外交的必要组成部分,进而推动经济外交研究的中国化。

  

   (四) 体用不二与经济外交研究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前者主要指本质、本体、实体,然而后者主要是指功用。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体用这一范畴及其体用不二方法论,即本体 ( 道) 以自身为原因,天地万物是道的作用和表现,是以道作为原因的,而且道是一个内在于万物的原因。对此,熊十力认为本体论是哲学的根本,“本论以体用不二立宗”。尽管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张之洞在 《劝学篇》中曾经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事实上中学、西学两者既相反相成,亦相持而长。因而中国经济外交研究者需要坚持体用不二、会通的原则,不执一端,以西方经济外交研究的术数充实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且需知其之精意通于中国经济外交及其研究,而知晓西方经济外交及其研究的固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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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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